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来源：Richard W. Maass, “Whitewashing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Racialized Subject-Positioning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

粉饰美国例外论：

种族化主体定位与美国外交政策

作者：理查德・马斯（Richard W. Maass），欧道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来源：Richard W. Maass, “Whitewashing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Racialized Subject-Positioning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8, No.3, 2024, pp.1-13.

导读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重回总统宝座，与之一同回归的还有他那“出格”的外交决策风格，从上任首日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到在全球挥舞关税大棒，特朗普这些看似“疯狂”的举动都带有浓浓的“美国优先”色彩。虽然以自身国家利益为首要考量无可厚非，但是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显然已经走向了一个极端，展现出一种肆意妄为的姿态。

事实上，这种“美国优先”的观念有其特定的意识形态支撑——“美国例外论”，本篇文章就从主客体区分的角度介绍了“美国例外论”的起源和发展，自由民主原则的确立和摆脱欧洲旧秩序的能力成为粉饰美国例外论的历史依据，而种族化主体定位则通过内在的、无知的和无辜的认识论塑造了美国例外论的发展。然而，美国例外论粉饰外交政策的同时也成为其外交枷锁，它干扰了美国领导人对世界中他者和自身角色的理性判断，容易造成威胁认知的扭曲和霸权色彩的无意附着，引发不满和抵抗。因此，美国如何应对美国例外论对外交政策的挑战将决定其未来外交政策的有效性，美国例外论的持续影响也将成为我们审视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参考角度。

本文思维导图

美国例外论的概念与再兴

美国例外论可定义为 “相信美国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特殊角色的杰出国家，独树一帜且独领风骚”。作为一种叙事，美国例外论宣称美国与其他国家存在质的（而非仅仅是量的）区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与历史事实呼应会增强其可信度，但是美国例外论的产生和持续并不完全依赖于现实世界的准确事实，正如美国例外论早在其崛起为军事强国之前就已出现。

美国例外论可以说是贯穿美国外交政策最显著的意识形态潮流。作为当代政治修辞的常见特征，它催生了单边主义、军事干预、法律豁免以及宣称全球领导力等行为。最近，美国例外论重新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这一转变有特定的时代背景，一是研究外交政策叙事的新方法层出不穷，二是人们对美国决策者如何应对单极国际体系弱化的担忧与日俱增。这一趋势在时间上与国际关系领域对种族化动态和欧洲中心主义日益增长的关注相吻合，尽管在实质内容上尚未完全同步。

不少学者和公众都认为例外论必然包含偏见，但他们通常从国家中心主义的角度将这种偏见理解为任何大国都会表现出的民族自恋。但本文指出，美国例外论不能简单归结为大国的傲慢，其意识形态内容也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的例外论。美国例外论有其特殊的产生背景，并且作为种族化主体定位的产物，美国例外论的主流叙事脉络反映了一种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粉饰性理解，美国如何处理这些粉饰性理解将决定其未来外交政策的有效性。

主体定位与例外论的塑造

构建一个国家在世界中的角色需要构建其相对于所处社会环境的身份，这需要隐含或明确地定义该环境中的相关 “它者”，理解他们的身份和利益（或将身份和利益投射到他们身上），并解读他们与国家自身的关系。主体定位界定了环境中的主体和客体，也决定了国家对待他们的不同态度。其他主体被认为在同一社会系统内拥有合法的能动性和地位，而客体则不属于该系统，缺乏合法的能动性或社会地位。因此，其他主体是国家身份构建和地位主张的主要参照，而客体则主要被视为社会环境中的资源或障碍。

首先，例外论叙事很大程度上认为国家对客体的优越性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将其他国家归类为客体不仅意味着它们的劣等性，而且代表着将他们完全排除在地位等级之外。

其次，例外命运的主张认为国家能够违背约束其他国家的规则。主体与客体的区分意味着双方受不同规则的约束：前者受规范其社会互动的政治法则支配，后者无法进行此类社会互动，因此受自然法则支配。鉴于其自身赋予的主体地位，例外论叙事可能认为国家超越自然法则的能力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主体定位同样使例外使命的描绘分为两支。承认其他主体的合法社会能动性意味着它们有能力（甚至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这使得例外论将国家描绘为唯一有资格领导它们的形象（无论是通过榜样还是其他方式）。而其他被视为客体的国家则被否认了它们的合法能动性，被描绘为实现国家使命的障碍或可利用的资源。虽然主客体之间存在可渗透的界限，但最终的裁量权仍掌握在主体手中。

因此，领导人和选民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划界方式成为塑造例外论叙事意识形态内容的关键因素。将某些群体客体化的世界观不仅导致差别待遇，还削弱了这些群体在影响外交政策决策叙事中的实质重要性。其结果便是粉饰，即一个国家的例外论叙事优先考虑与其他主体的关系，而否定与被客体化群体的互动。

种族化主体定位与美国例外论的发展

在现代，包括美国例外论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人们将他人视为客体而非主体的一个最普遍原因是种族化。影响美国例外论发展的种族化世界观使其优先考虑美国与被种族化为白人群体之间的关系，同时否定与被种族化为非白人群体之间的关系，这塑造了美国的主流国家叙事。

具体来说，这种种族化的主体定位通过内在的、无知的和无辜的认识论塑造了美国例外论的发展。首先，随着跨大西洋白人男性精英网络发展出美国例外论的早期脉络，他们的话语表现出一种内在的认识论。例外论话语没有将美国的经济、社会或军事成就视为殖民统治和剥夺的产物，而是将这些成就归功于其白人定居者群体假定的内在美德。例外论将美国人的过去粉饰为“昭昭天命”，而不是殖民掠夺。

其次，美国例外论的发展表现出一种无知的认识论，这种事实性无知与故意否定并行不悖。他们对各种美洲原住民社会和文化知之甚少，在他们看来，北美是一块有待书写文明的空白画布，而自身则代表着基督教文明之光驱散荒野的黑暗未知。美国人还通过否定南方的有效能动性将组成“第三世界”的各个地区构建为空白空间，在其中“书写文明、进步、现代化和民主等内容”。美国早期领导人承认欧洲列强是合法的主权国家，但这种态度不适用于任何非白人邻居。

最后，例外论将美国外交政策描绘成唯一和平和善意的形象，表现出一种无辜的认识论。美国领导人及其选民都利用各种美国代理人的仁慈意图来压倒他们的暴力行为（通常针对非白人种群），强调 “种族主义行为或做法的偶然性、无意性和例外性”。这种“善意意图”的假定有时甚至优先于证明行为体存在相反意图的证据，更不用说其使用的手段和决策后果。这种策略使例外论叙事得以人为净化国家声誉，让那些愿意忽视历史记录中丑陋部分的人接受。由此，“帝国的经历被描绘为拯救与救赎的使命，而非征服与剥削”。

粉饰美国例外论

首先，美国宣称优于其他国家的主要依据是自由民主原则，这些原则在“新世界”诞生时将其与“黑暗的对立面”——欧洲“旧世界”区分开来。此外，那些宣称美国自由民主优越性的人否认了美国与被客体化群体的相关互动。

其次，美国例外命运的宣称往往集中在其摆脱欧洲均势竞争体系的能力上。独立战争让美国在革命中产生了十三个 “自由独立的州”，宪法的批准使美国能够摆脱争端和战争的命运，但这种摆脱也取决于将非白人邻居客体化。毕竟，如果美国领导人承认其邻居为主权政体，那么一个统一的联邦政府仍将只是北美众多主权政体之一。

最后，美国在世界上的使命常被描述为“领导”，尤其是二战后的总统们通常将美国称为“自由世界的领袖”。然而，美国的“领导”在对待被视为“主体”与“客体”的对象时表现出鲜明反差：

（1）对待“主体”（fellow subjects）：常以“榜样主义”（exemplarism）呈现。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在和平时期通过榜样引领世界走向自由，仅在必要时（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武力实现目标。

（2）对待“客体”（objectified groups）：美国的使命更常被表述为“文明开化”或（近年的）“发展”。这种修辞不仅预设了被“客体化”群体的“劣等性”，还保留了美国“判断对方何时足够进步”的裁量权，同时往往为其剥削行为提供合法性。正如黛博拉・马德森所言：“例外论……为摧毁一切阻碍美国民主制度与文化扩张的事物提供了合法性。”

粉饰如何影响当今美国外交政策

美国例外论至今仍渗透于美国对世界中自身角色的主流认知。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全面支持例外论几乎已成为候选人的必要条件。对于美国例外论的“粉饰”也对当今美国政策制定构成了挑战。

首先，种族化主体定位将西欧及其定居殖民分支与自由主义、文明、和平等概念关联的同时，预设种族化“它者”具有相反的特质。这些内在偏见扭曲了威胁认知，加剧了对种族化“它者”的敌意猜疑，如二战期间强制拘禁12.5万名日裔（而非德裔、意大利裔）美国公民；同时淡化了对“内部”威胁的感知，如将白人至上主义者认定为恐怖分子的意愿远低于阿拉伯/伊斯兰组织。

其次，“粉饰”也产生了无知的偏见。通过将美国与其他地区割裂，美国例外论隐晦地贬低外国经验对美国政策的相关性，进而削弱对海外地区专业知识的重视——上述对种族化“它者”的忽视和否定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倾向。因此，决策者在理解海外盟友和对手时更易依赖种族化刻板印象，导致在军事协议和绥靖战略等政策的地位上产生偏见。

最后，将与种族化“它者”的互动排除在美国外交政策核心叙事之外不仅削弱了美国对自身所处世界的理解，也扭曲了其对自身角色的认知。例如“二战前美国奉行孤立主义大战略”的认知并不准确，事实是有大量证据表明1945年前美国在海外活动频繁。

这种脱离主流叙事而书写美国外交政策史的做法产生了第三种偏见：将美国描绘为世界政治中“根本无害或无辜的行为体”。随着外交政策史的黑暗面被粉饰，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显得“不可或缺”。但这种视角可能导致决策者忽视其倡议的种族化表象或影响，使外交会谈沦为“单方面命令而非协商”，以霸权取代互惠，引发不满和抵抗。此外，这种粉饰还让美国的竞争对手有机会传播更能引起黑暗面亲历者共鸣的对立叙事。

总结

总之，美国例外论不能简单归结为大国傲慢。主流叙事中关于美国优越性、命运和使命的论述反映了长期存在的种族化主体定位，这种定位存在于美国对当今世界自身角色的普遍认知中，表现为“内在”“无知”和“无辜”的认识论。由此产生的挑战虽然顽固，但完全是美国自作自受，而美国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将决定其未来外交政策的有效性。

译者评述

本文分析了美国例外论的来源以及其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决策，作者从美国例外论研究的再兴讲起，指出美国例外论不能简单归结为大国傲慢，其形成和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逻辑。为了解释美国例外论的由来，作者构建了主体定位与例外论塑造的理论框架，并指出种族化主体定位通过内在的、无知的和无辜的认识论塑造了美国例外论的发展，构建了一套内在优越、文明开化和善意意图的国家叙事。对美国例外论的粉饰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仅容易误判“它者”的战略意图，也容易扭曲对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角色认知，未来美国如何应对和处理这些挑战将决定其外交政策的有效性。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例外论并不“名副其实”，真正“例外”的不是美国，而是“美国白人”，这是由种族化主体定位决定的。但是随着美国对多元化种族群体平等权利的不断强调，未来美国例外论的实质性内涵可能真正完成从“白人例外”到“美国例外”的转变，只不过特朗普政府的回归似乎中断了这一进程。所以，虽然如作者所说美国例外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根深蒂固，但仍需要真正理解不同时期内美国例外论的真正内涵，这需要我们结合不同总统政府的主张具体分析。

除此之外，作者提到了自由民主原则的确立和摆脱欧洲均势体系的能力是粉饰美国例外论的重要依据，这是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从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角度来看，美国强大的经济能力和科技发展水平也是美国例外论颇有受众市场的重要原因，这些优势强化了美国的优越性认知，但是随着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崛起和美国政治丑态的不断显露（例如2021年国会山骚乱），美国例外论的观念很有可能会受到冲击。虽然作者提到美国例外论的产生和持续并不完全依赖于现实世界的准确事实，但这应该只是限制在信息相对闭塞的时代，国家才有机会对例外论进行“粉饰”，打造覆盖民众认知的叙事茧房，而随着民众接触国外信息的渠道增多、能力增强，这种粉饰也有可能在事实的打击下粉碎，动摇美国例外论的思想基础。因此，虽然短时间内美国例外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不会消失，但从未来的角度看美国例外论的走向和趋势也是一项值得研究的议题。

译者：赵宇航，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山大学国际政治专业。

校对 | 丁伟航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袁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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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政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