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度哮喘是哮喘患者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1]，其治疗管理一直是哮喘领域的突出挑战。传统抗哮喘药物难以完全满足重度哮喘患者的治疗需求，近年来，随着对哮喘病理机制的深入探索，各种生物制剂应运而生，为患者带来了新的曙光。面对种类繁多的生物制剂，如何根据患者个体情况进

转自：医学界

重度哮喘步入精准医疗时代，如何正确选择生物制剂？

重度哮喘是哮喘患者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1]，其治疗管理一直是哮喘领域的突出挑战。传统抗哮喘药物难以完全满足重度哮喘患者的治疗需求，近年来，随着对哮喘病理机制的深入探索，各种生物制剂应运而生，为患者带来了新的曙光。面对种类繁多的生物制剂，如何根据患者个体情况进行精准选择，是为患者实现理想治疗获益的关键所在，已成为临床实践中的重要课题。

明确哮喘分型与生物标志物：

精准治疗的基础

生物制剂的作用机制是针对重度哮喘关键炎症通路进行“精准打击”，因此在选择生物制剂前，要对患者病情进行详细评估，并根据相关生物标志物明确其分型。GINA 2025[2]和我国《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2024年版）》[3]（以下简称“中国哮喘指南”）均指出，可使用诱导痰/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EOS）计数、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血清免疫球蛋白E（IgE）等生物标志物来指导分型及后续治疗决策。

EOS表型为重度哮喘中最常见的表型，在我国重度哮喘患者中占比高达76.8%[3,4]，因此，检测患者体内EOS水平对于指导分型意义重大。诱导痰EOS计数是目前评价哮喘气道炎症最准确的指标[3]，然而，由于该检查步骤较为繁琐，且对设备、技术有一定要求，部分医院暂未能开展。而外周血EOS计数检测简单易行，且与诱导痰EOS计数具有相关性，是理想的替代指标[3]。

一篇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文章建议，优先依据外周血EOS计数对重度哮喘患者进行分型[5]。中国哮喘指南也推荐，将外周血EOS计数≥150个/μL作为判定EOS表型的依据，亦可将其作为启动及评估生物制剂治疗是否有效的指标之一，并建议重度哮喘患者每3个月检测一次外周血EOS计数[3]。

此外，由于2型哮喘是重度哮喘的主要内型，其特征不仅表现为外周血/诱导痰EOS计数增多，还可能包括FeNO和血清IgE升高；因此，检测FeNO和血清总IgE/过敏原特异性IgE同样有助于指导生物制剂的选择[1,3]。

FeNO主要反映2型炎症水平，FeNO≥20 ppb提示哮喘患者存在2型炎症[3]。血清IgE测定用于过敏性哮喘的诊断和评估；其中，过敏原特异性IgE水平反映哮喘患者过敏状态严重程度，血清总IgE可用于评估抗IgE治疗剂量并预测疗效等[3]。

上述生物标志物水平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重度哮喘的病理特征，通过检测相关指标对重度哮喘患者进行准确分型与病情评估，是后续精准选择生物制剂和预测疗效的关键基础。

生物制剂的种类及其作用机制：

临床决策的导向

目前，已有4种用于重度哮喘治疗的生物制剂在我国获批上市，分别为抗IL-5Rα单抗、抗IL-5单抗、抗IgE单抗、抗IL-4Rα单抗。作为哮喘领域的新兴治疗手段，生物制剂有效填补了传统抗哮喘策略的治疗短板，已获得国内外权威指南的推荐[2,3]。

抗IL-5Rα单抗

➤作用机制：可直接靶向结合EOS表面的IL-5Rα，阻断IL-5与受体结合，并结合自然杀伤细胞，通过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作用，快速诱导EOS凋亡[3]。

➤临床疗效：抗IL-5Rα单抗用于治疗重度嗜酸性粒细胞性哮喘，可快速并显著降低外周血、痰及组织中的EOS计数，患者症状快速改善[3]；对于基线外周血EOS计数≥300个/μL的重度嗜酸性粒细胞性哮喘患者，抗IL-5Rα单抗可降低其年急性发作率达74%（RR：0.26，P＜0.0001），并实现肺功能改善和提升，提高生活质量[6]；同时减少口服糖皮质激素（OCS）及吸入性糖皮质激素（ICS）-长效β2受体激动剂（LABA）等背景用药的剂量，可实现较高“临床治愈”[3]。

➤适用人群：对于外周血EOS计数≥150个/μL的重度哮喘患者，可以推荐使用抗IL-5Rα单抗治疗，对于合并持续气流受限、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CRSwNP）或使用OCS维持治疗、既往急性发作频繁的患者疗效显著[3]。

抗IL-5单抗

➤作用机制：该药通过特异性结合IL-5，阻断IL-5信号通路，抑制体内的EOS的生物活性并使其数量降低至正常水平，从而控制EOS所介导的炎症，改善气道组织损伤及气道重塑等[3]。

➤临床疗效：抗IL-5治疗可以减少重度哮喘患者的哮喘急性发作50%以上，减少68%的急诊就诊或住院率，减少OCS剂量，改善哮喘控制和肺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等。国内数据提示，抗IL-5单抗可以减少65%的哮喘急性发作和70%的急诊或住院事件[3]。

➤适用人群：推荐抗IL-5单抗用于外周血EOS计数≥150个/μL或≥300个/μL的重度哮喘患者[3]。

抗IgE单抗

➤作用机制：该药能够特异性地与游离IgE的Fc段结合，阻断IgE与肥大细胞、嗜碱性粒细胞等靶细胞的FcεRI受体结合，从而抑制IgE介导的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的活化和脱颗粒[3]。

➤临床疗效：抗IgE单抗治疗可改善重度哮喘患者的症状、肺功能和生活质量，减少OCS和急救用药，降低哮喘严重急性发作率。中国上市后大型真实世界研究提示，其16周治疗应答率超70%，90%以上患者未发生哮喘急性发作[3]。

➤适用人群：用于吸入中-高剂量ICS，并联合LABA、长效抗胆碱能药物（LAMA）等其他控制药物治疗后，症状仍未控制，且血清总IgE水平增高的中重度过敏性哮喘[3]。

抗IL-4Rα单抗

➤作用机制：该药通过与IL-4Rα结合，同时阻断IL-4和IL-13信号通路，抑制气道炎症，降低FeNO、痰EOS和IgE水平[3]。

➤临床疗效：可显著减少黏液堵塞和气道重塑，改善肺通气和小气道功能。IL-4Rα治疗后，患者哮喘急性发作率降低47.7%~59%，在外周血EOS计数≥300个/μL的患者中急性发作率可降低71%；同时还可改善哮喘症状和肺功能，减少OCS用量[3]。

➤适用人群：该药推荐用于控制不佳的重度哮喘患者，其2型炎症生物标志物高于特定水平（如外周血EOS计数≥150个/μL且≤1500个/μL；或 FeNO≥25 ppb）；或需要OCS进行维持治疗的哮喘患者[3]。

注：以上结果来自于不同研究，不能进行直接比较。

小结

生物制剂为重度哮喘的治疗开辟了新纪元。然而，要让患者真正获益，必须建立在精准评估和个体化选择的基础之上。明确哮喘分型与生物标志物水平，并深入理解各类生物制剂的作用机制、疗效特点及适用人群，才能为患者制定最佳治疗策略，改善其临床结局。

参考文献：

[1]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慢性气道疾病专业委员会, 中国哮喘联盟. 重度哮喘诊断与处理中国专家共识（2024）. 中华医学杂志, 2024, 104(20) : 1759-1789.

[2]GINA
2025.https://ginasthma.org/wp-content/uploads/2025/05/GINA-Strategy-Report_2025-WEB-WMS.pdf. 截止日期：2025年5月28日

[3]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 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2024年版）.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25, 48(3) : 208-248.

[4]Zhang Q, Fu X, Wang C, et al. Severe eosinophilic asthma in Chinese C-BIOPRED asthma cohort. Clin Transl Med. 2022 Feb; 12(2) : e710.

[5]Brusselle GG, Koppelman GH. Biologic Therapies for Severe Asthma. N Engl J Med. 2022 Jan 13;386(2):157-171.

[6]Lai K, Sun D, Dai R, Samoro R, et al. Benralizumab efficacy and safety in severe asthma: A randomized trial in Asia. Respir Med. 2024 Apr 1:107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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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