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武威古称凉州，位于河西走廊东端。发源于祁连山的河流滋养着这块绿洲，让武威自古水草丰美，成为天然的牧场。历史上的乌孙、月氏、匈奴、羌、鲜卑、突厥、吐谷浑、吐蕃、党项、蒙古等族，先后在此驻牧。这里，曾经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要冲，素有“襟带西蕃，葱右诸国”“通一线于

武威古称凉州，位于河西走廊东端。发源于祁连山的河流滋养着这块绿洲，让武威自古水草丰美，成为天然的牧场。历史上的乌孙、月氏、匈奴、羌、鲜卑、突厥、吐谷浑、吐蕃、党项、蒙古等族，先后在此驻牧。这里，曾经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要冲，素有“襟带西蕃，葱右诸国”“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喉襟”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游牧胜地、军事重镇的历史背景下，武威的马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

一

考古资料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武威已经有了原始游牧业。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沙井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游牧业生产工具。武威甘泉沟岩画上有“石马踢战”“牧马”等图形。武威莲花山脚下“兽文石”上刻有马的图形。清乾隆十四年（1749）编修的《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武威县志》记载：“城西二十五里莲花峰下有巨石，青质白文，各成兽形，如鹿、狼、马、牛、羊者。”这些都是较早反映武威马文化的石刻。清代武威人陈炳奎据此创作《兽文石歌》，对其进行形象地描述。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凉州的高山草原成为各个游牧族群活跃的舞台。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羌戎、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利用河西丰美的水草资源先后从事牧业生产，“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中乌孙以擅长养马著称，“乌孙马”体格偏大，体形匀称，力速俱佳。

“逐水草迁徙”的匈奴，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匈奴占据河西走廊。为解除西部边境的威胁，打通西域，公元前121年，汉武帝两次派霍去病进攻河西，把匈奴势力彻底赶出了河西。匈奴人哀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为彰显武功军威，此地得名武威。

二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公元前104年，汉武帝两次派李广利西征，征服郁成、大宛，获三千余匹汗血宝马凯旋，威震西域。汉武帝得到汗血宝马，正式将其冠名为天马，并写下《天马歌》加以称颂。河西走廊水草丰美，遂成为养殖繁衍战马的重要场所之一。《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再现了汉代天马的原型，其气势非凡的神韵仿佛印证了《天马歌》中的描述：“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铜奔马、铜车马仪仗俑以及汉代彩绘木马、绿釉陶立马、灰陶立马等精品文物，成为两汉时期武威马文化繁荣发达的杰出代表，是研究汉代养马业及马种的珍贵实物资料。

金日磾，字翁叔，原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霍去病出兵河西时，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和太子。汉武帝见到从武威来的休屠王太子，十分喜爱，想起此前曾获得祭天金人，故将休屠王太子赐姓为金，将其安置在黄门署养马，拜他为马监。武威当地出于对金日磾的怀念和敬仰，尊其为“马王爷”或“马神”，并在城乡修筑马神庙。

两汉时期，“少五谷，多禽畜，以射猎为事”的羌人在河西分布很广，部落繁多，客观上也促进了养马业的发展。

三

三国时期，曹魏政权在河西实施农业和畜牧业相互支持的方法，凉州畜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记载：“黄初二年十一月辛未，镇西将军曹真命众将及州郡兵讨破叛胡治元多、卢水、封赏等，斩首五万馀级，获生口十万，羊一百一十一万口，牛八万，河西遂平。”曹魏政权对河西羌胡众部采取怀柔政策，购买其马牛羊等牲畜，与其进行贸易，推动了养马业的发展。

五凉时期，随着草原民族不断移驻河西，开辟出新的牧场，河西养马业呈现出繁荣景象。各个政权出于养殖战马的需要，设立官牧场，进行驻牧，同时设置行政机构加以管理和保护，河西成为军马的重要产地之一。301年，张轨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之后，就着手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凉州骑兵队伍，以维持地方秩序和镇压敌对势力。尤其是两次救援西晋首都洛阳的军事行动，让“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歌谣广为传唱。此歌谣见于《晋书·张轨传》，后人称之为《凉州大马歌》。

南北朝时期，武威养马业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北魏灭北凉后，武威成为北魏重要的养马基地。《魏书》卷110《食货志》记载：“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蚕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到北魏孝文帝时期，为了南征之便，又设立河阳牧场，年年通过转徙的办法将大量牲畜“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

四

隋唐时期，凉州成为抗击吐谷浑、突厥、吐蕃的前哨阵地，刺激了养马业的发展。

隋朝是河西地区养马业发展的重要时期。隋朝最大的边患是突厥和吐谷浑，对马匹的需求量很大。隋朝完善马政管理，将河西作为重要的战马供应基地，又采纳镇守凉州的贺娄子干的建议，充分发挥河西居民“勤于稼稍，多畜牧”的特点，大力发展以养马为主的畜牧业，并设置牧监制度，掌管地方的畜牧业。当时河西民间养马业也很发达，和官府的牧监并驾齐驱。

唐朝贞观年间出于经略西北的需要，沿袭隋朝，在河西、陇右地区设立了规模宏大的监牧基地，建立了完整的马政机构和制度，采取制定马法、推行马籍、牧养有法、储草御冬等措施，为军队提供了大量优质战马，在唐朝前期的边境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唐政府设牧马监专门负责养马，每年向突厥、吐蕃等部买马，通过混养等方式，改良马的品种。武威境内产的岔口驿马就是当时选育出的名马。唐代的税草制度（即秋季的税草要满足牲畜冬、春季的草料需求），是河西地区养马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三》记载：“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三十万匹。”

唐代诗人王维的《凉州赛神》一诗，描写了武威战马飞腾的场面。诗曰：“凉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峰头望虏尘。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武威市博物馆收藏的唐三彩骑马女俑文物，生动地展现了盛唐时期的社会风貌。

五

西夏时期，西凉府作为“西夏辅郡”，成为整个西夏右厢地区重要的军事指挥中心和腹地的西部门户，是西夏的军需民用物资的供给后方。西夏时期河西地区养马业有了较显著的发展。

此前，河西地区一直是中原王朝所倚重的军马供给基地。《资治通鉴》卷278“长兴四年十月”条记载：“西北诸胡卖马者往来如织。”宋人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8《西蕃地界》云：“武威郡至天圣初土贡（马匹）不绝。”党项李继迁向河西扩张时就曾想“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然后长驱南牧。”说明那时河西地区马匹数量相当可观。

西夏的畜牧业分官营和私营两种，官营牧场设群牧司、末驱、大小牧首领、牧监、盈能等官员管理。《天盛律令》卷19载，有一定经营能力的牧人可在国有牧场领取“骆驼、马、牛十五、二十以上”等牲畜。境内党项、回鹘、吐蕃人也以经营马匹等畜牧业为主。

西凉府源源不断地为西夏政权提供着赖以生存的马匹、牛、羊、骆驼等军需和民用物资。《金史·夏国传》载，西夏“南界横山，东距西河，土宜三种，善水草，宜畜牧，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这样记载：“汉班固所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是也。西夏得凉州，故能以其物力侵扰关中，大为宋患。然则凉州不特河西之根本，实秦陇之襟要矣。”

武威出土的西夏白瓷马头，造型逼真，体格健美，飘逸洒脱，马头上一缕缕的鬃毛栩栩如生，动感十足。它和西夏碑碑座中的天马、西夏牵马木板画等文物成为西夏时期“凉州畜牧甲天下”的生动写照。

六

元代，政府大力倡导地方养马，并且颁布马匹保护法等相应的法律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河西养马业的发展，武威乃至河西地区畜牧业的发展长盛不衰，马匹数量更是尤为可观，为元朝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充分保障。

元朝是“以兵得天下，不籍狼馈，惟资羊马”，所以用“马以备军兴，羊以充赐予”，羊马等牲畜成为元朝重要的军用物资。元代设立了大量的官营牧场，主要分布在北方草原和河西走廊地区，为马匹的饲养提供充足的牧草和水源。设置太仆寺对官营牧场进行管理，太仆寺所属各牧场皆有哈剌赤户，按千户、百户组织管理，父子相承服役。元世祖时，派千户一名，执掌山丹大马营马场。

由于河西成为重要的养马基地，所以元政府还经常到河西“和市”牲畜，例如，至大年间（1308-1311），元政府派刑部尚书马建从河西“和市羊马”。延祐年间（1314-1320），元政府一次在河西“市马万匹”。

七

明代，为了抵御蒙古残余势力，武威成为了明朝重要的养马基地，为巩固西北边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设甘肃苑马寺，下辖6监24苑，分布于祁连山、大通河一带的“水草便利”之处，共牧马十余万匹。6监之中就包括祁连监、武威监。每监下辖四宛，如武威监有河西、大川、宁番、洪水等四宛，每苑养马4千至1万匹。万历年间，明政府先后在武威铧尖墩、高沟寨开设“茶马互市”，便利了商业往来，促进了畜牧业发展。武威及河西走廊作为明初最重要的养马基地，不仅牧养了大量的战马，满足了明初马匹的很大一部分需要，而且为当地的土地开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畜力。明代张恒《凉州词》中“马足春深苜蓿长”，杨一清《将至凉州》诗中的“平塞马嘶春草色”，吕大器《早发古浪》诗中的“秋草正肥骄塞马”等句子，正是当时武威养马业发达的写照。

清代，官牧业虽比不上明代的规模，但也有所沿袭。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朝，为用兵西北的需要，在甘肃广设营牧场。乾隆元年（1736），在甘州、凉州、肃州、西宁各设马场一处。凉州马场设在黄羊川，以牝、牡马1200匹为本马。此外民间牧马业也有一定发展。各地驿站铺所也规定了相应的马匹数量，如“武威驿额马骡八十匹，余四驿各六十匹”等。清代晚期，随着官牧业的规模大减，河西养马业日渐衰落。

明清时期，武威城乡各地建有大量的马神庙，祈求马匹健康、水草丰盛。例如清乾隆十四年（1749）编修的《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武威县志》记载：“马神庙，东北隅。”《古浪县志》记载：“马神庙，一在城东隅；一在郭东南”“土门马神庙，东郭”“大靖马神庙，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在参将署东”“安远马神庙，中城内。”《镇番县志》记载：“马神庙，城东南街”等等。

从先秦两汉至夏元明清，武威马文化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程，在历史长河中书写了“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辉煌，为维护西部边疆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见证。武威马文化，已深深融入了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传承之中，其清晰的历史脉络与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体现出的那种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对武威乃至河西地区的经济、军事、社会、生态、历史、文化等具有深远的影响。

作者：李元辉

来源：武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