摘要：高风险阶段，双方均无退让迹象。内塔尼亚胡公开威胁称，不排除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实施“斩首行动”；特朗普则知晓哈梅内伊行踪，并在社交媒体警告“所有人应立即撤离德黑兰”，被解读为对伊朗的进一步威慑。哈梅内伊则强硬回应，誓言“血债血偿”，并警告将对以色列本土发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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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纵横》邮发代号：80-942

✪ Vali Nasr |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 Trita Parsi(访) | 昆西研究所

✪ 桃小盐、义德(译) | 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导读】当前以伊冲突进入

高风险阶段，双方均无退让迹象。内塔尼亚胡公开威胁称，不排除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实施“斩首行动”；特朗普则知晓哈梅内伊行踪，并在社交媒体警告“所有人应立即撤离德黑兰”，被解读为对伊朗的进一步威慑。哈梅内伊则强硬回应，誓言“血债血偿”，并警告将对以色列本土发动更大规模打击，甚至暗示可能动用“终极手段”。

本文认为，与西方主流叙事“宗教狂热的扩张主义者”伊朗不同，真实的伊朗核心战略动机是生存，而非意识形态输出。

值得注意的是，哈梅内伊的强硬表态可能面临多重制约：伊朗国内

失业率与通胀高企，民众对“革命输出”日益厌倦；但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事实又使

革命卫队演变为掌控经济命脉的“军事寡头”，更偏向对外强硬政策。这使得哈梅内伊的“放狠话”更像是一种外交姿态，威慑与谈判并行，而非预示全面开战。但

当前，伊朗与以色列的对抗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大国博弈的新支点。倘若美国继续以“

伊朗的大战略

▍伊朗战略的生存逻辑与西方认知偏差

帕西：我是昆西研究所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西，该智库位于华盛顿，致力于推动美国外交政策从无休止的战争转向严谨外交，主张以“外交与军事克制”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战略。伊朗为何采取这样的行为？西方对伊朗外交政策还存在哪些误解？这是您的书《伊朗大战略，一部政治史》所探讨的重要问题。

您打破了“伊朗是一个非理性意识形态驱动型国家”的迷思。您通过对罕见的伊朗内部人士采访揭示：伊朗的外交政策、核能力追求、前沿防御策略及对美国力量的“蔑视”，并非源于教条，而是由战争创伤、国际孤立与生存恐惧塑造的冷酷务实逻辑。从两伊战争到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后果，书中全面重新解读了伊朗的长期战略博弈，以及其对美国在中东政策的启示。

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本书对理解伊朗行为的深层动机、纠正华盛顿的误判至关重要。若以正确外交方式推进，特朗普政府与伊朗仍存在达成协议的可能。我们很高兴今天能邀请到您，您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学院国际事务与中东研究教授。您提出的论点是什么，以及它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纳斯尔：这本书我写了约10年，这期间美伊关系经历了从首个核协议到美国撤军、美国“极限制裁”政策、阿拉伯之春的冲击直至当下局势的复杂演变。每当局势紧张，总有人将伊朗简化为一个“毛拉领导的神权国家”，认为其行为受意识形态驱动甚至是非理性的。即便部分政策制定者观点更复杂，也未必承认伊朗与其他美国对手一样，有着基于国家安全的战略逻辑，包括对威胁与机遇的认知，以及利益计算。若不理解这一点，便无法真正解读伊朗的行动，比如其坚持铀浓缩的权利，本质是国家安全考量而非单纯造核弹。

颇具讽刺的是，伊朗其实对信息持开放态度。大量关于其外交政策的回忆录、口述历史已经被公开，涵盖革命初期、两伊战争及前沿防御等关键时期。这些资料揭示，意识形态在革命初期虽重要，但反美主义有更深历史根源，且并非宗教派别的垄断——世俗共产主义左翼的反美倾向更加强烈，或者说在使伊朗革命反美方面的影响与宗教势力相当。同时，霍梅尼思想的核心是伊朗独立。从19世纪被英俄殖民、二战被占领，到美国推翻伊朗摩萨台政府，伊朗将革命前的历史视为殖民史，因此革命的首要成就并非伊斯兰化，而是摆脱美国控制。这种对独立的执念贯穿至今，使伊朗在制裁与冲突中持续维护主权，国家战略始终围绕反殖民依赖和为独立的斗争而展开。

首先，伊朗的核心诉求是让美国撤出伊朗、退出中东，本质上就是别干涉其事务，从而使自身实现独立自主。我在书中开篇讲述了一则轶事：在第一次核协议前后，一位伊朗高级领导人与基辛格会面，基辛格曾在专栏中质疑伊朗何时能以一个“国家”而非一场“运动”的姿态行事，以及何时会停止在中东与美国对抗；而伊朗方面则回应，他们更希望美国停止对伊朗的干涉。这一互动凸显了伊朗的核心诉求：并非谋求征服世界，而是争取独立发展的权利，这种对主权独立的渴望，正是驱动伊朗外交战略的重要因素。

此外，两伊战争与美国入侵伊拉克堪称伊朗的变革性事件，八年残酷的两伊战争塑造了伊朗领导层的认知，例如苏莱曼尼将军和其他伊朗革命卫队（IRGC）指挥官们的认知，他们亲历伊朗孤立无援、艰难求生并收复领土的过程，这深刻塑造了他们对联合国、阿拉伯邻国及美国的看法；而美国单方面撕毁核协议、威胁发动战争，更被伊朗视为背信弃义的行为。这些经历被伊朗领导层深度解读、内化，最终融入其对外策略之中。简而言之，美国始终被伊朗视为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因此，伊朗在地区事务中的野心与恐惧、谈判与对抗，都需要从这一核心认知出发进行理解，这才是把握伊朗战略行为逻辑的关键所在。

帕西：正如您所指出的，伊朗对独立的坚持，不仅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不会放弃浓缩铀，而且还体现在对相关合作形式，诸如地区核工业联盟的态度上——只要可以在伊朗土地上继续浓缩铀，让伊朗保持核浓缩的独立权利。您在书中还提到了伊朗的前沿防御战略（forward defense strategy）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沙阿时期（注：即卡扎尔王朝）的“绿色战略”，而且存在内在连续性，尽管两个政权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什么是前沿防御战略？它如何运作？又与沙阿时期在伊斯兰革命前所推行的战略有哪些相似之处？

纳斯尔：尽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意识形态上批判沙阿是美国傀儡，但事实上，沙阿同样将伊朗定位为地区大国，且在战略层面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面临相似的现实处境。伊朗国土广袤、民族自豪感强烈，拥有悠久文明，但地缘政治上相对孤立：伊朗的语言为波斯语，区别于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宗教以什叶派为主，与逊尼派主导的周边国家形成差异；虽地处中东核心，却难以融入地区环境。这种地缘与文化的特殊性，是沙阿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在安全威胁认知上，二者也有共通逻辑。沙阿时期，伊朗将苏联视为最大威胁，这种威胁不仅来自伊苏边境，还通过苏联支持的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渗透。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言，美国取代苏联成为头号威胁，且同样借由伊拉克对伊朗形成压力。1980年两伊战争时期，伊朗认为背后有美、以、阿拉伯国家支持萨达姆入侵；接着2003年美国直接军事占领伊拉克，更让伊朗感到威胁迫在眉睫。

因此，伊朗认定其面临的主要威胁并非来自土库曼斯坦、土耳其、巴基斯坦，或阿塞拜疆。真正的威胁来自两伊边境，那里容易受到阿拉伯世界影响。阿拉伯势力被视为核心安全威胁。这一认知在沙阿时代与伊斯兰共和国时期一脉相承，沙阿政权因此与以色列结盟，伊斯兰共和国亦然。但在20世纪70年代，伊朗意识到，在阿拉伯世界自保的关键是构建区域存在，沙阿政权通过与库尔德人结盟、扶持黎巴嫩什叶派民兵，甚至承担波斯湾安全责任，比如1973年应阿曼苏丹请求出兵，协助平定佐法尔地区分裂主义叛乱，从而扩大地区影响力。这与伊斯兰共和国从黎巴嫩起步的策略路径一致。沙阿时期负责阿拉伯事务的萨瓦克官员曾称“若不想在地中海流血，就必须应对境内敌人”，此理念与苏莱曼尼将军如出一辙。

所以战略现实是，伊斯兰共和国早期对阿拉伯世界抱有敌意，如今转向主动接触，这一转变重现了沙阿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的战略困境。因纳赛尔泛阿拉伯主义、复兴党势力及伊拉克威胁，沙阿政权最终选择与萨达姆和解、接纳萨达特。伊朗边界太脆弱了，前沿防御实质上是伊朗对自身防御弱点的承认，即伊朗胡泽斯坦边境（注：与伊拉克接壤的伊朗省份，两伊战争期间的主要战场）易受阿拉伯军队威胁，边界防御薄弱迫使伊朗必须介入阿拉伯事务以保障国家安全。尽管这种介入存在风险，比如叙利亚危机的反噬，但对伊朗而言，置身事外更不可行。沙阿与伊斯兰共和国均未能找到规避此类风险的完美方案。

帕西：您提到2003年叙利亚与伊朗的一次关键会晤推动了该战略的重大升级，并使其成为了过去20年的形态。事实上，20世纪80和90年代这种对阿拉伯世界的深度介入战略尚未成型，伊朗人彼时的尝试甚至引发了伊拉克入侵。能否介绍这次会议的背景与具体内容？

纳斯尔：我们必须承认伊朗在黎巴嫩真主党的存在本是针对以色列的威胁管理，但美国入侵伊拉克后，伊朗与叙利亚都清楚美国的目标不止于伊拉克——老布什在海湾战争中仅进行了有限的行动，把萨达姆驱逐出科威特，恢复科威特主权，但并没有重塑中东的野心。而小布什政府则更雄心勃勃地旨在重塑中东，在伊拉克之后处理叙利亚、伊朗等被其列为的所谓“流氓国家”。再次，伊朗高层回忆录，例如伊拉克战争后首任伊朗驻伊拉克大使记载明确地指出，伊朗坚信美国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

伊朗很快就采取了行动。改革派总统哈塔米曾试图接触美国，在一份文件中提议就核问题与真主党议题谈判（注：指2003年由伊朗驻瑞士大使馆传递的寻求与美国谈判的备忘录），但美方假装从未收到这份信息，并采取了与今天类似的态度——以“伊朗弱势论”拒绝回应。特朗普政府没有犯同样的错误，尽管以色列告诉美国不要与伊朗谈判，应该直接攻击伊朗。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不赞成哈塔米总统与美接触，转而将防务任务交给苏莱曼尼将军。同期哈梅内伊与阿萨德在伊拉克战争前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达成共识，即“抵抗是减缓美国速度的唯一途径”。伊拉克军队迅速溃败后，叙利亚支持逊尼派叛乱，苏莱曼尼则在伊拉克南部组建什叶派武装。双方未料抵抗运动如此成功，甚至被伊朗多年后视为迫使奥巴马政府转向亚洲战略的关键。尽管这一认知或有夸大，但对伊朗而言极具象征意义。由于在伊拉克的行动，苏莱曼尼成为了革命卫队的一位伟大英雄。

伊朗由此强调建立民兵组织并进行非对称战争来作为安全策略的核心，这一模式实则源于应急。2003年美军快速攻占巴格达后，伊朗清楚用坦克、飞机和大炮等常规军事力量无法抗衡，转而借鉴两伊战争中的游击战经验与真主党对以作战模式，以非对称手段构建防御。这种策略本是应对美军入侵威胁的无奈之举，却因在伊拉克等地的成功实践，逐步成为其地区战略的支柱。

帕西：您的观点是认为伊朗的战略最初是防御性的。毕竟美国入侵伊拉克，而伊朗此前也遭过伊拉克入侵，其安全威胁感极强。该战略旨在尽可能地阻止美军从巴格达或大马士革进一步向德黑兰推进。但中东一些国家认为，伊朗试图在整个地区建立霸权，且这种野心并非出于防御或生存焦虑，而是源于波斯帝国建立2500年来主宰地区的渴望。您如何看待这种评估？这一战略是否从防御起步，却因意外成功而转向地区霸权扩张？

纳斯尔：在历史上我们已经看到过这样的情况：一方的防御可能被视为另一方的进攻，如俄罗斯以抵御北约威胁来解释对乌克兰的行动。也有可能战争或战略一开始是防御性的，然后在某个时候执行它的人会看到其中的野心。伊朗战略是否如此呢？我们需要从事实出发：没有任何回忆录或历史记载能证明其存在一个主宰中东的宏伟计划。当美国进驻伊拉克时，伊朗的恐慌是真实的；而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时，伊朗的危机感同样强烈。哈梅内伊曾对他派往叙利亚的指挥官有过如此训示：当指挥官们抱怨阿萨德不听他们的话、伊朗无法拯救此地而应该撤离时，哈梅内伊告诉他们“阿萨德就像一个病人，必须强制医治”。换句话说，这清晰反映出伊朗当时的核心诉求是防止叙利亚沦陷引发连锁危机，而非主动扩张。直到2016年击败伊斯兰国（ISIS）后，伊朗才开始在叙利亚谋划反以色列基地，显露出了区域野心。但并不是他们2011年介入时的初衷，而属于防御成功后的策略延伸。2011年人们担心一旦阿萨德失败，巴格达将无法维持下去，伊朗将会陷入困境。以色列、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和美国的联合将像海啸一样袭击伊朗。所以伊朗为支持叙利亚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尽管外界视为“浪费”，但对伊朗而言并非如此，因为他们挽救了那个时刻并击败了伊斯兰国。

所以我认为阿拉伯人对伊朗的历史认知存在偏差。但这并非否认伊朗在阿拉伯领土的地缘扩张现实和其行为对地区国家构成的安全压力，更不是否定伊朗可能存在的中东帝国想象。关键在于，伊朗的战略实践中并未形成系统性的霸权扩张计划，其国家行为始终交织着双重逻辑：既有区域影响力诉求，更面临切实的战略安全困境。这种困境因美国入侵伊拉克而加剧，随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危机而深化，至今仍是伊朗战略决策的核心变量。梳理伊朗内部文献与政治精英回忆录可见，其战略思维始终围绕捍卫革命、维护共和国政权和保障国家主权展开。对伊朗而言，国家、革命与伊斯兰共和国三者是一体的，其政策话语中鲜见扩张的思想，更多聚焦于防御和保护的逻辑。

▍革命卫队的权力扩张与国家治理转型

帕西：前沿防御听起来很像美国的“首要”大战略（Strategy of primacy），也即认定美国需要在几乎全世界都占据支配地位，否则动荡最终将波及美国本身，并构成威胁。当然，美伊两国战略的规模有明显的差距：美国正在跨越两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来实施其战略，并且不可避免地在某些地方起到了反效果。相比之下，伊朗的战略更加专注于其所在地区。但伊朗和美国的战略都在各自国内产生了国家安全化的影响。您在书中写道，此时的革命已经不再基于霍梅尼“教法学家治国”（Velayat-e Faqih）的理论和概念，而是变成了抵抗（resistance）。而抵抗意味着彻底的安全化。请您解释一下这个过程以及它对当下的意义。

纳斯尔：伊朗自革命后第二年其就处于持续战争状态：八年的两伊战争中，伊朗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认为自己处于与美国的对抗中。从德黑兰的角度，美国首先用

来源：文化纵横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