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这些人，被人称为革命元老、革命元勋，很光耀嘛。其实啊，我们老是老，老而不死是为贼嘛。这不是自贬，这是说实话。我们不就是投机革命的贼吗?起初跟着季直公(张謇)搞立宪，为了什么?根子上是为了各自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是为了向清廷索要地方的治权;后来跟着先总理(孙
1961年的台北，春寒料峭。
八十二岁的“监察院长”于右任提笔写下《和老友们的心里话》，墨迹如刀锋般刺破历史的帷幕：
我们这些人，被人称为革命元老、革命元勋，很光耀嘛。
其实啊，我们老是老，老而不死是为贼嘛。这不是自贬，这是说实话。我们不就是投机革命的贼吗?
起初跟着季直公(张謇)搞立宪，为了什么?根子上是为了各自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是为了向清廷索要地方的治权;
后来跟着先总理(孙中山)闹革命，不过是清廷不肯放权，我们就要推翻它，找一个肯放权上来;再后来，跟着中央倒军阀，又为什么?盖我等之乡土，皆在军阀之手。不倒军阀，则家族不能施为，族人不得掌乡土之权柄也。
而后辅助蒋总统杀共党，这个简单，共党分我等之田，没我等之财，夺我等之地位，不反何待……
如此种种，就是我等老贼之毕生所为，却无一处可配得上元勋二字，不过满堂守财奴罢了
明明毕生“革命”，于右任为何又自封为“贼”？
时光回溯至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十一日，陕西三原县城东关河道巷。婴儿的啼哭划破黄昏，父母为他取名“申生”，大号“伯循”，字“诱人”，取《论语》“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之意。这便是于右任的起点。家世贫寒，三岁丧母，父亲远在四川谋生。他由伯母房氏抚养，寄居泾阳杨府村外家。幼时的于右任目睹伯母日夜操劳，“眼窝发青”，这段困苦岁月，深植了他对草根民众的体恤与感恩。
七岁入私塾，十一岁师从名儒毛经畴。西北宿儒朱佛光的思想如星火点燃少年心志。这位“以经学家最早提倡新学”的激进者，不满清廷腐朽，以授徒著述传播民族思想。于右任耳濡目染，心中反清的种子悄然萌芽。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以案首成绩成秀才，继而在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西安关中书院深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岁试，他再夺魁首，补廪膳生。陕西学政叶尔恺阅卷惊叹：“入关以来，未见第二人”，大书“西北奇才”四字赠之。叶尔恺更将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郑重交他阅读，叮嘱：“留意世界大势。” 这颗西北新星，已然瞩目。
庚子年（1900年）的西安，风云突变。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西逃，学堂被辟为行宫。跪接圣驾的屈辱，点燃了于右任的怒火。他愤然上书陕西巡抚岑春煊，竟欲“手刃西后，重行新政”。幸得同窗王炳灵力阻，才免杀身之祸。积郁化为笔底惊雷，他写下大量抨击时政的诗篇，自编成《半哭半笑楼诗草》。其中“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之句，锋芒直指慈禧。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他中举后特赴照相馆，拍下一张惊世骇俗的照片：披散长发，赤裸上身，右手提刀。这是向旧时代最激烈的宣战书。次年春，诗集刊印，三原县令德锐密报陕西巡抚升允。升允以“逆竖昌言革命，大逆不道”上奏。清廷密旨拿办的阴影，迫使他踏上亡命之途。船过南京，他登岸遥拜明孝陵，悲歌长吟：
“虎口余生亦自矜，天留铁汉卜将兴。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
闹革命的于右任亡命上海后，化名“刘学裕”，得震旦学院监院马相伯收容。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震旦学潮起，于右任追随马相伯另创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后又参与创办中国公学。教育救国之志初显。但真正让他名动天下的，是那几份以生命为赌注的报纸。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二日，《神州日报》创刊。于右任任社长。它首破旧例，以干支和公元纪年，弃用清朝年号。持论激进新颖，风行东南，成为同盟会重要宣传阵地。一场意外火灾焚毁报馆，壮志未酬。
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十五日，《民呼日报》问世。“民呼”二字，呐喊震天。它无情揭露清廷与陕甘官员的黑暗，招致疯狂报复。陕甘官员诬其侵吞赈款，勾结租界当局于八月二日将其拘捕。上海报界群起声援。租界公廨十四次研讯，明知指控不实，仍以“逐出租界”了事，《民呼日报》被迫停刊。
铁骨岂能摧折？仅隔二十余天，宣统元年十月三日，《民吁日报》在原址诞生。“呼”变“吁”，寓意“民不敢声，惟有吁耳”，亦暗含“挖掉两眼亦不屈”。不久，因报道朝鲜志士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租界当局再施辣手，联合上海道蔡乃煌查封报馆。于右任其时正为筹款奔波日本。
宣统二年（1910年），于右任返沪。在叶楚伧、沈缦云等支持下，十月十一日，《民立报》震撼登场。资金雄厚，骨干云集：于右任、宋教仁、张季鸾、陈其美、徐血儿、马君武……它迅速成为国内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报纸。于右任以“骚心”、“骚”为笔名，发表大量雄文。为掩护宋教仁，他更曾以“渔父”之名撰文。时人赞曰：“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中国最伟大的记者”。其间，父亲病逝，他秘密返乡安葬。离乡时，泪洒《再出关》：
“目断庭闱怆客魂，仓皇变姓出关门。不为汤武非人子，付与河山是泪痕……”
武昌起义的枪声传来，《民立报》社成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秘密联络中枢，“不分日夜，党人往来洽商皆在馆内”。于右任与陈其美等策划上海光复。民国肇建，他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主持部务，开创沪宁铁路夜车通行的先例。然而好景不长。民国二年（1913年），“宋教仁案”爆发。于右任在《民立报》揭露真相，编印《宋渔父》专册，震动全国，也招致袁世凯刻骨仇恨。“二次革命”失败，《民立报》被封，于右任再次流亡日本。
民国四年（1915年），于右任受孙中山之命，任中华革命军西北军总司令。民国七年（1918年）春，陕西胡景翼、高峻等起兵反抗依附段祺瑞的督军陈树藩，组成陕西靖国军。为配合南方护法，八月，于右任毅然回陕，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
缺饷少械，强敌环伺（敌军五倍于己）。他苦撑危局，却始终将民生置于首位。废除苛捐杂税。撤销盐禁。严禁鸦片与高利贷。设教育处，大办地方教育，组织学术讲演。他将自己对新教育的设想函告孙中山，得复信赞许：“于干戈扰攘之秋，犹能放眼远大，深维本根。”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靖国军辖区内的渭北中学师生在城乡演出《列宁传》。民国九年（1920年），关中大灾，他筹款七十余万元赈济二十余县。灾情稍缓，即成立渭北水利委员会，委托水利专家李仪祉测量泾惠渠工程，绘制蓝图，为后世工程奠基。
支撑他的，是置生死于度外的决绝。他在致上海友人信中写道：
“故人厚我，当捡我骸骨于战场灰烬中也。”
四年苦斗，他主政下的西安，成为北方革命灯塔，时称“南广州北西安”。他将西安皇城改名“红城”，城墙、钟楼涂红，亲书“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卖国军阀”、“一切利益归于民众”等巨幅标语，仿若将莫斯科红场移至关中大地。
民国十一年（1922年），靖国军内部分化，于右任、杨虎城独力难支。他遣散部队，离陕赴沪，向孙中山汇报始末。痛定思痛，他决心投身教育。恰逢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生驱赶原校长，力邀他出山。他欣然接受，建议改校名为“上海大学”，并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月二十三日就任校长。
为办新学，他与中共人通力合作。邓中夏任总务长，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沈雁冰、陈望道等皆执教鞭。上海大学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极具影响力的革命学府。
民国十三年（1924年）一月，他出席国民党“一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他旗帜鲜明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东方杂志》著文疾呼：“在此革命期间”“合则两益，离则两损。”年底，冯玉祥、胡景翼发动北京政变，他参与密谋并赴京。孙中山抵京后，任命他为北京政治委员会委员，参与处理北方党务。孙中山病危之际，他参与了《总理遗嘱》稿的讨论。孙中山逝世，他悲痛题挽。
民国十五年（1926年）初，国民党“二大”召开，他坚决反对右派分裂活动，支持大会重申反帝反封建纲领和三大政策，与李大钊、毛泽东等共同推动制裁右派、北伐统一的决议。六月，应中共北方局书记李大钊之请，他冒险赴苏联敦促冯玉祥回国，重整国民军，解西安之围，策应北伐。在莫斯科，他谒列宁墓，受斯大林接见。九月十七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于右任代表国民党中央授旗。随后，他亲率孙良诚、方振武、吉鸿昌等部由陇东入陕。十一月二十八日，西安解围。
他再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兼陕西省主席。总部顾问为苏联人赛夫林。他重用魏野畴、史可轩、杨明轩等共产党人。成立中山军事学院（校长史可轩，副校长李林，政治处长邓希贤即邓小平）和中山学院（校长刘会初、副校长李子洲），培养军政与农运、妇运人才。
民国十六年（1927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来，于右任在西安召开六万余人大会，公开声讨蒋介石屠杀罪行。全省农运、妇运、学运风起云涌。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被害噩耗至，他亲自主持追悼大会，沉痛介绍“李守常同志革命史略”，控诉军阀暴行。红城依旧，标语如血。
“宁汉合流”后，于右任赴南京。民国十七年（1928年）二月，他连任国民党中常委，并任国民政府常委、军委会常委。三月，出任审计院院长。同年，与何香凝、柳亚子等发起“寒之友社”，寄情松竹梅。他在蒋、汪之间，常以“大轮船与趸船之间的棕球”自况，力求缓冲自保。谭延闿病逝，他感慨：“谭三爷死了，国家少了一个瑰宝。”此亦是其心境写照。
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起，他担任监察院院长，直至生命终点。他深知此职是蒋氏权术，“为使北方人不说话”，“束缚手脚”。然位在其位，亦有所为。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六月，他器重的学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遇刺。他深感“伤感与恐怖”。胡汉民被囚，张继遭斥，更令他“惶惴不安”：“蒋介石的权力大过历史上任何帝王，这样下去，人人自危。”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兼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力主国共合作抗战，对汪精卫投敌愤慨不已。
他组织战区巡察团、风纪巡查团、行政考察团，派赴各地视察伤兵、慰问民众。他亲赴一线。他写下大量抗战诗篇，颂扬英烈。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中共发表“八一宣言”，他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共同签名响应。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应周恩来之约，他挥毫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皖南事变爆发，他从女婿屈武处得知真相，拍案怒斥：“这种破坏两党合作的行动简直就是破坏抗战，我一定要讲话！”
他的书法誉满天下，对抗战将士所求，有求必应，亲力亲为。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河南大旱，他卖字捐款八十万元，数额超过各界捐款总和四十万元。
抗战胜利，他渴望和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九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于右任设家宴款待，成为国共和谈中唯一以家宴待客的国民党元老，公开支持和平建国。
然而和平曙光转瞬即逝。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四月，他参选副总统，仅获493票，首轮即落败。1949年初，他迎接赴北平协商和谈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返宁，并一度提出辞去监察院长。四月，国共和谈破裂。离京赴沪时，他意存观望，托辞身体欠佳。奉命军官强行胁迫他登机飞沪。离沪前，仍与人商议去留。后受次子牵连，无奈南下广州。虽应李根源之邀欲赴云南暂避，终未成行。
十一月下旬，他抱一线希望飞抵重庆，冀与妻女会晤。奈何交通阻隔，妻女已赴成都。十一月二十九日，山城阴霾密布，重庆解放前夜，他孤身登机，飞往台北。舷窗外，故土山河渐次模糊。这一别，竟成永诀。
在台岁月，他仍挂“监察院长”虚衔。1957年底，他亲自主持会议，弹劾贪腐的“行政院长”俞鸿钧，震动台岛，虽遭蒋介石否决，风骨犹存。更多时候，他寄情诗词书法，日读《四朝学案》。发妻高仲林与长女于芝秀滞留陕西，幼子于中令与生母沈建华困居上海，长子远在南美。骨肉离散，音书断绝。无尽的乡愁，化为血泪诗行。那首撼动炎黄子孙心魄的《望大陆》喷薄而出：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1951年大病后，他体力日衰，曾叹：“年来我也多病...老天爷留我是罚我，作苦工的日子尚未完满。” 壮怀渐熄，唯余悲歌。
1964年11月10日晚八时八分，台北荣民总医院。八十六岁的于右任溘然长逝。侍奉在侧的蒋经国展开老人最后的遗墨，赫然是十字箴言：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这十字，如一道闪电，照亮了他暮年自剖的沉沉黑夜。那个自嘲为“贼”的“守财奴”，在生命的终点，留下的竟是超越个人、超越时代的宏大追求。它与他1961年的沉痛自省——“无一处可配得上元勋二字”——形成了最震撼灵魂的反差。
历史的天平终将称量：一边是“为家族乡土争权”的“投机”自陈；另一边，是亡命途中的《哭孝陵》，是“民呼”“民吁”“民立”的如椽巨笔与囹圄之灾，是靖国军苦斗四年的“骸骨战场灰烬”之誓与恤民济世之功，是襄赞国共合作、策应北伐的赤诚，是主政陕西时的“红城”热血，是监察任上支持抗战、赈灾济困、痛斥黑暗的风骨，是重庆和谈时的家宴相迎，是隔海泣血的《望大陆》，是临终遗墨的“天下利”“万世名”。
孰轻？孰重？
“半哭半笑楼主”，是他早年惊世骇俗的笔名。哭，是自嘲为“贼”的悲凉，是理想受挫的无奈，是望断天涯的乡愁。笑，是“西北奇才”的锋芒，是“笔胜十万枪”的豪情，是造福桑梓的慰藉，是心系天下的壮怀。他的一生，正是这半哭半笑交织的壮烈史诗。太平老人，终未得太平；那望乡的泪水，早已化作海峡上空永不消散的云，诉说着一个“老贼”灵魂深处从未熄灭的家国赤诚。
来源：小南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