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伪史论”对古埃及文明真实性的诘难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认为纸莎草的产量太少，进而推定制成的莎草纸数量有限、价格昂贵，不是一般人用得起的东西，不足以承载海量的内容记录。自然也不可能承载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内容，进而推导出古代那些学者如亚里士多德都

“西方伪史论”对古埃及文明真实性的诘难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认为纸莎草的产量太少，进而推定制成的莎草纸数量有限、价格昂贵，不是一般人用得起的东西，不足以承载海量的内容记录。自然也不可能承载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内容，进而推导出古代那些学者如亚里士多德都是假的。

二是认为莎草纸作为主要的书写载体，其原料纸莎草只是一种植物草，比泥板还脆弱，保存时间不可能有几千年，甚至散布纸莎草就是普通“草”或“树叶”的无知言论。

三是认为古代文献的书写墨水都有腐蚀性，出土的莎草纸文献看不见腐蚀效果，所以一定是西方人使用无腐蚀性的碳素墨水伪造出来的。

四是认为象形文字破译者商博良年纪轻轻不可能一下子破译难如天书的象形文字。

这些伪史论者无视几百年来连续考古出土的大量古埃及文物，也无视碳14技术对出土文物的科学鉴定，更无视埃及与中国政府的现代文化交流成果，只是一味提出自以为是的质疑，企图靠自说自话、自问自答编造一种不成体系的学说，只能说他们又自大又无知。

不过，“西方伪史论”对纸草书数量和质量的质疑、对年轻学者是否具备破译能力的质疑——虽然在懂行人看来很幼稚——还是让普通大众产生了疑惑。这就有了解惑的必要。

纸莎草除了自然繁殖外，还能全年人工播种，因此它是地球上生长最快、产量最高的植物之一。古代尼罗河流域的湿地沼泽数量众多、面积巨大，根据枯水期（2月-5月）和泛滥期（6月-10月）不同情况，约有数十万至上百万公顷的沼地面积，都曾经长满了天然的纸莎草。

比如上游支流之一白尼罗河与加扎勒河、朱尔河、通季河汇流处有一片苏德沼泽，平时约有三万平方公里，雨季期间会超过十三万平方公里。1862年英国探险家塞缪尔·怀特·贝克夫妻在这里共同目睹到了自然生长下的纸莎草丛林，高大挺拔，一望无垠，蔚为壮观。

可惜后来因为经济价值的逐步丧失，纸莎草生长地也逐渐被其他经济作物垦殖。自公元639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起，越来越多的沼泽被改造成农田，纸莎草慢慢消失，最终只残留部分于埃及哈尔图姆地区北部的尼罗河谷地。

需要强调的是，古埃及的纸莎草可不是小草，而是普遍高达三四米、粗如腕臂的巨草。它的生长周期为9-12个月——在托勒密王朝时期，经人工栽培后一年四季都能收割。其中6-8月因避开了尼罗河泛滥的时间，成为最主要的收割季节。这似乎比韭菜还要耐割！

天然纸莎草的每亩年均产量约为3.6吨干草，由此估算出每公顷年产量约为54吨干草。基于现代纸莎草复原技术的制作分析，干纸莎草制作成莎草纸的损耗比约为3:1，即每公顷纸莎草产量能制作出13.5吨莎草纸。

再基于现代考古学家对古埃及沼泽规模的测算分析，得出生长纸莎草的沼泽总面积约为6500平方公里——这无疑是一个相对保守的数字——即65万公顷。由于纸莎草还有其他用途，所以预估只有20%沼地面积产量用于造纸，那么结合上述单位产量，可以计算出莎草纸年均总产量约为175.5万吨。

单张莎草纸的纸质感很像现代80克标准铜版纸，尺寸也相差无几。这一点可能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如果按单张80克重量估算，每吨莎草纸约等于1.25万张纸。

由此可以估算古埃及每年能生产出219.375亿张莎草纸。

公元元年是古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环地中海世界的人口数约为5500万人（同期西汉帝国人口数约为6500万人），219.375亿的产量数字足以保证每年人均消耗398张莎草纸，但实际每年只有不到1%的人需要消耗纸张。毫无疑问这个产能数字满足古代世界的用纸需求绰绰有余。

再举个例子，一张莎草纸单面一般能写10-20行字，《亚里士多德全集》约三百万字，分445270行，算下来双面抄写的话，大概需要用到22264-11132张莎草纸，相应重量约为1781.12-890.56公斤。这些数字虽然比较惊人——毕竟古代知识都是昂贵的——但也达不到伪史论者认为会缺乏充足纸张抄写的夸张程度。

经考古统计发现，公元前3世纪-公元7世纪期间的古埃及人信件数量大约有90%写在莎草纸上。托勒密王朝时期的亚历山大城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显然和拥有莎草纸原产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密不可分。

经考古确认，约公元200年古罗马统治时期，埃及境内已有好多规模化的莎草纸制造工坊，包括亚历山大港、赛易斯、塞本尼托、塔尼斯、法尤姆、奥克西林库斯、阿拜多斯、卢克索（即希腊语译名“底比斯”）等地。

由此可见，“西方伪史论”声称莎草纸纸张产量不足的无知言论可以休矣！其由此臆测出来的一系列谬论当然全部不成立！

在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纷纷选择莎草纸作为最主要书写载体的同时，古代中国人选择了遍布本土的竹子制成竹简作为书写载体。

竹子是禾本植物，其实就是长得像树样的草。从竹笋长成高达十几米的竹子，生长周期一般只要四个月。每亩竹林可以产出约1.5吨-2吨竹子。秋冬季节没有长出地面的竹笋叫“冬笋”；春雨过后长出地面的竹笋叫“春笋”，可以拿来当食物。长成的竹身砍下来可以编织篮筐、制造竹排、搭建竹屋等等。可见，竹子的用途和纸莎草惊人的相似。

两相比较可以发现，纸莎草和竹子被选中作为书写载体的原材料，共同的特点就是本土盛产，生长快、产量高、耐磨损、易保存。

1956年首任埃及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曾在中国参观一个手工造纸的家庭作坊。他意识到这个造纸过程竟自中国人发明造纸术以来几乎没有变化。这让他联想到是否也可以复原开发古埃及莎草纸。

1979年哈桑·拉加卜获得了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莎草纸制造工艺研究的博士学位。在他主导下，埃及的莎草纸复原技术最终开发成功。当哈桑·拉加卜在2004年去世的时候，莎草纸种植和莎草纸制作技术已经发展成为埃及的现代文化旅游产业。

2014年第四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召开时，复原的莎草纸作品来到中国人面前，成为中埃文化交流的重要项目。

毫无疑问，伪史论者对莎草纸及技术专家和中国的渊源关系一无所知，对莎草纸在历史上的来龙去脉以及发展现状更是一无所知。

莎草纸的销售价格并不算昂贵，但和低廉的制造成本相比，垄断利润非常巨大。所以被视为“法老的宝藏”。

最受古埃及人欢迎的《亡灵书》——也被称为“丧葬卷轴”，作为前往死亡之地的指南，几乎在每个逝者或将逝者那里人人必备。这样的一整卷纸草书通常有20页纸，价格为一枚银德本，大概相当于普通农民半年的收入。也就是说，每张莎草纸相当于一个古埃及普通农民工作9天的收入。

对照造纸术发明之后的古代中国，以唐朝为例，一般每卷手抄纸书定价为1000文钱，一卷纸书约有6000字，大概在25页左右，算出每页纸约为40文钱。而盛唐时期普通农民的人均年净收入约为870文钱。也就是说，每张中国纸相当于一个唐朝农民工作17天的收入。从北宋开始，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书价一路跌到了唐朝的十分之一，书籍才得以进入寻常百姓家。

作为古代战略性物资，莎草纸是古埃及出口创汇的最重要资源之一，价格也长期相对稳定。公元前6世纪-前4世纪，莎草纸在希腊地区的销售价格大致稳定在每张1德拉克马4奥波勒斯左右。

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已经出现了图书产业。考古资料显示，公元前432年的雅典人每周工资约为2德拉克马（等于12奥波勒斯），由此测算每张莎草纸价值大约相当于一个雅典人工作六天的收入。据柏拉图所述，雅典人只要花1德拉克马，就可以买到一卷阿那克萨戈拉的哲学作品。

古埃及在公元前305年进入托勒密王朝时期，莎草纸的价格降到了每张4奥波勒斯，出口到希腊的价格则降到每张8奥波勒斯。也就是说，一个古希腊人只要以工作不到五天的收入就能买到一张莎草纸。这个性价比超过了古代中国人的三倍有余。

可见，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包括后来的古罗马人，只要是一般社会阶层的人，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无力负担莎草纸的价格。

说到这里，也可看出“西方伪史论”有多荒谬？西方人如果伪造古代历史的话，还得伪造大量的古代货币实物、伪造大量的古代信件文档、伪造大量繁琐的数据单位……衍生出来的造假工程量浩大到连外星人都要咋舌的程度吧？

莎草纸除了颜色呈现黄色而非白色外，其实和现代铜版纸没有太大区别。

使用圆珠笔或鹅毛笔在莎草纸上书写非常流畅，如果莎草纸的纤维表面经过了打磨或抛光后，钢笔也能书写。

根据纸张宽度和质量的不同，莎草纸还被划分为不同品级。品级越高的莎草纸质量越好，保存时间就越长。

很多人——尤其是中国人，会以为莎草纸很脆弱。这一误会可能来自对“草纸”的望文生义，如同对“泥板”一样。曾经有部畅销小说称莎草纸遇到醋就会变成一团纸浆。这纯属无稽之谈。

醋的主要化学成分是乙酸（即醋酸），分子式CH3 COOH，是一种具有刺激性气味的无色液体。乙酸对许多金属具有腐蚀性，可以与碳酸钠、碳酸钙、碳酸氢钠、碱类氢氧根离子化合物、苯酚钠、弱酸盐等发生化学反应。

但是，莎草纸的化学成分并不包含这些反应物质。相反，它由高度耐酸耐腐的纤维素制成，即使将莎草纸浸泡在醋里搓揉，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曾经还有人尝试将完全干燥变脆的莎草纸放入温水中，字迹非但没有溶化，而且原本展开就出现碎裂的莎草纸，泡水后一下变得容易展开了。

因此，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莎草纸绝对不是质地脆弱的纸，而是非常耐用的书写材料。它正常的使用寿命可以长达两到三百年，如果采取精心保存措施，超过五百年也属正常。

根据老普林尼记载的延长莎草纸保存时间的工序方法：使用面粉、开水和少量的醋混合而成的当日糨糊做纸张打底涂满，然后大头锤敲平打薄纸张；在纸张表面又涂满一层糨糊，再一次用大头锤敲平打薄。这样生产出来的纸张比亚麻布还要柔软，而且可以使书面文献保存更久。

中世纪以来的大量莎草纸文献书籍和近代以来考古出土的诸多事实早已证实，在干燥密闭的环境中，基本不会滋生霉菌，这种经过特殊加工过的莎草纸可以保存长达上千年之久。

事实上，大量埋入埃及地下墓葬的莎草纸并不是展开的形状，而是以纸卷的形状密封并加以捆扎，外面贴上黏土封印。有的还会专门放入密封的箱子里。这种保存形式隔绝了外部空气和细菌的侵害，加上埃及这种干燥的沙漠环境，完全能做到永久保存。

回顾国内发现的“放马滩纸”地图残片，距今已有2200多年，至今清晰可辨。凭什么古埃及的纸张就不能保存几千年呢？

2016年7月14日，新华社报道了埃及博物馆首次举办的古埃及文献文物特展。一批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莎草纸文献原件公开展出，均由“圣书体”和“僧侣体”象形文字写成。经过碳-14技术测定，这批文献距今约有4500年。

这是埃及和法国的联合考古队于2013年在红海边的岩洞中发现的、属于古埃及古王国第四王朝法老胡夫（公元前2589年-前2562年）统治时期的文献。其中最珍贵的是一位名叫梅勒的官员记录的“面包账单”、“工作进度表”、“日志”残篇，讲述了法老向修建金字塔的工人每日供给食品物资的数量，以及他和数十名水手如何在尼罗河上行船，日复一日将白色石灰石从尼罗河东岸的图拉采石场运往修建金字塔的工地。

这些内容不仅揭开了金字塔建造材料的来源之谜，而且证实了金字塔建造者的确不是奴隶，而是自由的平民——他们在尼罗河水泛滥季节自愿前来从事建设工作，一方面利用农闲干活有吃有喝，另一方面借此为来生积累福德。

除此之外，已知的古埃及文献还有宽度达49.5厘米的新王国时期《亡灵书》莎草纸卷；长达41米的新王国时期《哈里斯大纸莎草纸卷》；以及古王国时期反映阿布塞神庙收支情况的莎草纸卷；等等。

在对早王国第一王朝的王室掌玺官赫马卡陵墓的挖掘中，还发现了密封在圆形雕花木筒里的两卷无字莎草纸。这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纸张，意味着5100年前就已经存在莎草纸。

大量经过碳-14测定的考古文献出土事实，确凿无疑证明了莎草纸完全可以保存数千年之久。

今天的牛津大学萨克勒图书馆保管着超过50万份莎草纸文献，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莎草纸收藏场所。另外，维也纳皇家图书馆收藏了超过18万份莎草纸文献。它们为“纸草学”（“纸莎草纸文献学”的简称）这门学科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这跟伪史论者以为泥板书就是用泥砖工艺制作出来的谬论一样可笑。

古埃及人用的黑墨水主要成分是碳灰或草木灰加水混合了金合欢树胶（即阿拉伯树胶）、矿石粉末如石英砂——如果要用红墨水的话，只需换成赭石粉末即可。

古罗马人做了进一步改进，使用的墨水是碳黑与树胶、沥青、焦油产生的混合物制成，并加入了大量的铅粉和铜粉，这能保证写在莎草纸上的字体颜色不易褪色。

这两种墨水都没有腐蚀性，但厚实的莎草纸具有吸水性，配合芦苇茎秆制成的芦杆笔，照样能很鲜明地留下字迹。

而古代中国人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发明了松烟制墨——松烟就是松木燃烧后凝结的黑灰。这种墨水历经千年依旧新亮如故。在北宋时期又出现了以桐油、麻油、脂油为原料的油烟制墨。为了确保字迹不易褪色，中国人的墨水里特意加入了虫胶。

公元前4世纪，中国制墨技术传到了印度，再传到世界各地，被误以为是“印度墨水”——这跟我们误以为“阿拉伯数字”一样，其实是“印度数字”。

无论是古埃及人、古罗马人或古中国人，他们发明的墨水都属于“碳基墨水”，本就没有腐蚀性。

可见，伪史论者认为墨水没有腐蚀性就不能在纸张上留下几千年的字迹，完全是无知的言论。

有腐蚀性的墨水是伴随着皮纸书写需求而出现的。

因为碳基墨水并不适用羊皮纸或牛皮纸。在书写的时候，这类墨水无法渗入皮质里面，导致表面字迹容易褪色，甚至可能被水洗掉。

于是另一种以虫瘿(yǐnɡ)、硫酸铁、树胶为主要原料的腐蚀性鞣(róu)酸墨水——也称“铁胆墨水”——在公元2世纪被制造了出来，并一直被使用到了19世纪才由新发明的印刷机专用油墨和碳素墨水取代。

虫瘿的外壁天然含有鞣酸。鞣酸又名单宁酸，是一种毒性相对较小的有机化合物。因此含有这种酸的墨水能轻微腐蚀皮纸表里，字迹渗透进去就变得牢固了。而且这种酸性墨水有化学显色特性，刚写上去的颜色其实不怎么黑，和空气接触时间久了才会变成黑色。

什么样的墨水就匹配什么样的书写载体，两者的使用普及密切相关。

皮纸取代莎草纸后，有腐蚀性的铁胆墨水才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墨水，并被足足使用了1800年之久。

或许正是这么长久的使用时间，导致对历史一知半解的伪史论者竟以为西方人自古以来都是用腐蚀性墨水写作的。

楔形文字在1世纪失传，而象形文字在4世纪以后失传，后者失传的时间比前者晚了三百年左右。但象形文字失传的只是解读方法，并不像楔形文字那样连本身都消失了。

因此欧洲学者虽然不会解读象形文字，但对这类图案符号并不陌生。他们对现存的象形文字进行解读的努力持续了一千多年，期间还有阿拉伯学者共同参与进来——这也证明西方人没有专门伪造多种象形文字的可能——直到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

1798年7月，拿破仑·波拿巴率领法国远征军侵攻埃及，随行带了167名囊括数学、化学、矿物、地理、艺术等领域的学术精英。这些人在法军攻占开罗后成立了埃及研究院。

法国人很快先在开罗城一处神庙附近发现了一座高约21米、刻满了象形文字的方尖碑。后来碑文被破译后得知这神庙是埃及艳后克娄帕特拉为了古罗马后三巨头之一的马克·安东尼而建，故这块方尖碑也被形象称为“埃及艳后之针”。

1799年7月15日，法军工程师皮埃尔·布夏尔中尉在埃及罗塞塔城附近修建防御工事，发现了一块磨光的黑色玄武岩石碑，上面刻着三种文字，除了一种是能看得懂的希腊文外，另外是两种看不懂的古埃及文字——“圣书体”和“世俗体”象形文字。

此前英国人早就对古埃及文物有过发掘。例如，英国的考古团队早在阿拜多斯城遗址的冥神奥西里斯神庙已发现了类似单个的象形文字。1797年-1798年间，英国考古学者詹姆斯·奎贝尔和弗雷德里克·格林在希拉孔波利斯城遗址的太阳神荷鲁斯神庙里，首次发现了刻写有象形文字的一块灰绿色砂泥岩板“纳尔迈调色板”——这是证明第一任古埃及国王纳尔迈（又称“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的国宝级文物，也被认为是目前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最早文献。

因此，埃及研究院的法国学者很快确认了这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断定这是同一碑文的三种文字版本。显然，如果对应希腊文的内容，很可能找到希腊文字和象形文字之间的关系，进而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

法国人不由得欢欣鼓舞。根据发现地命名规则，这块石碑被命名为“罗塞塔碑”——这正是日后开启古埃及文明之门的钥匙。

然而占领埃及的法国远征军在1801年被英国军队打败后投降，所有战利品包括罗塞塔碑在内的研究成果也被迫交给英国。迄今罗塞塔碑置放于大英博物馆埃及厅公开展览。

此后二十年间，欧洲各国学者纷纷加入破译罗塞塔碑文的工作中。如丹麦学者乔治·佐伊加为后来的研究者指出了象形文字解释的语言路径；法国学者西尔维斯特·德萨西强调象形文字铭文中的外国名字可以用语音书写，这一观点直接确定了对人名的破译思路；瑞典外交官和学者约翰·大卫·奥克布莱德的语言比较研究策略则成为最终破译的关键。

在诸多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法国的天才语言学者让·弗郎索瓦·商博良于1822年宣布了对碑文象形文字拓片的释读——他花费十年心血，最后从椭圆形符号圈的象形文字名字入手首先译出了“克丽奥帕特拉”，这个词代表的正是我们熟悉的一代埃及艳后。由此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古埃及学。

为了感谢商博良对古埃及文字的破译工作，奥斯曼帝国的埃及帕夏（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在1829年将卢克索神庙遗址发现的刻有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功绩的“卢克索方尖碑”赠送给法国政府。如今人们能在巴黎中心的协和广场上观看到这块方尖碑。

这对法国人来说也算是一种“失之桑榆、收之东隅”的安慰吧。

“罗塞塔碑”被发现于1799年，“贝希斯顿铭文”被发现于1765年，前者比后者晚发现了34年；但象形文字的释读破译是在1822年——由此诞生“古埃及学”，楔形文字的释读破译是在1857年——由此诞生“亚述学”，前者比后者早了35年。可见，“罗塞塔碑”铭刻的希腊文是加速破译工作的关键因素。

作为破译主力的商博良，早在1809年就已经成为法国格勒诺布尔学院的历史学教授，这一年他才十九岁。当他在1822年9月24日宣布破译罗塞塔碑文的时候，也才三十二岁。

这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所以才会有西方伪史论者提出质疑。

事实上，被中式思维和坑人的苏式教育模式固化的中国人，根本无法理解欧美世界的与众不同。

在欧洲，年轻的人才辈出是很正常的事。比如，最著名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发表改变科学世界的“狭义相对论”，年仅二十六岁。

挪威数学家尼尔斯·亨利克·阿贝尔证明了一元五次方程没有代数一般解的问题，还开创了椭圆函数领域的复变函数求解。那一年他也才二十二岁。

法国数学家埃瓦利斯特·伽罗瓦创立群论解决了根式求解代数方程问题，那一年他才多少岁？说出来没人敢信！才十八岁！

再说个关于语言的例子，很多欧洲人都从小就精通不止一门外语。像比利时人一般都能掌握荷兰语、法语、英语、德语四门外语。这对连一门外语都学不好的伪史论者来说，大概也是无法想象的。

年轻的商博良正是因为精通多门语言包括科普特语——这种语言的前身就是古埃及语的晚期形式——并通过对科普特语和古埃及语的比较研究，才破解了古埃及象形文字对自然万物的命名方式，并完成了《埃及-科普特词典》。

现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88卷商博良手稿，包括了考古工作地图、解读文字的设想以及大量与埃及文字相关的手绘图，甚至有以冲压工艺模拟轮廓的石碑、雕像、石棺临摹本，这些工作底稿有力证明了商博良的独立研究事实。

1832年商博良去世时，还有个别西方学者怀疑他是否真的成功破译了象形文字——这也是西方伪史论者的质疑源头。但商博良生前编撰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典》、《古埃及文法》、《埃及万神殿》、《埃及和努比亚的遗迹》等书陆续出版，成功驳斥了这些质疑。

不过，商博良并没有解开全部象形文字之谜。此后两百多年来，更多有志于古埃及学的专家学者，还在为了重现有着五六千年历史的沉默古文明而努力。

西方伪史论的拥趸们，想一想这样的逻辑讲得通吗？西方学者为了伪造自家历史，不惜花上前后十几个世纪的时间去伪造古埃及文字，结果这些伪造的文字到今天还没全部破译完！

古代世界除了中国的甲骨文、两河的楔形文、古埃及的象形文，还存在其他文明的文字。许多迷信“西方伪史论”的人对此可能并不清楚。

举两个例子，往远一点说，古印度文明有“哈拉帕印章文字”；往近一点说，克里特文明有“线性文字A”。这都是西方伪史论的认知盲区，也是它无法提及的地方。

因为强行指控那些没有破译出来的文字也是西方人造的假，实在勉为其难。

从苏美尔城邦混战开始，到萨尔贡的阿卡德帝国、乌尔纳姆的乌尔帝国第三王朝、汉谟拉比的巴比伦王国三度统一美索不达米亚的两千多年时间里，在伊朗高原游牧的埃兰人有一支远方血脉，那就是定居在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人。

这些古印度人沿着印度河建造了大量城市，覆盖面积约有130万平方公里，横跨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其中最大的是北部城市哈拉帕和南部城市摩亨佐达罗，位于今天的旁遮普省，分别居住着约三至四万人口。

古印度文明（约公元前3800年-前1700年）就是以“哈拉帕文化”为代表的南亚大陆最古老的文明，仅次于苏美尔文明。

哈拉帕城市的废墟里出土了许多文物，印章、雕像、商品、陶器、石板、工具和武器等器具上都发现有文字，其中印章上刻录的最多，故称为印章文字。然而这些数量多达6000个左右的印章文字目前还无法破解。

苏美尔城邦乌尔距离波斯湾很近。在萨尔贡大帝统治下的乌尔城内发现过哈拉帕商品的印章及文字。这证明古印度人和阿卡德人有直接贸易往来。

另外在紧靠埃兰人活动边界的一些地方，也发现有哈拉帕文明的商品贸易痕迹。这证明古印度人和埃兰人也有直接贸易往来。

虽然考古发现哈拉帕文明已经在距今约4800年前就已进入青铜时代，然而诡异的是，在距今约3700年前，即约公元前1700年，不知什么原因，整个哈拉帕文明仿佛遇到了巨大的威胁，所有城市居民突然仓惶逃离。

最典型的是在摩亨佐达罗，许多来不及逃走的人，有的死在街道上，有的死在房屋里；而那些逃走的人也纷纷扔下了值钱的东西后不知所踪。

没有外来入侵，没有自然灾难，所有人就这样鬼魅般消失了。

古印度的历史似乎发生了倒退。继而进入了后哈拉帕时期。第一个出土粗糙陶罐的村落被命名为“丘卡尔文化”。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创造了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今天依旧无人知晓，只能推测这些古印度人可能是土著民达罗毗荼人的先祖。

克里特岛是爱琴海中最大的岛屿，也是地中海的第五大岛。诞生在岛上的克里特文明（约公元前3000年-前1400年）一般认为是古希腊文明的源头，也是欧洲最古老的文明。

克里特岛和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之间有着长期的贸易往来，并在约公元前2500年进入青铜时代。

这一时期，正是古埃及古王国时期，也是古代中国炎黄二帝传说的年代。

克里特岛最多居住着约4万名居民，统治者“米诺斯”住在岛上的克诺索斯王宫。米诺斯很可能是克里特人对国王的统称，并非指具体某个国王。因此克里特文明也被称为“米诺斯文明”。

约公元前17世纪，克里特人创造了“线性文字A”。这种文字又被称为“米诺斯文字”，属于闪含语系，即亚非语系。因此，克里特文明源自亚非文明。

根据考古分析，克里特人可能来自小亚细亚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位于今天的土耳其境内）。克里特文明兴起之际，距今约正值古埃及早王国时期、苏美尔城邦混战时期，而《吉尔伽美什史诗》里的乌鲁克国王吉尔伽美什还没诞生。

克里特人建立的海军，曾长期称霸爱琴海。一本写于公元前200年的古希腊书籍《书库》称米诺斯“是第一个控制了海域的国王，他将势力扩展到几乎所有岛屿上。”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年-前400年或前396年）也说米诺斯王是第一位拥有海军的古代国王。

米诺斯王命令雅典人向其圈养的牛头怪弥诺陶洛斯献祭年轻男女的传说，可能反映了早期的希腊半岛也置于克里特人控制之下的历史。

但在公元前1628年左右，频频爆发的火山对克里特文明造成了致命的毁灭，幸存的克里特人逐渐撤离岛屿。这导致了克里特文明的衰败。

考古显示，公元前1450年，原来臣服克里特人的迈锡尼人攻入并摧毁了米诺斯王居住的克诺索斯王宫。这标志着爱琴海霸权从克里特人转到了迈锡尼人手里。

公元前1600年，以伯罗奔尼撒半岛迈锡尼城为主的古希腊文明前身诞生——此时正值古代中国夏亡商兴之际，史称“迈锡尼文明”（公元前1600年-前1100年）。

雅典最早是迈锡尼文明分布在阿提卡半岛的一个定居点，大约在公元前12 世纪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城邦。雅典王子忒修斯斩杀克诺索斯地下迷宫里的牛头怪弥诺陶洛斯、带走米诺斯公主阿里阿德涅的传说故事，很可能反映了迈锡尼、雅典等古希腊城邦和克里特人之间的战争。

公元前1450年，迈锡尼人终结了克里特人的爱琴海霸权。克里特文明也很快随之消亡。

迈锡尼人在采用“线性文字A”记载自家语言的同时，发展出了另一种“线性文字B”。这是早期希腊语的文字表达形式。

1900年，英国考古学家亚瑟·伊文思在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宫殿废墟内发现了他称之为“线形文字A”和“线形文字B”的克里特泥板残片。

1939年开始，希腊半岛的迈锡尼、梯林斯和底比斯等遗址相继发现大量用“线形文字B”书写的泥板。这说明古希腊人在迈锡尼文明时期使用的就是这种语言。

伊文思直到1941年逝世都没能破译这些线性文字。直到1952年，英国语言学家麦克尔·文特里斯和约翰·查德威克方才联手成功破解了“线性文字B”，并证实了这就是早期的古希腊语。

遗憾的是，被誉为“考古学上的圣杯”的“线性文字A”迄今还未能破译。

“西方伪史论”面对有的文字被破译、有的文字未被破译的尴尬局面，大概率只能张口结舌：这帮西方学者怎么能这样伪造文字呢？这还怎么自圆其说指控他们造假呢？

对“西方伪史论”来说，如果“哈拉帕印章文字”和“线性文字A”被破译出来，多半也会被视为是西方学者的伪造吧？

那么，既然西方学者伪造了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为什么还要费劲伪造一堆破译不了的文字呢？

从常理角度想一想，这些西方学者直接伪造自家文明渊源的线性文字多方便，为什么非要跑到北非、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废墟里去伪造文字文物呢？而且为什么他们还要伪造一种能破译的线性文字、一种不能破译的线性文字，是不是脑子有病？

从宗教角度想一想，作为大多数基督教徒的西方学者，会去伪造数以千计的异国神灵吗？要知道无论苏美尔、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都有无数的自家神灵故事，难道信奉一神论的西方人很喜欢编造上帝以外的诸神信仰吗？

从祖先崇拜角度想一想，白人的祖先是凯尔特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但这些人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是典型的野蛮人。西方人要造假的话，为什么会承认自己的祖先是野蛮人呢？为什么不给自己的祖先编个高贵的起源呢？

伪史论的拥趸者们，应该从没想到过这些打脸的问题。只要稍微深入了解些历史，就会发觉伪史论无比荒谬。

附：古埃及人的货币重量单位称“德本”，1德本约等于90克。金德本、银德本、铜德本的比例约为1:2:100。德拉克马在古希腊语中的意思是“一把麦粒”的意思，它是古希腊地区的主要货币单位，1个德拉克马银币重约4.3克白银，等于6个奥波勒斯小银币。2个德拉克马银币等于1个斯塔特金币。6000个德拉克马银币等于1个塔兰同，相当于25.8公斤白银。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