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美国突然袭击伊朗的前几天，Politico 报道称，国防部的一个人对华盛顿的伊朗战略有很大的发言权，他就是被称为“大猩猩”的鹰派美国中央司令部领导人埃里克·库里拉（Erik Kurilla）。
在美国突然袭击伊朗的前几天，Politico 报道称，国防部的一个人对华盛顿的伊朗战略有很大的发言权，他就是被称为“大猩猩”的鹰派美国中央司令部领导人埃里克·库里拉 （Erik Kurilla）。
“他是个大块头，他被劫持了，他正是他们想要的这种'致命'的样子，”一位匿名的前官员说。消息人士补充说，只要军事顾问“给人留下强硬和战士的印象”，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很容易被说服接受他们的观点”。
库里拉的影响力说明了华盛顿当前优先事项的更广泛事实：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内，过度男子气概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逻辑。
男子气概本身——与领导力、力量和勇气等特质有关——是无害的。但是，以侵略性、缺乏情绪调节和冲动控制能力差为特征的传统男子气概确实如此，它已成为一个倾向于先发制人的攻击以追求国家自身利益而不是美国价值观的政府的驱动力。
美中关税战——一场以拒绝退缩或出卖弱点的男性比喻为基础的象征性竞赛——就是这种动态的例证。但到目前为止，它的顶峰一直是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冲突的态度。
正如特朗普打击伊朗核计划的决定所表明的那样，过度男子气概现在直接影响了美国的战术行动，凌驾于对外交后果或升级风险的考虑之上。
世界领导人已经开始根据他们作为国家利益的强硬保护者如何令人信服地履行自己的角色来监管彼此的合法性。想想特朗普周一对伊朗“非常微弱”的报复性攻击的驳斥，或者英国政治家出身的学者罗里·斯图尔特（Rory Stewart）指出，“伊朗的合法性取决于试图对美国发起反弹”。
这种逻辑并不新鲜。美国历史上更传统的谈判策略也以男性化的修辞为特色。（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有一句著名的吹嘘，他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把[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球切掉了”。但它可能无处不在。
今天，外交政策正日益变成一场零和博弈，领导者被激励去表现一种男子气概，以示支配、控制和力量，否则就有可能显得软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Dwight D. Eisenhower） 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了以外交为优先的道德架构。
他倡导和平并警告不要发生不必要的纠葛，反对先发制人和“先发制人的战争”的概念。在他 1961 年的告别演说中，艾森豪威尔警告说，“军工复合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特朗普政府对超级男子气概的拥抱相悖。曾经由社会精英主导的外交往往依赖于一个严格的行为和行动剧本。
正如一位研究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准则本质上是通过“体能”从传统的男子气概展示中去除的。从历史上看，外交依赖于个人关系和微妙的谈判，由于男性气质的概念因文化而异，因此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很难表现出男性气质。
现在，这种机智、合作和克制的方法已经被重新定义为阉割。一位匿名接受NBC新闻采访的特朗普政府官员最近将传统外交斥为“电话游戏”。外交也越来越面向公众。
正如《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拉维·阿格拉瓦尔（Ravi Agrawal）所写的那样，特朗普迎来了一位电视真人秀总统任期，颠覆了外交从来都不是为公众消费的观念。
就像真人秀一样，代表一个人的民族国家已经变得非常个人化。斯图尔特（Stewart）认为，特朗普的外交是由使他“看起来像个硬汉”的东西驱动的。
他的政府中充满了体现这种精神的人;想想 Hegseth 吹嘘他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早上做的俯卧撑数量就知道了。
这种外交政策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男性气质对政治身份越来越重要的全球趋势所推动的。随着男性在教育方面落后，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以及心理健康状况恶化，围绕男性怨恨的文化清算已经写了很多。
在世界各地，这些心怀不满的年轻人正在向右转。
在线生态系统，或所谓的大气层，已经使性别等级制度正常化，支持了男性是现代性、女权主义和软弱的受害者的叙事。厌女内容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到达男孩——据《纽约时报》报道，在 TikTok 上滚动不到 9 分钟后。
社会未能就男性在社会中的角色提供指导，这使得年轻男性容易受到将责任推给女性的声音的影响，目前 31 个国家/地区 60% 的 Z 世代男性认为性别平等走得太远了。
这种围绕男性受害者的制造愤怒——这种愤怒是许多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基础——在政治中将情感置于意识形态之上。而美国右翼似乎正在吸引这些情绪。
保守派专家押注，关税将解决该国所谓的男子气概危机。与此同时，在4月份的一条现已删除的推文中，美国劳工部（U.S. Department of Labor）分享了一张关于制造业回归的浪漫化形象——人工智能生成的白人男性戴着安全帽，脸上布满了污垢——就连右翼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一位评论员也认为这种未来“既不可取，也不可能”。
当政策制定植根于阿尔法男子气概时，领导者就会进一步远离任何活生生的战争恐怖。在美国轰炸伊朗后，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问题特使基思·凯洛格 （Keith Kellogg） 在 X 上发帖谈到了白宫西翼的“不同感觉”，他将其比作“赢得重大比赛的运动队或在商业上赢得重大竞争合同”——两个传统上由零和决策驱动的男性编码空间。
“你'昂首阔步'的方式不同，”他补充说，然后称特朗普为“坏蛋”（男性合法性、军国主义和虚张声势的简写）。
与此同时，在行动之后，特朗普将美国塑造成一个赢家，其“伟大的美国战士”将“永远不会失败”，同时忽视了冲突后果可能造成的任何人员伤亡。
这种不和谐在外交政策中长期存在，在外交政策中，苦难可以以国家地位的名义进行辩护，但特朗普政府的姿态基本上将国际危机变成了更衣室的奇观。
此外，特朗普的态度使外交政策——以及更广泛的治理——无法获得明确的、可取胜的结果。这淡化了建设和平的复杂性，诋毁了定义 20 世纪外交来之不易的共识。和平要持久，就必须植根于对话和相互理解的努力。
这场男子气概的危机不仅限于美国。特朗普只是更广泛转变的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因为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期待着能够将他们的愤怒和不满反映给他们的领导人：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尔索纳罗。
相比之下，像美国前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这样的人物被斥为这些人，用特朗普的话来说，就是那些人会 “走遍一切”。
在这个多重危机的时刻，影响是严重的。从气候变化到人工智能再到移民，需要集体解决方案的跨境挑战反而面临着竞争和孤立主义。
在世界各地，选民越来越感到社会契约正在破裂——尽管他们做出了个人牺牲，但社会的不作为使未来看起来黯淡无光。
随着人们对政府实现变革能力的信任受到侵蚀，针对精英、女性、移民和国际体系的“报复和报复”逻辑越来越受欢迎。
在人工智能监管和气候行动的关键转折点上，这种男性化的逻辑缩小了政策想象力，使各国更容易受到相互关联的风险的影响。
作为一种支配原则，男子气概确实会创造一些赢家，但代价是机构无法应对长期威胁。它的逻辑让人们相信，在当前制度下，个别领导人可以管理危机——例如，使用灵丹妙药的技术修复。这使少数人能够从短期解决方案中获利，而无需彻底改造导致这些解决方案的系统。
男子气概本身不是问题。当社会允许男子气概包含一系列打破传统剧本的身份时，它甚至可以成为一种力量。通常与男子气概相关的角色（例如保护者或提供者）对社会很有价值。
但是，与其被驱使进入自我战争，男性必须将他们的领导地位植根于关怀和合作。
将过度男子气概列为一种统治逻辑，对于理解是什么推动了今天的外交政策——以及它最终可能让所有国家的公民付出什么代价——而不仅仅是美国——至关重要。
来源：古书奇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