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的祖父是研究天文的，你怎么不学点实在的学问，反而念这些空洞的话？”面对来访的高平子之孙深情背诵张载的“横渠四句”，胡适毫不留情地泼下一盆冷水。这一幕发生在胡适晚年，却成为一场横跨千年的思想交锋的缩影——一方是北宋大儒张载流传千古的精神宣言，一方是五四启蒙者

文/小苘 图/美槑厍

“你的祖父是研究天文的，你怎么不学点实在的学问，反而念这些空洞的话？”面对来访的高平子之孙深情背诵张载的“横渠四句”，胡适毫不留情地泼下一盆冷水。这一幕发生在胡适晚年，却成为一场横跨千年的思想交锋的缩影——一方是北宋大儒张载流传千古的精神宣言，一方是五四启蒙者手中的理性手术刀。

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话，被后世誉为“横渠四句”。自1933年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首次如此命名以来，这四句话在民族危亡之际屡屡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火炬：抗战时期，冯友兰在《贞元六书》中引用以激励国人，马一浮在流亡中的浙江大学反复以此勉励学生。文天祥在南宋灭亡前夕的殿试策论中引用它，明末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视张载为“一生纯正无瑕”的典范。

张载因为这四句话被视为“一生纯正无瑕”的典范

这四句话承载着数百年儒家士大夫的精神理想，却在千年之后的胡适面前撞上了冰冷的现实逻辑。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胡适可谓是学贯中西，与众不同的是胡适还拥有了西学的逻辑手术刀，那么他是如何解构这四句神圣的传统知识分子精神宣言的呢？

面对高平子孙子的虔诚请教，胡适的反问直击核心：“怎么叫为天地立心？天地本无心，是读书人非要替天地立个心！” 在胡适的审视下，这四句崇高的宣言瞬间显露出另一副面孔。

“为天地立心”被解构为“树立道德独断”：天地本无意志，所谓“立心”不过是知识分子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自然；

“为生民立命”则成了“做官最好的借口”：以拯救苍生之名，行为官作宰之实；

“为往圣继绝学”被解读为“手握一切真理”的傲慢：暗示只有自己继承了正统；

而“为万世开太平”不过是“迄今被画出来的最大一张饼”——在胡适眼中，历史从未有过真正的太平盛世，所谓的“文景之治”“康乾盛世”背后，底层民众永远在贫困中挣扎——官府粮仓里的粮食被虫蛀了，财政国库里捆钱的绳子烂了，这些都不会用于解决百姓的生计。

传统知识分子精神宣言空洞而虚伪

胡适的批判锋芒源于他毕生倡导的实用主义哲学。他坚持“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认为知识分子最迫切的任务是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而非构建宏大的道德叙事。在给《吴虞文录》作序提出“打孔店”口号近三十年后，他对“横渠四句”的批评依然是同一逻辑的延续——警惕任何形式的思想垄断与语言腐败。胡适犀利地指出，这四句话“用天地掩盖独断，用生民掩盖权柄，用绝学掩盖空乏，用太平掩盖吃人”。

胡适的理念实用而务实，对于需要解决国家困境的华夏来说极有价值，包括今天。但作为推崇横渠四句的儒家和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则是把这四句话当成了精神灯塔，他们自己则自封为薪火相传者——特别是儒家，难以容忍人们对横渠四句的质疑和否定。

面对胡适式的解构，历代儒者自有其坚守，他们认为张载的思想绝非空中楼阁——张载毕竟生活在北宋内忧外患的时代，当时西夏称帝、辽国威逼、国内起义不断。在范仲淹（张载的伯乐）等士大夫推动下，北宋知识分子展现出强烈的入世担当。张载本人既有哲学洞见（创立“气本论”），又关注现实，提出“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的务实理念。

而在民族危亡时刻，横渠四句也彰显了其精神力量。比如，文天祥在南宋覆灭前夕的殿试中引用它，二十七年后以身殉国；比如，明末王船山以张载之学为宗，在国破家亡之际坚守气节；再比如，抗战烽火中，冯友兰在《新原人》序言中重提四句，马一浮在流亡的浙江大学以此激励学子。

为生民请命，也得有这个资格啊

在张载的诠释者和继承者看来，“为天地立心”的“心”并非自然之心，而是华夏道统的精神内核。马一浮精辟阐释“为天地立心”即“识仁求仁，好仁恶不仁”；而“开太平”之“开”字之所以优于“致”，正在于它表达的是垂范后世、开启可能性的谦逊姿态，而非自以为能实现太平的傲慢。

可以说，胡适作为否定者，冯友兰等作为继承者，他们两种立场是截然不同的深层断裂。小苘带领您看看这三个层面：

1. 实用理性 VS 价值信仰：胡适要求可验证、可操作的社会改进；儒者则视四句为精神坐标。

2. 个体解放 VS 集体传承：胡适主张解除“底层人民身上的千年枷锁”；而儒者强调文化道统的延续。

3. 怀疑解构 VS 敬畏仰望：胡适质疑任何未经实证的宏大宣称；刘根勤等学者则强调：“仰望，才是真正合理的态度……如果拒绝仰望，那只能在尘世的泥沼中挣扎、堕落与毁灭”。

小苘认为，值得深思的是张载原意与后世解读间也存在张力。同时代的程颢、程颐就曾批评“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暗示“为天地立心”可能隐含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为生民立命”如脱离具体语境，确有导向单向道德规训的风险——这正是胡适痛恨的“专横”所在，专横则意味着背后目的被隐藏，甚至虚伪的本质。

那么，谁才有资格谈论崇高呢，是精英特权还是大众权力？

当直播带货的主播董宇辉引用横渠四句遭质疑时，一个根本问题浮现：谁有资格言说崇高？ 批评者认为一个“卖货的”不配引用圣贤之言，这种观点暴露了更深的文化垄断意识——将精神遗产禁锢于少数“圣人”手中。

古代精神遗产被禁锢于少数“圣人”手中

跟胡适与张载继承者的对立一样，对董宇辉引用的回应也是双向的：要么彻底解构神圣，如《国际歌》所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人人自主立命；要么彻底开放神圣，如孟子所言“人皆可以为尧舜”，每个人都能在能力范围内践行济世情怀。

实际上，真正的危险还有第三种态度，那就是只允许特定精英群体垄断“释经权”，这正是培育“救世主心态”与“圣人政治”的温床，最终可能导向胡适警告的“用太平掩盖吃人”的悲剧。

思想史上的这场交锋没有简单的胜负。当冯友兰在95岁临终前修订《中国哲学史新编》时，他仍选择以“横渠四句”作结，随后还补上一句心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这句话道出了对待精神遗产的成熟态度——不必神化，但须仰望。

小苘说，胡适的质疑如锋利的解剖刀，剖开了宏大叙事下潜藏的傲慢；而张载的四言则如不灭的星光，在历史长夜的至暗时刻照亮无数灵魂。或许真正的智慧，是在“解除枷锁”的务实关怀与“心向往之”的精神超越间保持张力。在这个意义上，被解构的四句空话与被仰望的千年灯塔，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铸造着文明前行的精神货币。

来源：美槑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