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 要 中国史学典籍的译介与传播需双管齐下,既要讲广度,又要讲深度。现阶段,中国史学典籍若要“走出去”,可以针对西方的广大读者采用多种译介方式,积极拓展对外出版渠道,加强读者接受效果,努力打造对外传播的多个途径,注意营造对外传播的系统性氛围;若让中国史学典籍“
魏 泓
提 要 中国史学典籍的译介与传播需双管齐下,既要讲广度,又要讲深度。现阶段,中国史学典籍若要“走出去”,可以针对西方的广大读者采用多种译介方式,积极拓展对外出版渠道,加强读者接受效果,努力打造对外传播的多个途径,注意营造对外传播的系统性氛围;若让中国史学典籍“走进去”,不妨面对西方学术读者受众而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弘扬利于深入传播的优秀汉学家主导的国际性合作模式,强化国际性出版与系统性传播效果。颇为成功的《史记》译介案例对于中国史学典籍的对外传播深具启示意义。拉斯韦尔“5W”传播理论对两条译介线路中的内容、主体、渠道、受众与效果方面的加强有着借鉴与指导作用。
关键词 中国史学典籍 译介 传播 汉学家 国际性团队合作模式
中国卷帙浩繁的史学典籍堪称中华文明的百科全书,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瑰宝。历史是文化中的文化,史学典籍的对外译介意义重大,它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在世界上塑造与建构中国形象的重要举措。当前,中国史学典籍的对外传播状况不容乐观,走出国门的史学典籍依然寥寥。目前仅有《史记》《汉书》等少数史籍被翻译过,且多为节译本,中国史学典籍的外译需倍道兼进。早在1946年,美国汉学家德效骞(Homer H. Dubs)就曾谈到: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资料宝库是25部中国官方标准史书(《二十五史》),其中只有很少部分被翻译过,这套历史总共有两千多万字,若这一系列的译文再附有适当的注释,大约得有22.5万页,约450卷(每卷500页),这是目前等待汉学研究的最大的一项任务。(1)H. H. Dubs, “The Reliability of Chinese Histories,”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6, No.1 (1946), pp. 23-25.另一方面,专门研究史学典籍翻译的研究论作甚少,多是关于译本比较或某个翻译视角与技巧的探讨。那么,如何对作为中国文化精髓的史学典籍进行合理译介,如何让其“走出去”“走进去”?在被译出的中国史学典籍中,《史记》最具世界影响力,其传播案例深具启示意义。本文以《史记》为鉴,从“广度”与“深度”的两条传播路线探讨如何加强中国史学典籍的对外译介与接受。
美国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winght Lasswell)提出的传播学理论,(2)Harold D. Lasswell,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New York: Institute for Religious and Social Studies, 1948.对中国史学典籍的翻译与传播有着借鉴与启示意义。本文以拉斯韦尔“5W”传播理论为切入点,对两条传播路线中的译介内容(what传播什么)、译介主体(who谁来传播)、译介渠道(what channel传播渠道)、译介受众(to whom传播对象)、译介效果(what effect传播效果)予以审视。
为了让中国史学典籍“走出去”,就要努力让其被国外广大读者所接触与了解。现阶段可采用多种译介主体、多个译介方法与模式,适当迎合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加强读者接受效果,渐渐改变读者接受环境,多方营造有助于对外传播的良好氛围。
“讨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策略,不仅要考虑文字本身的翻译,而且还要考虑翻译出来的东西能否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3)汪庆华:《传播学视域下中国文化走出去与翻译策略选择——以〈红楼梦〉英译为例》,《外语教学》2015年第3期。当前阶段,译者在翻译中应关注西方大众读者的接受层次与审美特点,注意酌情采用适当的翻译技巧与方法而达到让读者接受的目的。
读者接受是任何译者都不能忽视的头等大事。“传播效果的产生和好差始终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因素——受传者的心理状况和接受程度。受传者是传播系统中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活跃的因素,是产生传播效果的关键。”(4)周鸿铎:《应用传播学引论》,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第89页。读者接受对译介策略与传播效果有着深远的影响。译者应依据目标读者的接受水平进行翻译。正是读者阅读给译作带来了生命,否则,译作会因无人问津而没有市场。译者在中国史学典籍的对外译介中需了解西方大众读者接受心理,研究运用怎样的译介与传播方式能让目标读者欣然接受。
译者可针对不同的读者接受对象而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与方法。读者决定接受或拒绝翻译,不同种类的读者需要不同类型的译本。(5)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页。译者需依照读者的确切需求而打造出他们正需要的译本,酌情采用归化、异化、优化等策略,选用意译、直译、释意等方法。《史记》目前尚无全译本,但有着多个节译本,各译本所针对的读者对象与所选用的翻译方法都不相同,有的翻译充分、注释颇多,而有的译文注释少、文内解释性增译多,有的译文没有注释、绘声绘色。在《史记》译本中,美国学者卜德(Derk Bodde)(6)Derk Bodde, Statesman,Patriot,andGeneralinAncientChina.ThreeShihChiBiographiesoftheChinDynasty (255-206 B.C.),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40.和倪豪士(W. H. Nienhauser Jr.)(7)W. H. Jr. Nienhauser, Editor and Co-Translator.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Volumes 1, 2, 5.1, 7, 8, 9, 10 and11),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1994, 2002, 2006, 2008, 2010, 2016 and 2019.的翻译应用了程度高的异化法,美国学者华兹生(Burton Watson)(8)Burton Watso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New York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1993.和英国学者杜为廉(William Dolby)与司考特(John Scott)(9)W. Dolby &J. Scott, Sima Qian: Warlords, Translated with Twelve Stories from His Historical Records, Edinburgh: Southside, 1974.的翻译应用了程度高的归化法。在中国史学典籍“走出去”的现阶段,多用归化(Domestication)策略会大有裨益,归化法注重读者的接受环境、接受能力,有助于克服文化障碍,让行文流畅、易于读者阅读。为了西方不同读者的接受,中国史学典籍的译介可采用多种方式与技巧,如节译、全译、释译、编译、转译、译述等。在《史记》翻译中,以上多种方法都曾被用到。例如,1840 年,柯立芝夫人(Mrs Coolidge)转译了法国学者雷慕沙(Abel Remusat)关于《史记》的法语文章,刊在《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X)杂志上;英国历史学家阿恩德(Carl Arendt)在其《对中国历史和历史学家的补充说明》的长文中译述了窦皇后的生动故事以飨西方读者;(10)Carl Arendt, “Some Additional Remarks o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ans of China,” Journal of the Peking Oriental Society, I (1886), pp. 147-151.英国学者理雅各(James Legge)在其《东方的神圣之作39:老子文本》一书中摘译了《史记》中老子与庄子传记的内容;(11)James Legg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39, The Text of Taoi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1, pp.33-37.美国汉学家艾兰(Sarah Allan)与柯因(Alvin P. Cohen)的选集《中国的传说与宗教》编译了《史记》中三个鬼故事的内容。(12)Sarah Allan &Alvin P.Cohen, Legend, Lore, and Religion in China,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Inc. 1979, pp. 102-106.不同的翻译各有其优势与价值,可服务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和不同类型的读者。
中国史学典籍是文言文表述,往往年代久远,言简意赅而内蕴深厚,因此要让西方人接受中国史学典籍并非易事。译者需酌情采用灵活的译介与传播方式。在当前阶段,既然翻译目的是为了西方的广大读者,译者就要特别注意进行普及性译介,要想方设法使译文能被读者乐于接受,以免曲高和寡,让西方读者难以达到视阈融合而敬而远之。译者在翻译中可酌情让中国史学典籍时代化、通俗化、本土化、故事化,按西方人习惯的接受方式来讲西方人听得懂的“中国典籍故事”,用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促进广大读者接受。史学典籍翻译可多产出浅显有趣的译本,也可以节译或编译其中的精华部分,以吸引更多的入门读者。例如,蔡志忠(Tsai Chih Chung)编画、郑玉娟(Tang Nguok Kiong)翻译的小书《史记·战国四大公子》以漫画形式讲述了四大君子魏无忌、黄歇、赵胜与田文的故事,(13)Tsai Chih Chung (edited and illustrated), Tang Nguok Kiong(translated),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the Four Lords of the Warring States, Singapore: Asiapac, 1990. 妙趣横生、引人入胜。在翻译中讲述中国史学典籍故事时,要注意分析受众心理,区分不同的受众类别,并尊重受众的需求和习惯。“我们要找出吸引世界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关注的话题,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14)黄友义:《讲好中国故事 引领国际舆论》,《公共外交季刊》2015年第1期。
现阶段,吸引读者、根据读者接受进行译介与传播是必由之路。中国史学典籍需要产出能够适应西方不同读者期待视野的不同翻译,尤其是要注意适当迎合西方大众读者的口味,从而让读者乐于接受、快速推进中国史学典籍“走出去”。“典籍译者兼具典籍语言转换者和跨文化传播者的双重身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纽带和桥梁作用。”(15)张德福:《试论中国典籍跨文化传播模式的构建》,《上海翻译》2021年第1期.
翻译出版在中国史学典籍“走出去”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杨宪益夫妇的《史记选》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1979),外文出版社对杨译起到了重要的赞助与推介作用。后来,杨译本又由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等多家出版社出版。其他译者的《史记》译本都是由国外有名的出版社出版,这些出版社运用了本土化出版营销战略,在其封面或封底刊印推介话语,给予译本一定的介绍与宣传,积极开拓国外市场。华兹生的《史记》译本(1961)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时,译本扉页上就赫然写明:此译作作为世界文学经典译本而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性著作中。道森(Raymond Dawson)译注的《司马迁〈史记〉》(1994)作为世界经典系列丛书之一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16)Raymond Dowson,Simo Qian: Historical Record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Oxford &New York: OUP,1994.。倪豪士所主导的翻译团队迄今已出版《史记》英译本8卷,都由美国知名的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可见,有影响力的国外出版社会对中国史学典籍的对外传播起着积极的推介效应。若翻译出版由译入语当地的文化出版机构来实施,则传播效果自然更为显著。也可以中西合作,中方可以联合西方的出版社或图书馆共同举办新译著发布会,定期举办读书会,举行相关的有奖阅读竞赛以及其它种种推介活动。为了促进西方读者对译本的接受,翻译出版方可运用多种方式,积极推介,加强宣传,采取吸引读者的系列活动与措施,强化读者的阅读接受能力。
读者接受和译者的翻译策略与方法相关,同时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史学典籍“走出去”离不开接受环节,尤其是离不开其中的研究与批评环节。这个环节能把翻译效果和读者接受勾连起来,起到纽带的作用,其作用不可估量。例如,《史记》的西方英译本皆有评论和研究文章。这些文章有助于目标语读者了解作品内容,对作品中的主题、观点、意义、特色等方面进行评品。中西之间的诗学传统与读者接受习惯差距颇大,研究者对作品内涵的阐释与解读有助于提升外国读者对中国作品的理解与认知水平。国外研究者的阐释与评论也会对中国史学典籍起到推介与宣传的作用。
中国史学典籍的对外传播行为不单是翻译问题,其走出去的“过程”会牵涉到多个要素、多个环节。中国史学典籍走出去是个系统性工程,我们可以采用多种渠道与方法促进传播。传播效果和很多因素相关,涉及翻译策略、出版社影响、读者接受、研究与批评等因素,其中汉学家译者的传播和互联网传播都是重要的途径。
应加强汉学家译者的作用,其传播效果不可小觑。从中国古代典籍西译的历史来看,翻译的主体是西方的汉学家。(17)张西平等:《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21页。《史记》英译的主体是西方汉学家。除了杨宪益夫妇外,其它《史记》英译本的译者都是西方汉学家。现阶段,汉学家译者主体能更好地担当起让中国史学典籍“走出去”的使命。他们拥有许多本土译者所不具备的天然优势,更易于出成果、见效益。西方《史记》译者都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爱好者与研究者,他们本人在西方都有一定的知名度。汉学家译者本身就是招牌,能起到积极的宣传效应。汉学家译者母语水平高,善于发挥译语优势,让译文优美可读。他们更为关注译文的读者接受与功能效果,懂得怎样进行系统运作而产生接受度强的译作。汉学家译者擅长在忠于原作、统筹考虑的基础上酌情进行“增益”翻译,能根据读者的接受习惯进行适当调适与灵活变通。汉学家译者既深谙汉语与英语,又了解海外读者的审美习惯,知道如何调适原作、运用语言、根据读者需求进行变通,能自然而巧妙地处理翻译中种种棘手的问题。他们不仅精通双语文化,具备海外传播的能力与素质,还拥有高瞻远瞩的眼光,能统筹考虑到多种因素进行译介与传播。汉学家译者是圈内人,他们不仅能强化与增益原作,而且懂得怎样进行系统运作、让译作具有接受度与影响力。鉴于西方汉学家在传播方面的优势,我国可以给予相应的表彰与奖励,采取相关政策与措施予以鼓励与支持。
互联网传播涉及的面很广,应注意加强网络传播,调动各种媒介手段,形成各种媒介的互动,让国内外的媒体间进行协作,多方位地将中国经典推向西方大众。讲述中国史学典籍故事不一定只用书面表达,可以进行多媒体制作、跨媒介合作方式进行多重表达与多样解读,如采用文字、视频、图片、动画等多种表现形式,结合电视、电影、音乐、漫画等不同传播方式,加强社交网络、网站论坛等各种传播渠道的作用,注意顺应国外受众的互联网思维和阅读习惯,以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比如,笔者在对西方知名汉学家侯格睿(Grant Hardy)的访谈中,他说:关于早期中国的历史,对许多美国人而言,他们的兴趣始于电影,例如,像张艺谋的电影《英雄》会让学生们接触到《史记》。(18)魏泓:《论〈史记〉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论——美国汉学家侯格睿(Grant Hardy)教授访谈录》,《汉学研究》第25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18年,第128页。
为了让中国史学典籍“走出去”,还应积极加强本国的经济建设与国际间的交流,不断提升本国的文化影响力,逐渐改变读者接受环境。这种营造是长期的渐进过程,需要多个环节的合力作用。张西平教授指出,“在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典籍外译和出版,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的中国典籍外译和出版,中国学者作为译者仍处在边缘状态。我们必须冷静地面对这个问题,文化走出去是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文化的传播是不能用大跃进的办法来解决的,单纯的政治热情、轰轰烈烈的场面对于文化的传播都无济于事。中国译者必须卧薪尝胆,做好长期的准备。”(19)张西平等:《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第325页。我们应认清现实,统观事实,联合西方汉学家共同努力,充分调动多方因素,从翻译、出版、研究、批评、互联网传播等多个途径着手,积极营造利于中国典籍对外传播的系统性良好氛围。
中国史学典籍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要能真正走进西方学术研究的广阔领地,被学术读者深入思考与解读。各种翻译形式都会以合力的作用共同推动中国史学典籍“走出去”,而优秀汉学家主导的国际性合作模式非常有利于中国史学典籍“走进去”。
中国史学典籍不仅要能被西方一般读者所了解,更要能被学术读者一再解读、深入阐释,从而被重视、被汲取。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与中西跨文化交流的增强,西方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专家、学者与专业学生日益希望读到精益求精的中国典籍译作。倪豪士所主导的国际性团队合作工程是为了西方学术读者而翻译,译作谨严、资料详尽。英国汉学家鲁惟一(Michael Loewe)指出倪译对这些读者特别有益:“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对于选择《史记》篇章以传统语言对学生进行训练的老师,对于期盼熟识中国古代主要人物的学生,对于希望探寻其他世界帝国的成长轨迹及其先人踪迹的历史学家们。”(20)Michael Loewe, “Reviewed Work(s):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Vol. I.VII. by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Tsai-Fa Cheng, Zongli Lu and Robert Reynolds,”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84, No. 1(1998), p.167.
为了学术目的的史学典籍翻译需力求忠实与精确、尊重原著的完整性和哲理性,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再现原作,以便真实而确切地反映原文内容。译者最好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如直译、直译加注、音译加注等方法,尽力保留原文语言特色与文化特点。直译有助于忠实体现原文风格,减少随意增删的失真行为。运用直译方法时,译者要防止产生冗长、生硬、晦涩难懂的译文。译者要谨防英汉语间的差别所造成的语言表层结构与深层意义的不统一,还要注意避免因中外不同思维方式和不同语言表达方式而产生的硬译、误译。异化(Foreignization)主张以源语规范为取向,要求译者充分再现原作的形式与内容,尽量重现原作的构思、风格、思想内容、文化内涵。当然,归化和异化并非是各自单一运行、泾渭分明的,而是相对互补、相辅相成的,译者需依据翻译目的与接受对象灵活运用、善于变通。
倪译倾向直译方法与异化策略,意在尽可能让《史记》保持风姿走向世界。倪豪士说:“我们不追求修改文本,而是再现文本。这会让古代史和历史学的学生更乐意去体会司马迁的材料运用以及其中的偏依。”(21)W. H. Jr. Nienhauser, Editor and Co-Translator,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Volumes 1),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xx.倪译力求保留《史记》原貌、充分再现原作信息,他说:“直到今天,我们依然相信只有通过完整的注释文本,对于学术读者而言,《史记》才会被合适而‘完全’地翻译过来(才能让我们的读者达到司马迁的目标读者所拥有的充分信息)。”(22)W. H. Jr. Nienhauser, “The Implied Reader and Translation: The Shih chi as Example,” in: Eugene Eoyang and Lin Yao-fu,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9. 倪译团队文献厚重,注解最多,是唯一一部在译文中添加汉字的译著。倪译希望能完全保留司马迁《史记》的精神,尽力为现代学术读者提供一个完整的注释性语境。他所进行的全译(complete translation)不仅是对原作全部内容的翻译,而且是意在对原作隐含信息的全部翻译,以求现代读者能达到司马迁时代中的读者接受效果。
不言而喻,中国史学典籍博大精深,文化负载厚重,文字雅奥,外译比较棘手,需要一再的解读与阐释。《史记》体大思精,内蕴丰富,是对译介工作的极大挑战。史学典籍外译过程比较复杂,需先进行“语内翻译”,再进行“语际翻译”。译者必然要卷入两套语言文化系统之中,既要努力再现原作,又要保证译作能被目标语系统所接受。
在史学典籍翻译中,面对着差距甚大的英汉两种语言与文化系统,中国译者与西方译者各有其优势与不足。中国译者往往具有精通汉语及其文化的优势,但在英语表达上可能会捉襟见肘,译文缺乏可读性与感染力。优秀汉学家译者深具母语优势,更为熟谙目标语及其文化内涵,能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进行高屋建瓴地运作,但优秀汉学家译者可能会对原文理解不透彻、对文化意义把握不到位,译文有时会出现误译、漏译的情况。“名气再大的汉学家在语言理解上也会出现问题,因而需要中国学者提供的研究资料作为参考。可以说,真正好的翻译是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合作的产物。”(23)张毅、綦亮:《从莫言获诺奖看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作家、译家和评论家三家谈》,《当代外语研究》2013年第7期。 汉学家与中国译者相结合的模式正好优势互补。国内外的专家与学者一起合作可以相得益彰。对于语内翻译阶段而言,若有精通文言文的古典文学专家的参与、指导则会对原文有更精确的理解与阐释;而语际翻译的表达过程更会涉及到读者接受效果,那么,外国译者明了接受环境与读者需求,能更好地应对读者接受屏幕与视阈融合的问题。鉴于此,中外多人可以在一起切磋合作、取长补短,以避免译文出现语言与文化上的种种偏见与不足。余光中曾提出:“最理想的译法,应该是中外的学者作家两相合作,中国人的中文理解力配上英美人英文的表达力,当可无往不利。”(24)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第66页。在中国史学典籍对外传播的现阶段,最好采用国际性合作翻译模式,其中,多领域的学者们齐心协力,从而产出既具充分性、又具可读性的学术性译作。
优秀汉学家主导的国际性团队合作模式有利于充分利用世界资源,造就精品译本。倪豪士教授采用开放性的国际性合作模式,其团队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他本人精通中、英、法、德、日等国语言,知晓多种中文与日语的《史记》注解本。倪豪士的团队立足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校领导大力支持他的翻译,学院的秘书帮他管理资金,学校的老师与学生都积极参与,倪豪士的妻子也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25)W. H. Jr. Nienhauser, Editor and Co-Translator,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Volumes 1),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iv.倪豪士所在的亚洲语言文化系还经常举办与《史记》相关的大型国际性会议与讲座等。倪译团队包括中国、日本、美国、德国等国的译者、学者,参阅了《史记》的多种注解本与多个语言的译本、相关的《左传》《战国策》等著作的注解本与外语译本。倪豪士说:“我们尽量阅读所有关于《史记》的传统评注,参考一些翻译,特别是沙畹与日本译者的译本,并进行不同译本的对比思考。通常有一位译者提供翻译草稿,一组人再对其进行评论。”(26)魏泓:《历史的机缘与承诺——美国著名汉学家倪豪士〈史记〉翻译专访》,《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3期。“为了创建精确的《史记》译本,倪豪士和他活跃的翻译团队查阅了无数的从古至今的资料。”(27)Scott W. Galer, “Toward Better Shiji 史記 Reading: Two Scholars’ Efforts to Elucidate the Text,”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Vol. 30 (2008), p.31.倪译《史记》学术性最强,卜德称颂道:“倪译本是一项杰出的汉学成就,是集中于一座美国大学的国际性合作团体的优秀产品。”(28)Derk Bodde, “Reviewed work(s):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Vol. I: The Basic Annals of Pre-Han China by Ssu-ma Ch’ie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Vol.17 (1995), p.142.
显而易见,国际性合作模式具有比较强的传播效果,易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系统性的接受效应。优秀汉学家深谙双语与双语文化,在西方往往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能跟西方的研究者、批评家、赞助人直接对话。国外有名望的汉学家作为主导者会更为合适,他们具备多元文化身份,拥有深广视阈与多重能力。例如,倪豪士知识渊博,古文功底深厚,掌握多门语言,交游甚广,所以他能担当起这项挑战性很强的《史记》全译工程。他是译者,是主编,也是研究者,又是组织者、协商者、领导者。国际性合作团队的译介主体应含盖世界范围内高水平的译家与专家,他们在一起共同合作,扬长避短,从而产出精确度高的学术性译本。来自世界多国的译者、学者、专家会进行有意与无意的共同传播,有助于调动多种媒介手段,进行全球传播的多层次互动。世界范围内的合作无形之中自然会起到一种宣传效果,益于产生传播与接受的系统效应。
优秀汉学家主导的世界性合作翻译模式能够贯通古今中外,擅于沟通国际出版机构与新闻媒体,能让译本深入到西方的学术中心,因而更具传播力与影响力。当然,“我们不能被动地等待西方汉学家根据他们的需要和意愿来选择翻译中国典籍,而要具有前瞻性,主动承担起中国典籍对外译介与传播的历史重任”,(29)许多、许钧:《中国典籍对外传播中的“译出行为”及批评探索——兼评〈杨宪益翻译研究〉》,《中国翻译》2019年第5期。中国译者应逐步成为中国史学典籍对外译介的主导者与中坚力量。
加强国外知名出版机构的营销与宣传效果,其世界范围内的出版与发行自然有利于提升译本接受度。若有官方支持,会更有助于保证权威性与感召力。可以让一些有实力又有鉴赏力的国外出版社参与中国史学典籍的译介与发行,进行连锁出版、全球营销,并开展一些国际性的论坛、讨论会等活动。可以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的中外合作出版方式,构建全球传播与营销的系统网络。争取由中外合作机构从选题、版权、翻译、出版到境外营销,进行全过程合作。倪豪士说:“幸运的是,我们的译本都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那家出版社非常好。”(30)魏泓:《历史的机缘与承诺——美国著名汉学家倪豪士〈史记〉翻译专访》,《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3期。2019年5月23日,南京大学出版社与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倪译《史记》四卷本作为南京大学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四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之一,于南大—威大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启动仪式上发布。另外,应充分发挥互联网在国际出版与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在信息全球化时代,电子版图书更易于全球推广,被世界各地的读者所阅读与研究。OCLC数据库显示,世界各地拥有倪译《史记》(2010Vol.9)电子资源的图书馆高达一千多所。
注意营造世界范围内对中国史学典籍进行评论与研究的接受氛围,努力促进国际性的合作性研究与深层次研究,让研究者能通过文学批评、译本评论等形式加强对中国典籍文化内涵的解读。研究者的阐释会对译本起到深入介绍与宣传的作用,同时也有益于加强西方读者对原作的认知,让其越来越全面地认识与了解中国典籍与文化。我们发现西方有关中国话题的选集与研究著作常会引用或选用《史记》译本,并在参考文献中列出,这自然会非常有益于译本在西方的传播。倪译《史记》享有世界声誉,被多国学者所参考、评论与研究,许多有名的汉学家写过书评,如卜德(1995)、戴梅可(Michael Nylan)(1996)、鲁惟一(1998)、侯格睿(1996/2011)等,这些书评还常把倪译《史记》与华兹生的译本以及法国、俄国的译本一起比较评述,其中更加凸显倪译的学术性效果。国际性的合作易于带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评论等系列传播行为。倪译忠实而确切的翻译受到世界瞩目,带动了西方对《史记》与其它中国典籍的翻译与研究。以优秀汉学家为主导的国际性团队合作模式益于产生世界性、系统性的传播效应,有助于让世界范围内的译者、学者、读者、媒体、赞助人、评论者之间形成一种合力作用,在西方的学术界与出版界产生连锁性影响。
关于《史记》译介研究,学界已取得不少成果,提供了不同角度的启发性研究,但尚未见传播学综观下的研究。本文运用拉斯韦尔的“5W”(译介内容、主体、渠道、受众、效果)模式探讨《史记》传播状况,审视其译介特点,提出进一步加强其对外传播的建议,以期开拓科学研究视角、拓展研究思想。中国史学典籍“走出去”应关注传播的广度,注重译文晓畅、优美,期待更多的读者知晓、接受;中国历史“走进去”还应关注传播的深度,注重史书翻译的内容考据,穷究历史真实。两条传播线路在“5W”方面各有其特点与对策,可以相互交织、相辅相承,既横向拓宽,亦纵向拓深,这样双管齐下,更有利于将中国史学典籍传播到世界各地。倪豪士认为:“一般而言,西方学者总是产生两种翻译,一种是为了普通读者的翻译,注释很少而非常流畅,而另一种是为了学者的翻译,这种翻译对文本与上下文都给予广泛而详尽的注释。” (31)魏泓:《历史的机缘与承诺——美国著名汉学家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史记〉翻译专访》,《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3期。《史记》翻译基本上呈现出两类模式:偏向译文的可接受性与偏向再现原作的充分性,以达到可读性与学术性接受效果。两条路线齐头并进,有助于产生世界性的系统传播效果。当然,不管是为了“走出去”还是“走进去”,不管是通俗性翻译还是学术性翻译,译者不能擅自改动或歪曲原作事实、不能随意增减原作内容,应尽力忠实地再现原作,不提倡翻译中的新意衍生、歧义滋生。历史乃世界文明之根本。世界文明的发展需要实事求是的典籍翻译,以便于汲取智慧、启迪人生。译者和编者要紧抓翻译质量,拒绝哗众取宠的粗制滥造之作。我们应深入关注史学典籍传播效果,深究其在跨文化交流中与西方文化相互接触与影响的文化涵化进程。
中国史学典籍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能真正“走进去”。以《史记》为鉴,大力加强中国史学典籍的对外翻译,“讲好中国故事”,让其在全球化进程中更好地展现其魅力和生机,这有助于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互动、互识、互补,在世界上建立一种互通有无、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关系,构建科学意义上的“全球史”。中国史学典籍“源于中国、属于世界”,加强中国史学典籍的对外传播不仅符合国家文化战略的需要,有助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同时也有助于世界上不同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与尊重、不同文化间的互荣与共生。
作者简介
魏泓(1974— ),女,安徽宿州人,博士,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典籍翻译研究。
来源：思想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