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真正良好的生活，其实不仅仅是径直投入附近，而是建立在对于支配我们生活行为的底层观念的认知和反思的基础之上的。——王俊，浙江大学哲学学院院长
大家好，我是王俊，一个以哲学为业的人。
我们知道，数字时代在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提供给我们许多全新的生活经验。这些经验当中的大部分是积极的、乐观的、让我们欢欣鼓舞的，但同时也有其阴暗的一面。
比如今天作为个体，我们常常会有生命力被掏空的感受；我们的共同体充满了塑料感，是一种搭子文化；我们日常所体验到的时间在不断地加速；每个个体都被裹挟进了无止境的优绩主义，让我们在工作和学习上不断内卷；当手机这样的互联网终端像器官一样长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会被迫进行全天候的线上交流，然而，我们又总是在感到孤独。这些林林总总的否定性现象，其实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幸的生存经验。而哲学要做的，正是用批判性的眼光去审视这些现象，找到它们背后的深层观念。在科学意识形态中首先我们可以回溯至十八十九世纪的科学意识形态。十八十九世纪发生了什么？两次工业革命把人类带进了科学时代。科学最大的影响，不是它带来了很多具体的发明成果，比如电灯、电话、火车、电报等，而是科学成为我们看待世界和理解自身的意义框架，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在科学意识形态中，有很多具体的思想立场，比如客观主义、还原主义、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等等。这些思想立场又会产成很多具体的小的信念，比如我们相信真理是客观的，人类可以通过努力不断地接近真理，最后完全地把握真理。又比如，我们相信自然是被动的，我们可以去认知自然、控制自然、改造自然。在前科学时代的神话叙事里面，自然常常是带有意志的、有主动力的，但在科学的意识形态下面，自然变成了一个完全被动的东西。用康德的话说，自然是站在被告席上的，我们面对自然不停地提问，逼问它作出回答。再比如，我们相信科学是无限进步的。“无限进步”是科学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信仰。所有的这些念头汇集到一起，奠定了这个时代的基调——祛魅。神圣知识的祛魅祛魅最明显的表现首先在于知识进路的变化。在前现代，知识通常是带有神圣意味的——我们应该先有一些具有神圣性的最高的知识命题，再从其中推导出能够指导我们实际生活的具体知识。比如在中世纪欧洲农村里的一个农民，他突然碰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超出他认知范围的问题，那他会怎么办？通常情况下，他会跑到他那个村子的教堂里去问神父。神父会翻开《圣经》，找到某一章某一节说：你看，耶稣基督是这么说的。接着再从耶稣基督的神圣话语里推导出一些具体的指导意见，告诉他：你回去吧，你应该这样去解决你的问题。这就是前现代获取知识的方式，我们称之为“演绎式”。▲前现代的神圣知识（图源网络）
那一个现代人是如何获取新知识的？首先，我们会用感官去感知这个世界，去获取经验，去观察、测量、计算，当积累了足够多的样本后，我们对这些样本进行归纳，最后推导出知识。这样的知识获取过程是自下而上的，是去神圣化的。这样的知识也是世俗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去感知世界，去获取知识。在这个过程里面，知识的积累是单向度的。100次实验和1000次实验归纳出来的结论，一定是1000次实验得出来的结论更加精确、更接近真理。它跟时间的流逝是成正比的，时间越往前推进，我们的知识越精确，我们的科学越发展。这就是我刚才讲的科学无限进步的观念。▲现代的经验知识（图源网络）
所以在这样的进步观念下面，未来是我们的意义之源。我们当下生活的所有意义都建立在对未来的信心之上，就像有一首歌唱的，明天会更好。意义的抽空关于祛魅，我还可以再举另外一个例子，这跟我们科学意识形态的一个具体观念密切相关，就是还原主义。大家知道，企鹅对孵蛋这个行为有非常执着的信念，不管在多么恶劣的条件下都会坚持孵蛋。如果有一天你偷偷把它的蛋拿走，它找一块大小相当的鹅卵石也会继续去孵。▲图源网络
这个行为如果在一个诗意的、美好的框架里面，我们会说：哇，你看企鹅妈妈有多么执着、多么深沉的母爱。但是一个动物学家会用一种还原主义的眼光告诉你：这跟母爱没有关系，这是企鹅妈妈身体内某种激素作用的结果。如果把这种还原主义的解释框架放到我们自己的妈妈身上，结果就变成：妈妈一直非常爱我，她为我付出，原来是因为她身体内某种激素的分泌。所以，如果把母爱还原为激素的话，这中间就发生了一种意义的抽空。我们把原来伟大的、诗意的、美好的母爱这样一种意义事件把它抽空掉了。在意义不断被抽空、生活不断去神圣化的过程里面，科学时代的时代基调就形成了。当代有一位德国传记作家叫萨弗兰斯基，他是这样描述我们这个时代的：“绝对精神在做了唯心主义的翱翔之后，到了19世纪中叶，突然间到处都弥漫着降低人类的空气。当时思想界的人物都是这样开始他的事业的：人无非是……”人无非是一堆脱氧核糖核酸，人无非是一堆分子和原子的集合，人类被降低了。这样一种降低人类的时代氛围本质上是我们意义的空乏。▲ 吕迪格·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
单一的价值但是，意义的空乏并不是说今天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意义，而是只有唯一的一个意义，这个意义正是由科学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正如我上面所说的，我们相信科学是单向进步的，今天不能解决的难题、不能医治的病症，随着科学的发展，在明天一定会解决。在这种信仰下面，我们会去追求无上限的更新、更快、更强，这样一种价值标准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优绩主义”。但当优绩主义变成唯一的价值标准时，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优绩主义的弹性是非常有限的，它的包容度非常低——只有那些业绩最优的人才配享有这个意义系统；否则你就是这个系统当中的分母，终有一天会被抛离。所以如果你在工作和学习当中达不到优绩的顶端，你就不配享有任何的愉悦感和成就感，你就会感到无限郁闷。最终我们所能做的选择只有两个，内卷和躺平，没有第三种可能。加速的时间在现代的时间经验里面，我们会发现生活里同样也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叫工作，另外一种可能叫休闲。而且这两种可能不是并列的，休闲是边缘性的，工作处于核心，休闲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我们的时间变成了钟表盘上一个单纯的、没有意义的刻度，时间变成了一种物理性质。今天和昨天，就时间本身来讲没有差别。▲图源电影《玩乐时间》
然而在前现代不是这样的。比如在中国古代，时间的意义是非常之丰富的。每一年、每个月、每一天，每天当中的每个时辰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大家翻开任何一本黄历就可以看到古代的意义系统所赋予时间的丰富意涵。古代的时间经验里还有节气，意味着人跟自然的结合。节气带出了人类生活的大地经验、跟农业活动的关系、稳定的与自然相合的生活节奏，这都是古代的时间经验所带来的意义。▲古代耕织图·小满（作者：陈枚【清】）
在现代的时间经验里面，节日以及与之相关的假期对我们来讲只是“不工作的时间”。但是在古代，节日通常具有某种神圣的意味。人们在节日里有第三种可能：我不工作，也不休闲，我干什么呢？我祭祀神灵，祭祀祖先。人通过这些活动来获得自己生活的意义。当然，这些所有的时间意义都附着在一个更宏大的意义系统。但很不幸，这个意义系统在今天的科学意识形态下面被排除掉了，我们会说那些讲法“不科学”。除了去意义化之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更明显的时间经验，就是时间的不断加速。“加速时代”是当代德国思想家哈特穆特·罗萨提出的一个概念，包括了技术的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生活节奏的加速。总而言之，我们在过一种越来越快的生活。▲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
从人类使用第一块石器工具到18世纪蒸汽机的出现，中间大概度过了漫长的300万年。但是从电灯的发明到今天人工智能的出现，时间大概只过了100多年。所以大家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个人，他的生命足够长——能活100多岁的话——很有可能他的一生里经历了从没有电灯到有电灯，到晚年他甚至使用上了人工智能。这样一种变化节奏对一个个体乃至一个社会来讲都过于迅速了，我们没有时间对这种技术变化做出相应的反应，没有办法迅速地建立起相应的情感和相应的规则来回应这些变化，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变。所以我们就在不断加速的时代里疲于奔命。所有事物的时效性变得越来越短，当下在不断萎缩，我们总是被各种各样的Deadline追赶得精疲力尽。在这样一个加速时代里面，我们不仅没有了可以终身受用的价值和理想，也没有了可以维系一生的职业、家庭和爱情。《共产党宣言》里面讲：“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是马克思在19世纪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刚刚兴起、科学技术正踏上高速发展道路的时候，对当时社会现象所作的一个精准的描述。这个伟大的描述到今天仍然有效，即使今天的技术条件与19世纪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对于个体来讲，我们的生存经验似乎没有变化，甚至变得更糟。孤单的个体当我们讲这个时代在不断变快的时候，当然还包括我们的信息交流。赫拉利说过，信息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然而信息技术让我们的交流变得更加快捷、更加迅速的同时，却并没有让人跟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信息加速流动中，交流的过程实则被不断地扭曲。前互联网时代的交流方式、情境、秩序规范，都正在不停地被瓦解。在前互联网时代，很多交流是要具身在场的，是要面对面的。如果恰好不在场的话，交流是要遵循一定的规范和秩序的，即，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有一定的空间和时间的间隔的。比如我在杭州你在北京，有一天你决定来骂我。这时你可能会给我写一封信，说“与王俊老师商榷”。看完信之后我也很生气，我觉得这简直是无理取闹。于是我也提笔写一封信，到邮寄给你，邮递员再送到你手里面。从写信到信的寄送，就是时间和空间的间隔。在这个过程里，很多的即时反应和情绪会被时间所消解掉。这个交流会变得越来越理性，最后我们会达成共识。但是在今天的互联网的交流里面，这种时间和空间的间隔消失了，每一个个体之间都是直面冲撞的，所有的即时反应和情绪都被我们带到交流过程里面，甚至会被无限的放大。这实际上无助于真正的理解、倾听、共情和对话，更无助于形成真正的共识。另一方面，交流的质性感受、人与人之间的倾听和理解都在被量化抽象。所有的观点表达都被抽象为手指在手机屏幕上的迅速点击和滑动。我们的意见都变成了一个量化的数据，变成了流量；每一个对话者和倾听者都变成了用户；我们的赞同变成了点赞数、友谊变成了好友数、钦佩变成了粉丝数。▲图源GettyImages
那么在这样一种量化和抽象的形式下面，我们会觉得原本应该发生的对话变得冗长、变得苍白无力；原本我们应该做的倾听，现在变得没法忍受。在这种扭曲的局势下面，就会造成海德格尔所讲的“漠无差别的领会”。海德格尔用这句话来描述一种沉沦的日常经验，即我们总是用闲话来实现彼此的连接，人云亦云，但是说的什么转头就忘了，没有深刻的理解和对话。因此，我们每个人在大量的快速交流的下面，却变成了真正原子式的孤独的个体，彼此分散，彼此隔绝，相互表达，却没有相互理解。这种倾听和对话的消失、理解的消失，实际上导致了公共空间和共同体的消失。我们今天很容易就可以结成一个共同体，比如大家掏出手机来稍微点击两下就可以结成一个微信群，微信群就是共同体。我们可以因为暂时的工作目标、一个共同爱好、一个非常临时的互联网事件而结成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是非常之脆弱的，都像一种“搭子文化”，它没有真正的稳定的共识和共同价值。下一秒钟你们可能就会因为一个微小事情上的分歧而退群、而相互拉黑。当共同体缺失，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孤独，会特别需要“情绪价值”。而在前互联网时代，情绪价值很大意义上是由一个稳定的共同体提供的。迷失的心灵随着技术文明的崛起，我们原本具身的、身体的、丰富的、质性的日常经验在当下的技术宰制下被不断地抽象和贫瘠化，深刻的感受能力也在不断退化。我们今天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海量知识，生活的每一个技术上的细节都能以理性的方式得到答案，却有一个问题却是科学无法回答的，人生整体的意义是什么？这种把握整体意义的能力、丰富的感受能力的退化，我称之为“心灵的退化”。▲图源《黑镜》第三季
然而，今天在面对人工智能体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可能是更大的观念性危机，即“心灵的迷失”。我们知道，“人是什么”始终是人类思想史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从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认识你自己”开始，人类就踏上了自我反思、自我理解和自我描述的历程。当我们要回答“人是什么”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参照系。在古代，参照系是动物，我们会用一个有认知能力的、有理性的心灵来刻画人的特征，通过这种刻画突出人相对于动物的优越性。在宗教时代、在中世纪，参照系是神。人的特征就是拥有一个分享了神性的心灵。当然与神相比，人是有限的、不完满的。到了近代工业时代，参照系是传统意义上的机器，包括蒸汽机、钟表、工业流水线等等。在这个参照系的对比下，我们对于“人是什么”的回答就更加全面、细致——人不仅仅有认知能力、有理性，而且还有意志、有情感、有欲望、有感受，这些都是心灵的组成部分。人是拥有这样的一种心灵的，而机器不拥有。这也是20世纪哲学的重要特征，即对人和心灵的理解和刻画更为具体和全面，哲学上讲的“第一人称视角”因此凸显出来。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我”，都会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叫“第一人称视角”。与此相对的是科学意识形态下的“第三人称视角”，因为第三人称是“他”，他对于你我而言都是一样的，是客观的。
意义系统的塑造其实是“第一人称”的事情。所以20世纪的现象学家胡塞尔提出，“第一人称视角”应该为“第三人称视角”奠基。我刚刚讲的关于“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受到了一个巨大的挑战。作为一个全新的他者，人工智能体在今天拥有逻辑推理能力、创造力、学习能力，甚至有人在认真地考虑说在不久的将来，它还会有自由意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人工智能已经部分具有了“第一人称视角”的可能性。当面对这样一个他者的时候，人类应该如何进行自我刻画和自我理解？我们要如何论述心灵仍然是人类所特有的呢？我认为这是人类今天面对人工智能时焦虑的根本。我们焦虑有一天人工智能真的变得跟我们一样，我们更焦虑有一天人工智能会超越我们。因此，人是什么，再度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首要问题。其实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问题姿态。哲学总是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讨论问题——人是什么？心灵的本质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听起来高高在上、大而无当，我们固然不会时时刻刻想着这些问题，但人生中总有某些时刻，我们会琢磨这些问题，并尝试对这些问题作出我们自身的独特回答。这些问题在人类理智史一开始就被反复地思考，到现在为止没有得出一个一劳永逸的普遍答案。不是说柏拉图、孔子、康德回答过这些问题，问题就解决了，他们的答案是他们的。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是我们每个人不能逃避的任务。真正良好的生活单一的价值、加速的时间、孤独的个体、迷失的心灵......我们以上所作的这些反思，实际上是哲学的技术批判。这并不是让我们去抵制技术、脱离技术，甚至是回到前科学时代。而是从这些审视和反思中，找出一种更好的方案来完善我们的意义系统，让我们能够找到新的规范和伦理来保证技术向善，更好地和技术共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批判其实寻求的总是一种补偿性的均衡：是科学的还原主义和生活的不可还原性之间的均衡、是主体的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均衡、是单一价值和多元价值的均衡、是技术的直接性和主体的复杂性之间的均衡。
新版微信修改了公号推送规则，不再以时间排序，而是根据每位用户的阅读习惯进行算法推荐。在这种规则下，读书君和各位的见面会变得有点“扑朔迷离”。
来源：凤凰网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