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蒙古征服的结果，东西方文明碰撞融合，形成了“第一个全球化时代”。在地处沟通欧亚要冲的伊利汗国，通过采编各国史料，拉施特丞相组织编写《史集•世界史》（以下简称“史集”），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世界历史”由此诞生。
作为蒙古征服的结果，东西方文明碰撞融合，形成了“第一个全球化时代”。在地处沟通欧亚要冲的伊利汗国，通过采编各国史料，拉施特丞相组织编写《史集•世界史》（以下简称“史集”），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世界历史”由此诞生。
《史集》涵盖了当时的已知世界——欧亚大陆的全部历史，包括《中国史》《以色列子民史》《法兰克人、教皇与恺撒史》《印度、信德与克什米尔史》《伊朗与伊斯兰史》等几部分。通过对《史集》中文本和插图的研究，《文与图的世界史》一书呈现了以伊利汗国为中心的叙事图景。
就史料来源看，《史集》并不出色。由于编写时间短暂，《史集》基本是对现有资料的转录。以《中国史》为例，这部分记录了从盘古到中国南宋时期的历史，为了在有限时间内完工，拉施特等人没有选择整理中国的正史，而是以《释氏通鉴》《佛祖历代通载》等佛教编年著作这些二手中国史资料为底本，选用其中记录中国历史的内容。类似的，《法兰克人、教皇与恺撒史》则是以叙利亚东方基督教徒把•赫卜烈思的《编年史》为底本，又参照了13世纪德国修士的作品。《以色列子民史》则直接转录了犹太教圣典《塔纳赫》。可见，《史集》基本是依据民间私修作品，对相关地区历史进行概述，然后拼合成书。
但在编排上，《史集》颇具特点，以地域为单位，将蒙古政权治下的各地作为平行关系，分别进行叙述，世界的历史以集合的面貌呈现。在这些叙述中，各个地域保留了其个性色彩，并体现出伊利汗国对这些地区的认识和了解。如欧洲部分，就记录了教皇和皇帝这两个权力中心的世系，并认为教皇的地位高于皇帝。
书中更多关注的是《史集》中的图像，这部分更多体现了东西文化在波斯的交汇。在《中国史》部分，我们看到这些由波斯画师根据中国作品转绘的图像时，很容易有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通过书中细致地分析，我们可以追溯这些图像在中国的源头，从而发现很多趣味。如《史集》中的盘古像，双手各捧一枚圆球，成W形。在一些中国古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盘古是手举代表日月的圆球，可见《史集》模仿了这类图像。但画师也对盘古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本土改造，主要是按照本土塑造君主形象的传统，在其头上添加了一顶塞尔柱风格的王冠。而其中对人首蛇身的三皇形象的塑造，没有采用西亚对多头蛇身怪物的传统表现方式，而是可以追溯到《山海经》的插图，是多颗头颅在垂直方向上叠加。如果说这些基本还是忠实复刻了中国图像，更有趣的是一些改造或误读。如书中成汤的形象右手托腮，大拇指、食指和小指分别向两侧伸出，这可以追溯到以“基督受难”“哀悼基督”为题的拜占庭圣像画，可见画师是在使用其熟悉的元素。而对中国文化的不熟悉也造就了奇怪的观感，如对帝王冠冕、服饰的描绘，乃至人物动作，都与我们对古代帝王的认知存在巨大差距，甚至有时会有乱入之感。这也反映出《史集》的画师群体所参考的图像底本具有民间性、通俗性和实用性特点，很多依据的可能是刊刻较为粗糙的印刷书籍插图。这些与我们今天观看美剧时所见西方想象中的中国人物形象颇为相似，其中往往是对中国元素的误用，甚至是加入了其它非中国元素，于是我们会看到奇怪的建筑和古怪的军服。
另一方面，中国元素又影响到《史集》对其它地区历史图像的绘制。在《中国史》部分使用过的分栏形式，又被用在了《法兰克人、教皇与恺撒史》中，将欧洲皇帝和教皇绘成面对面端坐的形象。在《伊朗与伊斯兰史》部分，《胡山登基》中，君主身着蒙古服饰，坐在中式王座上，这种座椅属于宋元时代流行的样式，可能是以中国的实物或图像为蓝本。从这些例子也可以看到，地处东西之间的波斯与周边有着密切往来，并同时受到中国和欧洲文化的影响。
书中大量是此类考据内容，由图像的相似性考察彼此关联，探微索隐，揭示文化传播中的细节。如《印度、信德与克什米尔史》中的插图《印度的群山》，不同于热衷于将土红、棕红与石青、石绿并用的重压绘画传统，画师频繁使用青绿色进行晕染，书中认为，这可能是处于对中国宋元时期山水画的模仿。但画师的晕染手法又与传统国画技法相异，书中分析认为，这说明画师并不理解底本涂敷此类色彩的用意，只是尝试机械地模仿青绿山水的视觉效果。类似的文化元素在陌生语境中变异的例子还有很多。再如《以色列子民史》中的插图《摩西之死》，摩西近乎笔直平躺的姿势，据考证来自一类刻画基督、圣徒和帝王之死的拜占庭图式，普遍流行于10-14世纪的抄本插图、壁画、镶嵌画等，书中提供了多幅插图可供直观的比较。
本书主要是一部图像史，也可以归为文化史。书中最精彩的当属对图像的溯源和跨文化研究，同时，结合对文本的分析，书中力图展现拉施特等人的历史意识以及当时的伊利汗国是如何认识世界的。不过总体来说，图的研究压过了对文的分析，因此对这部早期世界史的研究仍有待深入。
来源：一品姑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