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美国间谍释放后，毛主席向他承认：我们犯了一个很坏的错误

摘要：2019年夏天，李敦白安静地在美国离开了人世。美国东岸的阳光和潮湿没有搅扰到任何中国人的周末。然而，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一生跨越了两个国家，三个制度，几十次怀疑和选择。他其实叫Sidney Rittenberg，转眼就成了“李敦白”。怎么就有这么一个美国人，搅

2019年夏天，李敦白安静地在美国离开了人世。美国东岸的阳光和潮湿没有搅扰到任何中国人的周末。然而，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一生跨越了两个国家，三个制度，几十次怀疑和选择。他其实叫Sidney Rittenberg，转眼就成了“李敦白”。怎么就有这么一个美国人，搅进了中国革命的“大锅炖”里？奇怪，偏偏就这样，他变得比很多革命者还“革命”。

李敦白的身世，在1921年美国红色浪潮已然退去的时候，是个犹太家庭里的孩子。玻璃窗外种满了紫杉树，母亲很少管他，父亲一辈子都说：“这孩子不省心。”他却偏偏惦记社会底层那些琐屑的人，读大学时还成群地帮劳工工会写抗议信。他早年遭遇的那场警察殴打的风波，对他的三观整得很狠。你说，这种事搁谁身上不多想几天？

后来他去了斯坦福，苦学中文，好奇心倒是很重。战时选择参军，前线没打到，反倒学成了中文专家，直接让美国陆军给“外派”中国。这事儿本来就是命。可接下来发生的，看似偶然，其实也顺理成章——他遇到斯特朗。那是个骨子里比他还倔的女人，鼓捣写稿子，还说：“中国共产党终究会走上正路。”

李敦白第一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时，说自己嗓子都跟着颤。他不是个心思细腻的人，却对那个曲子一听就说“这才对”，偏偏就被吸引。其实呢，大多数外人理解不了他。在美国人大兵当中，他干的还是条条框框的美军军法工作，一个赔偿部的专员。看起来不太有趣，按理说干完回国也挺好。可就是有一次，美军酒驾撞死了个12岁的昆明小姑娘。补偿金问题，一桩小案子，给李敦白脑袋撞开了道缝。在美军眼里，小姑娘赔偿金只有区区26美元，一匹马都值150美元。市价明码标，人的命呢？这不荒唐吗？

李敦白来中国没多久，就被中国的破事儿难住。他甚至看见小姑娘的父亲，还要分6美元出来当感谢费。就这样，他第一次反倒动了真心。李敦白没有收那钱，觉得“不地道”。其实他早有想回家的打算，但心里过不去这道坎，最后他留下来了。理由很简单——“想看看能不能多帮几个人解决点不公平。”你说，这算哪门子的革命动机？

也许，一切都在那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冥冥中注定。他到了上海，找“地下党”，很快宋庆龄出手，安排他做救济官员。当时国内头绪多，国共乱成一锅粥。国民党那头谈和，嘴上一套背后一套。一次厕所闲聊，美方代表白鲁德还透露出国民党的真打算。李敦白听了，立马就通知了李先念。现在来看，这事危险吗？危险！这算背叛自己吗？他倒不这么看。他只觉得——“有些话要说出来，总得有人做这个坏人。”

他没被美国人放回国，也没被国民党收编。要说爱国，他不是中国人；说他投机，倒也没捞到什么便宜。他转身去了延安，一路上那张晋察冀的红戳条子管饭管睡。到了延安，赶上跳舞的周末，毛主席和朱德亲自迎他。那天他糊里糊涂地说：“原来‘朱毛’不是一个人？”一句话，逗乐一众高干。毛主席大方请他入党，说欢迎美国同志。之后他便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美籍中共党员。这是天上掉下来的荣誉？倒也不是，他得靠自己的选择买了命运的单。

李敦白在延安，翻译、写稿、做桌面的幕僚活。他也不是那种典型的嘴皮子光滑的美国人，反倒是默默地和中文材料“死磕”。每份文件都要看个明白。他自己说过：“要研究毛主席的草书，得找人认字。”别人笑他，可他也不丢人。毛主席和他讨论美国时，心里想的却是美国经济危机闹革命，他不以为然。没有说服对方，也没被说服。但两人居然都能客气地自称“还得问你多请教”。有一说一，我看到的这个李敦白，他不太会场面话，也很少谄媚。到最后这一刻，反倒是厚道打动了人。

风云突变，1949年前后，苏联搅进来了。李敦白的恩师斯特朗，媒体女英雄，一篇歌颂“毛泽东思想”的稿子，竟然让斯大林不痛快。苏联上来一口咬“间谍”，中国共产党一时也要顾全大局。于是李敦白无波无澜地被关进了监狱六年。他自己回忆时，满是反复自责。他承认自己害怕过飞机轰炸，心里素质差，有些事想得太简单。可也有人说，敌人的污蔑，不该全赖在自己头上。

其实，李敦白也不是毫无怨言。在牢里熬的六年，外面世界早已变天。可他又反复说，这“考验”是组织的安排。说到底，他有点憨，甚至有点“牺牲自己成全大局”的劲头。后来，斯大林死了，斯特朗脱罪。1955年，公安部局长凌云亲自来道歉，毛主席也出面说：“我们犯了错。”李敦白一边觉得被冤枉，一边又自觉应该原谅组织。这话你信吗？也许他嘴上这么讲，心里其实已经把这笔账记住了。可他没有离开中国，说明感情真割不断。

之后李敦白回到新闻口，广播稿、翻译活，他都成了中坚。他结识了妻子王玉琳，两人厮守多年，没有多余浪漫倒也恩爱稳定。翻译《毛泽东选集》时，他依然是吹毛求疵，每句话推敲来推敲去，脑子里没别的杂念。有一回，他读焦裕禄的故事，突然冒出：“我太差了！”按说，一个外国人说这话，相当于把自己骂了一遍。他还主动要求降工资。没人逼他，可他非要自找麻烦，还去工地搬砖。他一身汗水，其实也不为给谁看。他说自己比焦裕禄差远了，可那时候他比身边大多数干部还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