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7年，一篇题为《汉谟拉比法典与商汤关系新论》的论文在《武汉科技学院学报》悄然发表。当读者翻开期刊，映入眼帘的是石破天惊的论断：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王与中国商朝的建立者商汤是同一人；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实为商汤命人刻制的《典宝》；中华文明可能起源于美索不达

2007年，一篇题为《汉谟拉比法典与商汤关系新论》的论文在《武汉科技学院学报》悄然发表。当读者翻开期刊，映入眼帘的是石破天惊的论断：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王与中国商朝的建立者商汤是同一人；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实为商汤命人刻制的《典宝》；中华文明可能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十八年后，这篇沉寂已久的论文突然引爆中文互联网。在武汉大学因“杨景媛事件”陷入舆论漩涡的当口，这篇由武大教授李荣建参与撰写的论文，被网友冠以“学术殖化”“最硬核的文明认亲”等标签推上风口浪尖。

论文作者李荣建身份显赫——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主任，曾留学埃及、叙利亚，并担任过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一等秘书。作为知名阿拉伯问题专家，他的学术背景似乎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权威背书。

在论证方法上，作者团队构建了一套看似自洽的逻辑链：

- **语言游戏**：通过“英汉同源词”追溯，认为“Hammurabi”读音近似“商汤”（Shang-tang），并宣称英语可能是用拼音方式抄录上古汉语形成的。

- **时空穿越**：将汉谟拉比在位时间（前1792-1750年）与刘歆推算的商汤伐桀时间（前1751年）强行匹配，制造“年代巧合”。

- **地名附会**：把巴比伦（Babylon）对应为商都亳，伊新（Isin）王朝对应有莘氏，拉尔萨（Larsa）对应夏王朝，形成“跨文明地图”。

更令人瞠目的是其核心推论：上古汉语曾是两河流域的主导语言，汉语从美索不达米亚迁移至黄河流域。基于此，《汉谟拉比法典》被重新定义为商汤命义伯、仲伯刻于苏萨城邦宝玉的《典宝》。

该论文的论证方法遭到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的三重质疑：

- **文字鸿沟**：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是多音节表音文字，主要用于商业契约与神庙祭祀；而商朝甲骨文是单音节表意文字，服务于占卜记录。两者在形态、功能上毫无关联。

- **地理隔绝**：两河流域与黄河流域相隔数千里，迄今无任何考古证据证明两地存在上古时期的人员往来或文化传播。将马里（Mari）城邦对应《诗经》中的韦氏，纯属主观臆断。

- **语言幻象**：将闪米特语系的“汉谟拉比”与古汉语“商汤”进行音似类比，无视语言演变的复杂性。有学者尖锐指出：“这好比因英文字母与汉字偏旁形似，就断言英语源于汉语。”

更致命的是循环论证陷阱：因假设汉语曾主宰两河，故汉谟拉比是商汤；又因汉谟拉比是商汤，反证汉语源自两河。这种自我指涉的逻辑链，彻底背离了实证精神。

这篇论文的曝光时机耐人寻味——正值武汉大学因“杨景媛事件”面临学术诚信质疑。网友发现，问题论文在武大并非孤例：

- 从李荣建18年前的“文明西来说”，到杨景媛漏洞百出的硕士论文（如将“1949年”写成“1049年”、编造《离婚法》等），武大的学术审核机制形同虚设。

- 更令人忧心的是双重标准：质疑中国历史的伪学术可登堂入室，而对西方历史的合理质疑反遭压制。李荣建未因此文受任何处理，仍以教授身份开讲座传播观点。

《武汉科技学院学报》的学术定位同样存疑——该刊前身为《武汉纺织工学院学报》，非专业历史学期刊，却刊登如此跨学科的颠覆性假说。审稿环节显然未能甄别论证的致命缺陷。

此类研究的危害远超学术范畴：

- **动摇文明根基**：现代考古学以良渚、陶寺、石峁等遗址，构建了中华文明独立起源的完整谱系（距今8000年起步，3800年成熟）。“西来说”是对几代考古学家工作的否定。

- **污染公众认知**：社交媒体上出现“原来我们与巴比伦人是失散三千年的亲戚”等戏谑，消解了历史严肃性。当网友调侃“丹麦人是丹东迁去的，立陶宛源自景德镇”，学术尊严已遭解构。

- **助长投机学风**：此类研究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伪创新提供温床。正如网友发现的另一案例：某教授声称“英国人起源于湖北英山县”“俄罗斯人祖先在湖湘地区”，将学术异化为臆想竞赛。

>巴比伦空中花园与殷墟甲骨文之间，直线距离超过6000公里。当武汉大学的教授试图用语言游戏将这段时空折叠，他真正折叠的是**学术的尊严与文明的独特性。

十八年前那篇论文的幽灵仍在游荡，它揭示的不仅是某个学者的异想天开，更是学术治理体系的裂痕——从期刊审稿的失守，到名校对“惊世假说”的默许。当杜钢建们宣称“英国人源于湖北英山县”，当李荣建们将汉谟拉比纳入商王谱系，中国学界需要的不仅是一声呵止，更是一场刮骨疗毒的学术正名运动。

毕竟，让商汤归于亳都，让汉谟拉比留在巴比伦，才是对两大文明最深的敬意。

来源：迷世书童H9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