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太原党、团组织的活动中心，在省立第一中学。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是高君宇。高君宇，山西省静乐县人，1916年省立一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是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也是李大钊的学生和得力助手。高君宇在山西大力宣传革命理论，积极发展党、团员，山
二、国师成了太原的一个重要革命阵地
太原党、团组织的活动中心，在省立第一中学。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是高君宇。高君宇，山西省静乐县人，1916年省立一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是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也是李大钊的学生和得力助手。高君宇在山西大力宣传革命理论，积极发展党、团员，山西最早的党员贺其颖(贺昌)、李毓棠、王振翼(王仲一)，都是他发展的。他对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建和党的活动的开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1925年3月，他不幸英年早逝。
在我们党成立前后，还处于共产主义小组活动时期，山西就已经有了一些党员。1922年成立太原团地委，贺其颖(贺昌)任书记。1924年成立了太原党支部。傅懋恭、王壕、邓国栋、周玉麟等都是太原一中的学生，他们入党较早，太原党支部就设在一中。
1926年夏，中共太原地委以东西羊市大街为界，设立了南部委和北部委。南部委由太原地委兼，未另设机构。北部委驻在国师，由梁其昌任书记，我任副书记。梁从未到任，地委决定北部委工作由我来主持。北部委是在太原地委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北部委除了主管国师、平民中学、成成中学、新民中学、山右大学等学校党的工作外，更重要的还主管育才机器厂、枪械公务处等兵工厂党的工作。各项工作开展很快。太原团地委书记是王性善，那时考上了国师三三制后期班，团地委机关也搬到了国师。
这样，国师就成了太原地委领导下的又一个重要的革命活动阵地。
国师党支部成立以后，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抓紧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
我发起了一次“征收党员周”，征收对象应具备的条件是:在五卅等运动中表现好，有工作能力，有具体成绩，得到同学们的拥戴;为人正派，学习好，不搞亲亲疏疏，能和周围同学处理好关系，有见解，不巴结权势，不欺压弱者。坚决拒绝那些在学校的几次运动中说假话骗人，好表现自己，爱出风头的人加入。程世杰(程子华)、聂鑫灥、姚法舜、武学和、曹寿铭、张勋(张文昂)、王道明、张祉等同志，就是在“征收党员周”中发展的。国师的党员一下子增加到30多人。这次发展的党员，都是在国师学潮和五卅运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人才。
在国师发展党员的同时，北部委的工作，主要放在继续加紧太原兵工厂的建党工作上。在北部委成立前，太原特别党支部、太原地委已在各工厂做了许多工作，太原兵工厂的工作做得尤为出色。北部委在此基础上继续工作，进展就很顺利了。那时兵工厂已有了党支部，支书是杨高梧，党员有10人左右。太原兵工厂的前身是山西铜元局，职工有五六千人，当时在全国也算是最大的兵工厂之一。
到1927年初，兵工厂的党员发展到了五六十人，其中机关枪厂和子弹厂的党员最多，炮厂较少。大北门外育才机器厂的党支书是张斌，工作做得也很出色。张斌、杨高梧是当时太原两大杰出的工人领袖。兵工厂党员们广泛发动工人参加工会，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3000多人。1926年五一，该厂党支部组织工人在海子边集会，纪念国际劳动节，正式宣告兵工工会成立。
根据北方区委指示，太原地委把开辟农村工作放在重要地位，抓了在山西各县的建党工作。1926年6月和1927年1月，集中抓了两次。地委委员和各学校的支部书记、党员都下到各县抓建党。为什么要选择6月和1月呢?因为这时学校放暑假，放寒假。学生党员比较多，地委委员也大都是学生，下县也就是回乡。这两次，我都是回到定襄。第一次介绍了小学教师张亨晋、郭卯元、樊瑞堂入党，建立了定襄党支部，由樊瑞堂任支部书记，直接归太原地委领导。同时还与崞县中学的党员刘保粹等取得联系，于1926年8月间成立了哼县中学支部，陆续发展了五名党员。1927年1月，我第二次回定襄时，贺凯从北京回来了。我们把从外地回来度假的徐则欧、郭巨才、师祥甫、史雨生等找来，和定襄支部的同志一起开会，建议成立中共定襄县临时委员会，由樊瑞堂任书记(在报经太原地委批准前，暂由我负责)。
在发展党员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对党员进行培养、锻炼，强调不要挂名党员。根据“党章”规定(当时我还没有看到中共党章，讲的多半是苏共党章的内容)，每个党员都必须做到这样三条:一、参加会议，汇报工作，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二、承担一定工作任务，不要挂名的自由党员;三、一定要看党刊、党报。这时我们曾抽调学生党员到工厂去，一面做工人工作，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组织工会，一面向工人学习，增强无产阶级意识。另一办法是在上级领导下送出去学习，有的到苏联，有的到广州进黄埔军校。1927年北伐军打到武汉，黄埔军校也随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更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程世杰、曹寿铭就是这时考入这所学校的。
从1926年初到1927年初，山西的党、团组织发展很快。1925年10月，全省总共才有30多名党员。到1927年初，仅国师就有了30多名党员，近200名团员。全省的党员发展到了400多人，团员更多。
二是结合时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那时我们自己也不懂多少马列主义，宣传教育的内容都是最简单明了的，主要取材于《向导》和《中国青年》(我们并不能经常得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的是有一篇文章题为《论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反对国民党右派特别是新右派。1926年阎锡山进攻国民军，提出“大敌当前，不惜民命，如敢抗违，以军法论”，我们就揭露他这么做是勾结军阀，反对革命。孙中山提倡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我们就借此宣传推翻军阀统治，实行民主政治。现在想起来，当时讲的道理虽然简单，有的甚至并不准确，但党团员和进步群众却感到很新鲜，很有针对性和说服力。在读书方面，引导党团员和进步群众读过《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陈独秀先生讲演录》、《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
五卅运动以后，太原地区的群众斗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兵工、纺纱工、提花工(单机织布)、鞋匠、水车工等工人的工会都组织起来了，并进行过不同规模和形式的经济斗争，都取得了胜利。记得织布工人领袖叫刘福珠，他活动能力强，工作很有成绩。大革命失败后，他到了天津，仍做这方面的工作。当时斗争的规模大，影响也大的，要数晋华纱厂工人的大罢工。1926年7月间，厂方接连无理开除了两批工人。工人们十分愤慨,1000多人上街游行示威，提出不准开除工人、增加工资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三条要求。国师党支部组织了数百名学生，与山右大学、省立一中的学生一起，上街游行示威，予以声援。这期间，我们还参加了要求关税自主的示威运动。对国民革命的内容、意义，我们结合北伐战争胜利进军，拿下武汉的新形势，在学生、工人等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1927年初，我们党与国民党在太原共同发起举行了庆祝北伐战争胜利大会，庆祝国民政府进驻武汉和收回武汉、九江英租界。参加大会的各界群众有数千人，国师学生也有组织地参加了大会。
三是同国民党右派和新右派作斗争。
同国民党右派、新右派的斗争，在全国各地始终没有停止过，山西也是这样。这场斗争贯穿了大革命时期的全过程，也是关系到大革命成败的大间题。国师党支部成立后，在太原地委领导下，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
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的有中共党员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三民主义作出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实现了对国民党的革命改组，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林伯渠)、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是国民革命运动得以迅速发展的基础。
北方的国民党组织，原来是为右派控制的。李大钊回到北京以后，开始在北京组织国民党党部，发展国民党党员，组织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统一战线。而此时，以邹鲁、张继、谢持等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国民党老右派)和以丁维汾、王乐平为首的“民社派”(国民党新右派)也先后出台了。
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斗争目标本来是一致的。但是，国民党是一个成分复杂的政治联合体，其中有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也有代表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在国共合作前，只有少数人如廖仲恺、陈树人等能讲几句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话。随着革命的深入，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日益突出，有时斗争还很激烈。我们党和国民党达成协议:共产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目的是为了壮大国民党内的左派力量，争取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切实贯彻执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夺取大革命的胜利。但是，陈独秀却不主张我们党去争取和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而把这个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终于断送了大革命的大好形势。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前，即旧民主主义时期，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十九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戌戊变法”，即是由中国资产阶级上层(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正处在形成过程中，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分化还不明显)发动的一场改良主义运动。由于他们不愿触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根基，而只想进行一些枝枝节节的改良，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失败，结果是上演了一出“百日维新”的短命悲剧。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先行者，他领导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由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即民族资产阶级唱主角的，这次革命虽然建立了推翻中国封建帝制的历史功绩，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革命的果实最终为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军阀所篡夺，使革命半途而废。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从此开了新生面，从此进入了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孙中山提出实行国共合作，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应该说是为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是，当时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并不认识这一点，并不认识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这个转变就是后来毛主席所指明的“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而陈独秀的思想仍停留在五四运动以前的旧民主主义阶段，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就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共产党只能当一个助手，帮助国民党来领导这个革命。他这种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对于这场历史悲剧，陈独秀当然负有重大责任，但是，不能把陈独秀的错误看成只是一种个人行为。正如毛主席所说过的:“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那样，就会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而陷入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这一点对于我们分析和研究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及其教训极为重要。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产生以及未能及时纠正，这说明当时我们的党还处在幼稚的很不成熟的时期。所谓幼稚，所谓不成熟，就是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对革命的领导力量和革命发展的道路等等，还没有科学的完整的认识，还没有形成一套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和路线。后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使中国革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这说明了毛主席的伟大和英明，也说明了我们这个党是善于从革命实践中包括从错误和失败的教训中学习，不断使自己成熟和提高起来的伟大的党。
来源：白马茶馆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