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辆边疆的“红河”汽车，就是个旧市汽车修理厂（个旧市齿轮厂、配件厂）工人师傅们心血和智慧的结晶，就是锡都人民、红河人民乃至云南人民留载史册的光荣和骄傲。

这是一辆手工生产的汽车！

这是当时云南省外观最漂亮的汽车！

这是那个时代云南省地州上唯一能够生产出来的汽车！

这辆边疆的“红河”汽车，就是个旧市汽车修理厂（个旧市齿轮厂、配件厂）工人师傅们心血和智慧的结晶，就是锡都人民、红河人民乃至云南人民留载史册的光荣和骄傲。

如果说闻名遐迩的中国锡都曾经是云南省一个举足轻重的汽车制造基地，如果说老一辈个旧人曾经用铁锤敲出了汽车，今天的青少年们也许会以为这是一个类似“愚公移山”的笑谈或神话，不过也就在流行歌里唱唱罢了。

然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不折不扣的锡都工人，偏偏用比金属更硬的气质，创造出了一个像金属一样不会轻易腐朽的真实的神话，并且让它奔跑和驰骋。

1970年国庆节，“中国制造”的汽车从全国各地开上北京，展现着自力更生的中国人民拥有着的生生不息、锲而不舍的创造力。在天安门广场上，一辆灰白色的汽车闪闪发光，车头上黄铜制成的“红河”两个字熠熠生辉，耀人眼目。

2004年国庆长假之后，《个旧报》发表了记者赵俊峰采写的《铁锤敲出“红河”汽车》一文，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拭去历史尘埃，自力更生的锡都工人师傅们手工造出377多辆汽车的那种精神和智慧，依然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

除了《铁锤敲出“红河”汽车》一文中出现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的名字，更多造车人的名字开始不断被人们熟悉和传诵：解家发、毛金虎、张华荣、何汝亮、高学仕、王秀娟、李祥……他们像饱满的稻穗那样拒绝趾高气扬，例如原个旧市劳动局的一位老局长沈乃昕，就曾经是当年制造“红河”汽车的总技术员。

当年加一个夜班，只有2角5分钱。

“如果你想象得出我们在寒冬里夜以继日地苦干，被当时个旧市汽车配件厂（后来的个旧市齿轮厂）党委书记郭建礼，亲自从造车现场‘赶进’灯光融融的烤漆房补瞌睡；如果你曾经目睹过或者听说过，1970年国庆节，40多辆‘红河’汽车浩浩荡荡在锡城里驶过，你就会知道什么是艰苦创业和以苦为乐，就会懂得‘红河’汽车的真正价值”

亲历“红河”汽车研制生产的颜映泰和陶圣增等人介绍，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当时提出“向九大献礼”，就生产出第一批两辆“红河牌”汽车，命名为“红河牌”HH-130型，由雷志辉师傅，以及另外一名好像是谭祖存师傅，将汽车驾驶到昆明，后换火车运上北京。这两辆“红河牌”汽车而今何在，已经成为一个难解之谜。

当时，全国造出三四十种汽车，大都仿照前苏联的车型和南京的“跃进牌”，云南省只有“红河牌”汽车和云南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昆明”牌汽车，后来，昆明农用汽车制造厂也开始造车。“红河牌”汽车属于仿“跃进牌”，省城的群众评价，“红河牌”汽车比昆明的汽车好看，连昆明农用汽车制造厂也来个旧市齿轮厂学习。

那个年代，个旧市齿轮厂还没有专用机床，也就是说根本不具备造汽车的条件。2004年69岁的颜映泰介绍，例如汽车后差速器盆角齿，当时只有云南汽车制造厂可以生产，并且这套设备是进口的，国内还造不出来。所以，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自力更生，大锤开路，千方百计造出‘红河牌’。”

再难的事难不倒“庖丁解牛”的锡都工人师傅们——精工车间的颜映泰与李庆阳负责做盆齿，昆明工校毕业的技术员郭思贤和王国民给了一台铣床做角齿，老师傅罗家顺做宝塔齿，铜工杨鹤、韩志伟做驾驶室……颜映泰说，在夜以继日攻关的一个星期里，为运用土办法“迂回”获得准确的技术数据，运用土工具达到需要的生产效果，毫不夸张，他们做了一生中最多的数学题、物理题。

那一把把手工锉刀打磨的与其说是齿轮，不如说是精益求精、坚韧不拔的人生；那一把把铁锤锻造的与其说是车身，不如说是产业工人的脊梁。就说做汽车的大梁吧，厂里没有滚压机，朱家正师傅硬是用大锤打出了大梁，直到后来罗家顺师傅们自己制造出滚压机。

从1969年至1975年，“红河”源源不断在中国大地上驰骋。

诚然，锡都藏龙卧虎。颜映泰回忆，“红河牌”汽车问世后，第二批生产出4辆，第三批生产出8辆，最多一次月产40辆，“红河”因此聚集了大批人才。当时，有很多技校和工校毕业生加入到了造车的行列，提高了技术含量，也锻炼了一批成熟的技术骨干，生产技术人员由100多人发展到最多时200余人。颜映泰本人就毕业于长春第三战车编练基地，是新中国第一批坦克学校的学员，他曾经驾驶“红河牌”汽车，交售到广东、河南等地。已经退休的陶圣增记忆犹新，从他手上描过的汽车图纸，共有377辆，同时，个旧市齿轮厂还生产过20辆小客车，相当于现在的中巴车，个旧市人民医院、个旧供电局等单位和某部队都使用过这种小客车。中国锡都的青史里，有了一段大写的辉煌。

由于当时国内同类型汽车的生产成本在1万余元左右，而手工制造的“红河牌”单车平均成本20175元，加之其他原因，个旧的汽车工业最终昙花一现。当年造车的老前辈杨鹤等人，也已仙逝。

于是，有不少人感叹：“可惜我们今天再也看不见‘红河’汽车了……”

让人喜出望外的是，2004年10月14日下午，个旧报社的记者赵俊峰接到一个电话：“你好,我是王永民，当年‘红河’汽车的制造者之一。你想看看最后一辆‘红河’汽车吗？它应该可以算是地球上最后一辆原装‘红河’汽车了。”

真是没有想到，最后一辆“红河”汽车就在个旧城里，在上海大众汽车个旧特约维修站（原个旧市汽修厂）的车库一角。

2004年50岁的王永民，1970年8月进个旧市汽车配件厂工作，见证了“红河”汽车曾经的发展和壮大。据王永民介绍，现在仅存的这辆“红河”汽车，是1973年出厂的，载重2.5吨。按照使用年限，其他“红河”货车和小客车早就报废回炉了，唯独这辆“红河”汽车，因为改装成单臂吊车、作为厂内自用的起重设备而得以保存至今。

王永民清晰地记得，那个时代个旧基本只有“解放吊”，起重设备极其紧张，因此，自力更生的工人师傅们决定将这辆“红河”汽车的木货厢拆除，改装成汽车吊，由沈思荣师傅负责组织实施。这辆“红河”吊车可起重2吨多的物件，曾经有几十位师傅包括王永民都操作过，由1973年使用到1999年，在新世纪前“光荣退休”。

《铁锤敲出“红河”汽车》发表后，上海大众汽车个旧特约维修站检验科的杨家兴查看了这辆仅存的“红河”汽车说：“换个电瓶加上油还能开动。”

然而，最后一辆“红河”汽车的命运不容乐观，因为上海大众汽车个旧特约维修站由国企改制为民营，一对收废铁的夫妇表示，欲出资2500元，买下这辆历经沧桑的“红河”汽车。《个旧报》社记者赵俊峰当即表示：“我出2800元，把车留在个旧！”

之后，随着企业深化改革，上海大众汽车个旧特约维修站变成了红交集团个旧客运公司大修厂，因为生产发展，原来停放这辆红河汽车的出库需要腾出来做修理车间。

2007年8月31日早上10点，红交集团个旧客运公司大修厂的王永民再次打电话给个旧报社记者赵俊峰说：“你要留下的那辆红河牌汽车放在厂里占着位置影响生产，厂里准备拉去八号洞外的油库摆着，现在准备拆吊臂，你自己过来看吧……”

赵俊峰匆匆赶到现场，最后一辆“红河”汽车正被另外一辆吊车拖出车库，当天中午，“红河”汽车吊臂被拆除。情急之下，赵俊峰同意先把它拉到八号洞外的油库暂存。大约下午4点钟，一辆清障车将最后一辆“红河”汽车拖走了。

无巧不成书，就在2007年8月31日，这辆幸存的“红河”汽车的“独子”刚刚被一辆清障车拖出个旧城，迎面就“撞上”了从外地办事回来的李万祥。

老李哥急了，他说：“因为我是当年‘红河’汽车的制造者之一。”

1970年，李万祥从个旧市工校毕业，就进入个旧市汽车配件厂（亦名：个旧市汽车修理厂，后来的个旧市齿轮厂），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红河”牌汽车的制造。当年，个旧市革命委员会指示扩大生产规模，工厂提出“‘五·一’成组，‘七·一’成队，‘十·一’成群”的口号，日以继夜地生产，到1970年9月底共造出红河牌汽车43辆，10月1日披红挂彩参加个旧市举行的国庆21周年庆典活动。此后，每年以60至65辆的数量持续生产。

对于仅存的这辆“红河”汽车，老李哥早就“魂不守舍”，他说：“无论花多少钱，我都不能让这辆‘红河’车流失和消失，我要把它重新修好，无偿留给咱们锡都人民的子孙后代。”

李万祥说：“那天，我还不知道这辆已经被拆除了吊臂的‘红河’汽车，将被拉到个旧客运公司在八号洞外停用的一个油库里暂时先保存，急得我吃饭时筷子都拿不起来。而当年参加工作，我被分配在大梁班，还当上大梁班的副班长，就是用大锤锻造出‘红河’汽车的大梁，手臂肿了，手掌麻了，也没有发生这种拿不起筷子吃饭的事情。”

正是工人师傅们这种攻坚克难的力量，从1969年至1975年，在生产设备和测试手段达不到专业生产线要求的情况下，在“充分发挥工人阶级聪明才智”、“大锤开路打大梁”等口号下，李万祥他们采用人工划线单位加工方式，自制简易模具，工人用大锤锻造汽车大梁。后来自制滚压机拉制大梁，汽车驾驶室亦自制模具以人工锻打成形。除了累计生产377辆货运汽车，个旧市汽车修理厂还生产过20辆小客车，相当于现在的中巴车，个旧市人民医院、个旧供电局等单位和某部队都使用过这种小客车。

老李哥当即立断：“我要把这最后一辆‘红河’车找回来，把它修起来，让它开起来！”红交集团个旧客运公司大修厂的工人师傅们告诉李万祥说：“你要去找个旧报社的赵俊峰记者！”

第二天一大早，李万祥就匆匆找到了赵俊峰，表示准备无偿修复这辆“红河”汽车，作为工业遗产保护下来，留在个旧。

之前，赵俊峰一直在《个旧报》陆续发表“红河”汽车的系列报道，并向有关领导多次表达保护这一工业遗产的愿望。于是，终于让这最后一辆“红河”汽车在离城5天后，又通过一辆清障车运至老李哥的个旧市永兴机械厂内。

个旧市永兴机械厂内，当最后这辆沉睡多年的“红河”汽车响起了发动机欢畅淋漓的轰鸣，一位60岁的妇女百感交集地说：“当年造‘红河’汽车的时候，我才20岁，转眼40年过去了，没想到退休的我又上班了，为了修复我们曾经亲手创造的这辆‘红河’汽车！”说话的人叫谭丽君，原个旧市汽车修理厂的漆工。

李万祥介绍，最后一辆“红河”汽车的修复是按照引擎、底盘、铜工、木工、漆工的顺序逐步进行的，由于年代久远，零配件已经非常难找到，所以修复的“手工含量”依然很高，难度也就可想而知。

于是，李万祥想到了当年的工友们，引擎工李祥来了，铜工毛金虎来了，底盘工张国华来了，电工卢桂云来了，漆工谭丽君来了，连请来帮厨的师傅梁惠书，也是当年制造“红河”汽车时朝夕相处的同志……

为了让修复的“红河”汽车忠于“原作”的历史风貌，李万祥还请来了当年个旧市汽车修理厂的老领导郭建礼，“红河”汽车创始人之一的颜映泰，云南省劳动模范杨云贵，以及当年参加“红河”汽车制造的王永民等人，请他们提出参考意见，完善修复方案。而所有的人，都激情满怀，一份弥足珍贵的工业遗产，一份锡都工人师傅们的“传世杰作”，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接中开始了“生命的复苏”。

甚至于木车厢上的500多颗螺丝的数量、外观，李万祥都要求保持原样。为此，李万祥还放大了当年在北京参展的老“红河”车照片，又专门找来了当年制造“红河”车的车厢时参照的“跃进”130图纸。就是固定木车厢的这样一批旧式螺丝，李万祥都是不辞辛劳到昆明专门加工回来的。

截至2009年2月，李万祥为了修复最后一辆“红河”汽车，直接发生的工时材料费用就有2万多元，其基本风貌已经显现。一个收藏爱好者向帮忙修复“红河”汽车的木工师傅丁发生表示，他愿意出50万元人民币，向李万祥购买这辆车。李万祥说：“这是我们捐赠给锡都人民的一份工业遗产，根本不是50万元的概念！”

2009年10月17日，个旧市永兴机械厂内欢歌笑语，喜气洋洋，从早上到下午，通往这个小工厂的宾客一直络绎不绝，有的甚至是从省城昆明专程赶来的。

个旧永兴机械厂57岁的厂长李万祥，以及其“贤内助”，热情洋溢招呼着来宾，看这阵势，也有人疑惑：“老李家是办什么喜事？”

其实，老李在自己的工厂里设宴，是代表一群人“办喜事”，这群人叫郭建礼、沈乃昕颜映泰、陶圣增、解家发、毛金虎、张华荣、何汝亮、高学仕、王秀娟、李祥、王永民……他们都是“红河”汽车的制造者。

李万祥和工友们欢聚一堂，举行了这次别开生面的“四十年沧桑，四十年情怀，个旧‘红河牌’汽车下线纪念日”工厂宴会。最后一辆“红河”汽车披红挂彩，旁边还专门搭建起一个演唱的舞台，当年的“红河”汽车制造者从四面八方聚拢，共同举杯，合着“红河”汽车发动机欢畅淋漓的轰鸣，尽情狂欢。

原个旧市汽车配件厂的老领导郭建礼激情澎湃，他说：“这几年，看了赵俊峰记者关于‘红河’汽车的系列报道，看看今天200多人为最后一辆幸存的‘红河’汽车举行的40年下线仪式，我真的不得不相信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一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是，个旧市永兴机械厂的李万祥和这群朴素而情深义重的锡都工人，却两次创造了同一辆‘红河’汽车，跨越了一条流过40载光阴而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

李万祥说：“如果后人看到这辆‘红河’汽车，可以让他们相信锡都工人有力量，也相信锡都工人有情义，此生足矣！”如果不是王永民、赵俊峰、李万祥三个关键人物，地球上最后一辆“红河”汽车早就变成废铁回炉了。而如果不是一代代个旧人的“大锤精神”，沧海桑田的个旧，也不会那么从容和优雅！转眼，2009年至今又过去16年了，拭去历史尘埃，自力更生的锡都工人师傅们手工造出377辆汽车的那种精神和智慧，依然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

作者:万重山 |图片: 赵俊峰 李万祥 提供 来源:落纸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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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模型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