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四川为例，1936年四川出口货物的构成就以农副产品为主，其中猪鬃等畜产品占23%，桐油占20%，生丝和药材分别占15%和12%。

抗战时期，西南地区通过国际交通线出口的主要农副产品为桐油、猪鬃、茶叶、生丝等。

近代以来，随着上海、重庆等城市的开埠，西南地区的农副产品开始大量出口。

以四川为例，1936年四川出口货物的构成就以农副产品为主，其中猪鬃等畜产品占23%，桐油占20%，生丝和药材分别占15%和12%。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由于桐油、猪鬃、生丝、羊毛、茶叶是中美和中苏易货贸易的重要物资，农副产品在大后方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极其重要。

据统计，战时贸易委员会及其所辖公司共收购桐油约1.7亿公斤，茶叶1000万公斤，猪鬃约450万公斤，生丝约250万公斤，羊毛约2300万公斤，驼毛约120万公斤，皮毛约583万张，食用药材、苎麻、五倍子、肠衣等杂货140万公斤，这些易货偿债物资的总价值在6000万美金以上。

工厂女工在制作猪鬃刷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猪鬃古称“刚鬣”，是猪颈部和背脊部生长的5厘米以上的刚毛。

猪鬃由于刚韧而富有弹性，具有耐潮湿、不受冷热影响、不易变形等特点，是军需和工业用刷的理想原料。

我国猪鬃的最大产地是西南地区，1938年，川滇黔桂四省猪鬃的总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24%，其中四川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13.9%，广西、云南和贵州的产量则分别占4.3%、3.6%和2.2%。

猪鬃出口值在中国出口货值中所占百分比一直较小，1937年至1943年间每年为2%至4%，尤其是1942年仅为0.1%。

不过，到1944年，猪鬃货值占出口货值的百分比剧增到41.6%，成为中国当年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年国际市场对猪鬃的需求旺盛，加之猪鬃具有重量轻、价值高等特点，非常适合于驼峰空运。

所以，大后方猪鬃出口百分比的变化，受对外交通运输和国际市场需求双重影响的结果。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以前，广九粤汉铁路运送了大量猪鬃出口。广州沦陷后，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承担主要运输任务。

以滇越铁路为例，1939年共运输3166公担猪鬃，货值为国币2298146元，占滇越铁路出口货运总值的2.48%。

这其中，云南猪鬃的出口发展迅速。1937年，云南出口猪鬃仅为773公担，到1938年增至1076公担，较1937年增加30%，1939年又进一步增至4400公担。

由于滇越铁路在1937年至1940年6月间的交通地位日趋重要，地处滇越铁路沿线的蒙自口岸的猪鬃出口量也进一步增加。

1936年，蒙自口岸仅出口猪鬃83吨，1937年增至121吨，1938年剧增至465吨，1939年为244吨，1940年为675吨。

1942年5月，由于西南后方的对外陆路交通中断，驼峰空运成为西南大后方唯一的对外空中通道，猪鬃也成为驼峰空运的重要出口物资。

不过，这一年的猪鬃出口量仅为64吨。1943年，随着驼峰空运运量的增加，猪鬃出口量有所回升。

到1944年，猪鬃出口量进一步增加至1943吨。1945年，由于下半年中国运输的主要任务是复员运输，猪鬃出口运输大受影响，仅为603吨。

因此，战时中国猪鬃出口与西南国际交通运输息息相关。

猪鬃由于重量轻、价格高，其出口受国际交通运输的影响相对桐油较小。

由于战时美国对猪鬃的需求旺盛,猪鬃价格得以上涨。在1937年至1939年间，中国第27号配箱猪鬃的价格,在纽约每磅为1.5美元，1940年1月涨至1.9美元，同年9月涨至2.15美元，1941年7月涨至2.4美元，1942年3月高达5.5美元。

猪鬃价格的猛涨，刺激了大后方猪鬃业的发展。

为扩大猪鬃的出口，贸易委员会核准其下属业务公司与中国银行共同出资，通过预付货款、熟鬃抵押、外汇补贴等具体措施，从资金上扶持。

在此背景下，战时后方猪鬃业发展较为迅速，仅在四川,“从事猪鬃收购、运输、加工、包装、交易等项工作的大约有300余万人”,其中，四川畜产公司拥有职员257名，技工、粗工3000余人，公司资本达50万元，在重庆龙门浩、王家嘴、大渡口、嘉定易家坝、南充钟家巷、叙府水巷街和贵阳交通路建有7个猪鬃工厂，月产熟鬃675担，成为战时四川最大的工贸集团之一。

四川畜产公司古耕虞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除了四川畜产公司，四川猪鬃企业还包括宝丰、和源和崇德，它们被称为猪鬃行业的“四大公司”。

宝丰在重庆有4家洗制工厂，共有工人700余人，所出产品以“MF”为商标。

崇德所设的洗制工厂，在重庆有2家，在南充、万县各有1家，共有工人800余人,产品商标系“飞机牌”。

和源所设的洗制工厂，重庆有2家，南充、泸县各有1家，共有工人600余人，产品以“ABC”为商标。

这3家公司在省内省外均设立外庄，各公司与富华公司(1942年以后为复兴公司)每年签订的供应猪鬃合同，共1.5万关担。

其中川畜为7000关担，宝丰为3500关担，崇德为3000关担，和源先为1000关担，后来增为2500关担。其他较小的几家签约商，合计有2000关担至3000关担。

云南也是大后方重要的猪鬃产地，在1942年前通过滇越铁路或滇缅公路运输出口，1942年及以后则主要通过驼峰航线从昆明运输出口。

1937年至1938年，云南畜产公司在昆明成立洗鬃厂，有工人400余人;杨汉江在昆明设立洗鬃厂，有工人100余人;

同时期，四川利昌公司在昆明设立机构，专门收购成品猪鬃，所有收购之熟鬃，概行运至印度加尔各答销售;

1937年至1940年，四川义生公司在昆明设立洗鬃工厂，工人约150人；

1942年至1944年，安丰在昆明设立洗鬃工厂,工人约有300人；1942年至1945年，英商对珍洋行在昆明收购成品，从畹町出口,运往国外销售。

当时，贵州的猪鬃产量不及四川和云南，每月可收购猪鬃1000斤，旺月可达1万斤以上，1/3供省内洗房洗制，其余2/3由四川省的猪鬃加工厂收购。

贵州省内猪鬃洗房以四川畜产贸易公司为最大，在安顺和贵阳各设1家企业，贵阳还有3家洗房，即新华猪鬃厂、太玄猪鬃厂和贵阳猪鬃制造工人合作工厂。

此外，陕西也是大后方重要的猪鬃产区，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猪鬃交易量约300万担，其中内销量约150万担，占总销量的一半。抗战爆发以后，由于对外运输日益困难，内销量有增加趋势。

陕西猪鬃最大的市场为西安，到1942年左右,约有商号20家。1939年12月，陕西战时物产运销处在西安筹设了猪鬃厂，这是西北洗拣猪鬃的唯一工厂，有工人40余名，该厂每天可生产黑猪鬃约四五十斤，运往重庆，再由贸易委员会运往香港销售。

抗战时期，生丝也是大后方重要的出口产品。仅1939年一年，滇越铁路的生丝出口货运量为243公担，货值为国币316678元。

1940年6月至1942年5月，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国际运输相继中断，1942年5月驼峰航线开辟后，生丝由于质量轻，成为驼峰空运的重要物资。

以四川为例，生丝因为质轻价贵，航空外运较便，因此国际市场亦较前好转，维持了一定数量的出口。缅甸、越南所需粗丝，亦托丝业公司产制。

1940年，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购粗丝2100担销缅甸，细丝1600担销美苏。

四川蚕丝工厂女工操作机械。1940年4月24日。

1943年，中国以生丝运美易货偿债,每磅生丝价格最高达25美元，最低亦为22美元。因此，省内丝价上扬,每关担为110万元，较上年同期售价高30万元，提高了3倍多。

1937年至1949年间，四川生丝每年的平均产量在2万担左右，外销约1万担，其中销欧美约6000担，缅甸约4000担。内销约1万担，其中成都区约3500担，嘉定区3000担，顺庆区约2000担，其他区约1500担。

不过，战时大后方生丝出口运输较战前不便，影响了战时中国的生丝生产，直接导致产量下降。

全面抗战前中国生丝的总产量是142455担，但战时却锐减至34074担，战时产量仅为战前产量的23.92%。

西南交通的变迁，不仅使产量发生了明显变化，也使得生丝内销与外销的比例也发生了变化。

在战前1933年至1937年间，外销比重占总产量的65.59%，而战时的1937年至1946年间，外销比重仅为总产量的28.51%，内销量剧增至总产量的71.49%。

从此可以看出，生丝产销发生了很大变化。其首先是因为西南国际交通运输的日益困难，生丝产量锐减。其次是由于出口锐减，大量生丝不得不内销，因而内销比重增加。

为适应生丝出口的需要，大后方生丝行业不断地改进技术，尤其以四川生丝业的影响最大。

1937年，四川省政府联合川康兴业公司、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复兴公司等公司，集资成立了四川丝业公司，以改良四川蚕种、生丝副产品为宗旨。

公司成立时，资本为国币167.6万元，以后逐年增加，1938年为300万元，1940年为400万元，1941年1200万元，1942年为3000万元，到1945年为1亿元。

西南地区也是中药材的重要产地，仅四川就出产120多种药材，其中黄姜年产200千克以上，川芎、当归、白芍、枳壳等药材年产100千克以上，天雄、陈皮、大黄、党参、白姜、巴豆、半夏、羌活等药材年产50千克至100千克，白芷、杜仲、麦冬、黄芪等年产10千克至50千克。

1931年至1937年，四川平均每年出口124136149斤,合国币4144133元，出口值居四川出口物资的第四位。

全面抗战前，四川中药材汇集于重庆后通过长江水运运至上海出口，抗战爆发以后，由于长江航运被阻塞，中药材汇集重庆后改由汽车运输或水运运至昆明，然后再通过滇越铁路运输出口。

1942年，随着香港以及东南亚相继被日军占领，四川出口药材改由驼峰航线空运出口。

关于战时中国中药材出口数量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战时中国主要中药材出口数量统计表 (单位:吨)

从上表可以看出战时中国尤其是大后方主要中药材的出口量急剧减少，尤其是1942年以后出口锐减，五倍子、桂皮和大黄1942年的出口量分别仅为1941年的48.41%、4.53%和1.08%。

1943年，中药材的出口量进一步减少，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另外，由于中药材出口日益困难，1942年至1945年间大后方的药材业也大受影响,生产急剧萎缩。

全面抗战前，中国所产桐油内销量占总量的25%至30%，其余大部分运往各出口市场，然后再外销国际市场，主要用作油漆、印刷油墨、防水纺织品、电气用品、军需用品等。

桐油产量最大的四川年产桐油80万担，占全国总产量的30%以上。贵州桐油年产量为16万余担，广西桐油年产量在40万担上下。

这一时期，西南长江上游流域的桐油出口运输以水运为主，上海是长江上游流域桐油的重要出口市场。

抗战爆发后，大后方桐油的出口运输方式与出口运输路线发生改变。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四川所产桐油在重庆由长江水运至汉口后，改用粤汉铁路运至广州，再通过广州出口香港。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四川桐油改运昆明，再通过滇越铁路运往越南海防，然后再运往香港出口。

1942年，随着驼峰航线的开辟，四川桐油运至昆明后再通过驼峰航线空运出口。

大后方另一桐油产区广西的桐油运输路线在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主要集中于梧州，再通过西江航运经广州运往香港出口。

广州沦陷后，运输路线不得已改由向西入云南，通过滇越铁路或滇缅公路出口。1942年以后，部分改道通过驼峰空运出口。

1938年10月以前，粤汉、广九铁路运送了大量桐油出口。以后，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以桐油运输为主。1939年,滇越铁路共运输桐油117546公担，运量占滇越铁路总出口货运运量的28.13%。

在西南运输处经办滇缅路运输期间，仅该处经滇缅公路出口的桐油就有6600吨。

随着战时西南国际交通运输越来越困难，大后方桐油业受到严重影响,尤其是到1942年5月，由于滇缅公路国际运输中断，西南桐油出口量进一步剧减。

据统计，1937年度中国出口的桐油为1029780担，以后逐年递减,到1942年1月至11月间跌至8435担，仅为1937年的0.82%，而1943年1月至5月间则仅为95担。

1942年，随着大后方桐油出口量的急剧减少，作为全国第一桐油产量大省的四川，桐油出口量也从1937年的681451担锐减至1940年的241391担(120)，降幅达64.58%。

虽然战时中国尤其是大后方各省桐油出口量逐年减少，但大后方各省的桐油产量并未急剧减少，全面抗战期间，中国桐油的总产量为120万担，受对外运输越来越不便的影响，与战前136万担的产量相比，桐油产量减少的幅度还是没有桐油出口减少的幅度大。

一方面，这是因为中国桐油生产具有一定的惯性，不可能立即迅速剧减，另一方面是大后方桐油内销量的增加。

1942年至1945年，贸易委员会收购的桐油中，内销量高达55234吨，外销量为12956吨，内销量占总销量的81%。因此，桐油业从原来的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转化。

为解决桐油内销的问题，贸易委员会“原有放宽内销统制之措施，惟适值桐油提炼汽油试验成功，公私炼厂相继成立，桐油有求过于供之势”。

为调节供应起见，贸易委员会在1942年7月间拟定了《全国桐油调节管理暂行办法》,呈奉核定施行，并在产油较丰、炼厂较多之地区，划定桐油管理区域，由经济部指定公告，依法实施管理。

对于各炼厂所需桐油原料，均经商同经济部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及运输统制局，逐月规定数量，由复兴公司分别订约供应，其售价恒低于市价10%以上。

随着各地桐油炼油厂的陆续成立，大后方的炼油业也逐步发展起来。1939年，交通部在重庆设立动力燃料厂，从桐油中提炼汽油、柴油、煤油及润滑油代替品。

同时，以提炼原油为业的桐油炼贮厂也纷纷成立，尤其以重庆市及其附近区域的炼油工厂最多，每月的产量约占后方全部产量的2/3。

在这些炼油企业中，动力油料厂设备最好，次之为兵工署、军政部交通司和运输统制局所设各厂，民营炼油厂以建成、中国、大华等厂较为完备。

到1943年6月止，大后方地区经核准登记的公私炼油厂已经达到60余家，代汽油年生产能力约290万加仑。

截至1944年，重庆有植物油炼油厂14家，计江北6家、小龙坎2家、北碚1家。资本最高者达200万元，最少者也有1万元。

其中，以重庆动力燃料厂、中国炼油厂和中国植物油料厂炼油厂规模最大，分别各有资本200万元。

此外，规模较大的炼油厂还有资本为100万元的大华炼油厂，资本为20万元的美亚炼油厂，资本为10万元的民生实业公司炼油厂，资本为10万元的建成炼油厂。

重庆动力燃料厂厂长徐名材 图片来自网络

据不完全统计，动力燃料厂每月生产代汽油7000加仑至1万加仑，柴油3万加仑;

民生实业公司炼油厂每月出产柴油20吨;

中央工业试验所油脂实验工厂每月出产代汽油、代煤油各150加仑;

建成炼油厂每月生产代汽油500加仑，代煤油3000加仑;

中国炼油厂每月生产代汽油3000加仑;

大华炼油厂每月生产代汽油、代煤油共5500加仑，代柴油、润滑油共20余吨;

新源炼油厂每月生产代汽油3000加仑，代煤油1200加仑及代柴油10吨;

美亚炼油厂每月生产代柴油9000加仑;

裕康炼油厂每月生产代汽油、代煤油共1000加仑,代柴油1000加仑。

西南炼油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扩大了桐油的内需，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桐油内销问题，推动了后方桐油的生产;

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后方汽油、柴油严重缺乏的危机，对后方的交通运输业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来源：子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