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9年3月5日，你可得帮我在大队里说句话，我想去当仓库保管员。”老周在院子里悄声对堂哥央求。这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请求，却道破了当年农村青年对“公社八大员”的向往。

“1969年3月5日，你可得帮我在大队里说句话，我想去当仓库保管员。”老周在院子里悄声对堂哥央求。这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请求，却道破了当年农村青年对“公社八大员”的向往。

那时，在很多乡亲眼里，能挂上“员”字尾的身份，几乎与如今手握编制的公务员同等体面。之所以用同一篇文章标题“公社的八大员：当年堪比‘金饭碗’的职业，什么样的人才能担任？”来写，是因为这个称呼虽然没有出现在正式文件，却深深刻进了一代人的记忆里。

要弄明白“八大员”为什么吃香，得先把镜头拉回土地改革结束后的那段日子。1951年起，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社一步步在农村铺开；到1955年，全国六成以上农户加入高级社。紧跟着1958年的大跃进，各地把数百户甚至上千户农民合并到一起——8月北戴河会议定名“人民公社”，短短十周，覆盖面便达到九成以上。

人民公社不光是生产队，也是政权组织。县之下无乡镇，公社直接兼管行政、治安、教育和供销。书记、主任属于国家干部，而真正跟老百姓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多半是那些带“员”的事务骨干。

说是“八大”，其实各地口径并不一致。较常见的一套包括：会计、出纳、统计、仓库保管、食堂管理员、卫生员、畜牧技术员、放映广播合一的文化员。也有省份把驾驶员、营业员、供销员等塞进名单。无论怎么排，只要能离开泥土地、手握笔或把钥匙，就足够让左邻右舍羡慕。

挑选标准并非只看脸熟。文化程度摆在第一位——会背乘法口诀、能写整页报表，便领先大半村民。政治可靠同样关键，档案里有“家庭成分好”“本人表现积极”的批注，比什么都管用。再有就是特殊身份：转业军人、立功战士、下乡知青。公社需要这类人撑门面，顺便给群众一个努力方向。

待遇也实在诱人。普通社员一天十点来钟的工分折合不到一角钱，而八大员除了固定工分，还有议定口粮、布票、油票，一遇公社开会还能蹭上一顿细粮。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资源分配——仓库钥匙、统计簿子、电影胶片，件件都金贵。用老话形容，坐办公室“半截身子都在城里”。

有意思的是，光环背后并非全是清闲。1962年中央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后，生产队成了核算单位，八大员仍得下地挣工分，尤其秋收时，书记都会带头割稻。若被逮着偷懒，批评会上一样红脸出汗。贵州金沙一个放映员回忆，他白天插秧，夜里赶二十里山路放电影，困得坐在放映机旁打瞌睡；第二天照样得来割谷子，没人特殊照顾。

选拔过程偶尔还夹杂人情。谁是主任的外甥，谁给书记送过两篮鸡蛋，都会成为暗线。只是那会儿群众会在大队评议时“翻账本”，揭短并不稀奇。因此“得势不敢忘形”是许多八大员的生存之道。老周后来真当上仓库保管员，每回分粮，他都提前拉上几个生产小队长一块验秤，“大家盯着我，我心里踏实”。

时间进入1978年，包产到组、到户的声音逐渐抬头；1983年中央文件明确“政社分设”，要求年底前全部改建乡镇政府。公社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八大员亦陆续转岗：会计、统计员并入乡镇财政所；放映员去文化站或干脆拿下驾照跑运输；保管员则多半回队分田。辉煌仅存于老照片和几张变黄的工作证。

不可否认，“公社的八大员”提供了向上流动的通道，让不少农村孩子第一次在公章上留下名字，也培养了基层管理的雏形。遗憾的是，它同时受限于时代资源，公平与效率之间常常摇摆。若想判断那段历史是功是过，或许只有身历其境的老人，才能给出复杂又朴素的答案。“当仓库保管员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有人问老周。他想了想，笑道：“不用天天弯腰拔草，还能把账目写得漂漂亮亮，这就够了。”

来源：咸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