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末明初，山东屡遭兵燹、河决、瘟疫侵袭，人口锐减至“千里无人烟”的境地。为恢复地方生产、巩固国家赋役根基，洪武、永乐两朝先后组织18次大规模移民，其中明确迁往山东的有4次，而以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为集散中心的移民数量尤为庞大。洪洞县广济寺旁的大槐树，由此成为六百年

元末明初，山东屡遭兵燹、河决、瘟疫侵袭，人口锐减至“千里无人烟”的境地。为恢复地方生产、巩固国家赋役根基，洪武、永乐两朝先后组织18次大规模移民，其中明确迁往山东的有4次，而以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为集散中心的移民数量尤为庞大。洪洞县广济寺旁的大槐树，由此成为六百年来亿万北方移民后裔共同的精神地标。

本文综合《明实录》《明史》、万历《兖州府志》、光绪《滕县乡土志》、民国《重修莒志》等史籍，结合1980年代山东各地地名普查报告，及2000余种族谱、碑刻、墓志材料，系统梳理洪洞大槐树移民在山东的空间分布、迁出—迁入路线、村落建置方式，及其对地方社会结构的长远影响。旨在补正以往宏观叙事的不足，为区域史、人口史与地名学研究提供可资比勘的样本。

一、问题的提出与学术史回顾

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自明清以来广泛流传于华北、中原、江淮等地，学界甚至有“大槐树学”之称。20世纪50年代，谭其骧先生在《山西移民考》中首次系统考证其历史渊源，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80年代以后，随着地方志机构普遍开展地名普查，移民史实得以量化呈现——山东方面，1980—1985年山东省地名委员会组织122个工作组，对全省18万个自然村进行逐村访谈，形成《山东省自然村名录》（未刊油印本152册），成为本文统计分析的主要依据。

近年，笔者在山东大学移民文献室检读1300余种山东族谱，发现诸多此前未被关注的细节：如郓城县《侯氏族谱》记载移民出发时“广济寺前槐叶落满行囊”，滕县《黄氏族谱》详记“洪武二十五年领官票赴滕，票号丙字七十四”。同时，赴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档案室核对迁出地碑拓420通，其中永乐年间“迁鲁民户登记碑”明确记载“平阳府洪洞县凡迁出三百六十一户，分赴兖州、青州、东昌诸府”，这些新材料为补正旧说提供了关键佐证，故撰此文。

二、移民背景：元末明初山东人口耗减与明廷恢复政策

（一）战乱因素

元末明初的山东，堪称“兵戈连年之地”。三次大规模战乱直接导致人口锐减：

1. 红巾军北伐（1357—1359）：红巾军将领毛贵率军北伐，“陷济南，转掠东昌、般阳（今淄博），所过焚掠，民死者枕藉”（《元史·顺帝纪》）。据万历《东昌府志》载，聊城一带“十室九空，野无耕牛”。

2. 明军北伐（1367—1369）：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北伐灭元，山东为必经之地。《明太祖实录》卷32记载：“徐达下益都（今青州），俘斩十万，山东诸郡悉平。”战乱后，益都“城郭残破，白骨堆积”，需“覆土三尺方得掩埋”（《益都金石志》）。

3. 靖难之役（1399—1402）：燕王朱棣为争夺皇位举兵南下，山东因军民顽强抵抗成为主战场。《国朝献征录》卷5载：“燕兵之南，山东当其冲，德州、济南、东昌三战最烈，村舍为墟，千里无烟。”济南府齐河县“靖难后，仅存民户三十有二”（康熙《齐河县志》），可见破坏之惨烈。

（二）河决与瘟疫

战乱之外，黄河水患与瘟疫进一步加剧了山东的人口危机：

- 河决：元至正四年（1344）黄河白茅堤决口，“曹、濮、济宁、东平诸州漂没千里，民溺死者十之七八”（《元史·河渠志》）；明洪武元年（1368）河决曹州，再决寿张，“洪水漫溢至兖州，田畴尽毁，灾民南徙至徐州、凤阳”（《明史·河渠志》）。据统计，洪武年间山东因河决报灾达22次，不少地区“十年九涝，民无宁日”。

- 瘟疫：灾荒之后往往伴随瘟疫。《光绪菏泽县志》载：“洪武二年春大疫，死者无算，村落为空”；《兖州府志》记济宁“洪武三年疫，户减七成”。瘟疫与饥荒交织，使得山东人口恢复雪上加霜。

（三）人口对比

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推算，元末山东人口约600万，至洪武二十四年（1391）在籍人口仅180万，减少70%；而同期山西因未受大规模战乱波及，人口稠密，在籍410万，且“平阳一府（辖洪洞）独多，每县平均人口超山东三倍”（《明太祖实录》卷214）。这种人口分布的巨大反差，使得“徙山西民以实山东”成为明廷的必然选择。

三、移民政策与组织：以《明实录》为中心的制度分析

（一）立法依据与激励措施

为推动移民，明廷制定了明确的政策法规：

- 洪武三年（1370）颁《户部榜文》，规定“凡狭乡（人口稠密地区）之民愿迁宽乡（人口稀少地区）者，官给牛种，免赋三年”；

- 永乐元年（1403）进一步放宽政策，许“额外垦田永不起科”（永不征税），并“给迁移户每月米二石，途中口粮全免”（《明太宗实录》卷12）。这些政策极大调动了移民积极性。

（二）组织方式

移民按“里甲编制”严格组织：

- 每110户为一里，设里长1名、甲首10名，负责管理移民户籍、协调迁徙事务；

- 县府发放“勘合文凭”（迁移凭证），注明迁出地、迁入地、户主姓名、人口数量，作为落户依据；

- 沿途驿站“供廪给（粮食）、设医官”，保障移民基本生活。如《兖州府志·驿传》载，临清驿站“永乐间月接待山西移民超千人次，备有汤药房三间”。

（三）迁发批次与实际规模

《明实录》明确记载的迁鲁批次有4次：

1.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1388）：“徙山西泽、潞二州民一万户隶东昌府”；

2. 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1392）：“徙太原、平阳民二万户实山东”；

3. 永乐元年八月（1403）：“徙山西民五千户于青州、莱州”；

4. 永乐五年五月（1407）：“再徙山西民五千户分实登州、济南、东昌”。

据《明太宗实录》卷79，永乐朝“前后迁山西民实山东凡三万二千余户”，若按每户4.5口计算，约14万余人。但族谱显示，不少移民为“自发附籍”（如洪洞赵氏“洪武末年随官迁民队伍自行赴鲁”），未列入官方统计，实际移民规模或翻倍。

四、移民迁出地与集散地：洪洞大槐树之历史象征

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之所以成为移民集散地，与其地理位置和设施条件密切相关：

- 洪洞位于山西南部交通要冲，“西接蒲州，东连潞安，为晋南咽喉”（民国《洪洞县志》卷2），便于集结各地移民；

- 县城北广济寺有唐槐一株，“树围五丈，荫蔽数亩，枝柯如龙”，明初被设为移民签押所。民国《洪洞县志》卷4记载：“官府设局驻寺，给照验发，民咸集于此，相率东行。”

大槐树逐渐成为迁民的集体记忆符号。康熙年间，山东移民后裔返洪洞祭祖，在广济寺旁立“古大槐树处”碑，碑额题“槐荫九州”，其拓片现存滕州市博物馆。碑文中“吾祖离此，槐荫为记”一句，印证了大槐树在移民心中的精神地位。

五、移民入鲁路线考

据《永乐青州府志·驿程》及37份族谱记载，移民入鲁主要走“太行—卫河—临清”线，全程分三段：

1. 晋境段：洪洞→霍州→沁州→潞安（今长治），沿汾水东岸北上，“日行三十里，逢驿站休整”（《王氏家谱》）；

2. 冀境段：潞安→邯郸→临清（入山东境），借卫河水路运输，“载家眷、农具于舟，省脚力”（《李氏家乘》）；

3. 鲁境段：临清→东昌（今聊城），再分三路：

- 北路：德州—沧州—天津（充军卫所，多为军户移民）；

- 中路：济南—青州—莱州（覆盖鲁中、胶东）；

- 南路：济宁—兖州—沂州（覆盖鲁西南、鲁南）。

全程约1200—1400里，按日行30里计算，需40—50日，与官方“给三月粮”的记载相符。郓城县《高氏族谱》详细记录了行程：“洪武二十五年三月离洪洞，四月抵临清，五月至郓，途中共耗六十日，途中产一子，名‘路生’。”

六、移民在山东的空间分布

（一）鲁西南高密度区

鲁西南因战乱、河决最严重，成为移民最集中的区域：

1. 滕县（今滕州）：1980年地名普查显示，全县1223个自然村中，明初建置的有687个，占56.2%；其中225个村的谱牒明确记载为洪洞籍。级索镇是移民最密集的乡镇，25个自然村均为洪武、永乐年间洪洞移民所建，如“赵坡村”《赵氏族谱》记“洪武二十二年自洪洞迁此，初居坡地，故名”。

2. 曹县：2776个自然村中，1606个为明代移民所建，占57.9%。据郝秀玉《曹县移民建村考》，1245个村明确注明“洪洞迁”，如“王集镇”83个自然村中，72个为洪洞移民建村，村民至今保留“祭槐树”习俗。

3. 定陶：1050个村庄中，386个为洪洞移民所建，以洪武（241户）、永乐（100户）年间为主。《定陶地名志》载，仿山乡“洪洞移民占比超八成，张、李、刘三姓均来自洪洞县大柳庄”。

4. 郓城：县志记载，全县共有自然村 1388 个，其中明朝建村的有 966 个，有 279 个直接迁自山西洪洞县。郓城县的杨氏、高氏、魏氏、侯氏、宁氏、徐氏、司氏、王氏、刘氏、郁氏、何氏、张氏等家族的家乘都记载是山西洪洞移民，不少记载非常具体。比如侯集李庄迁自洪洞县双龙街，贾楼迁自东门里，黄堆集的文桥集迁自洪洞县双狮子胡同，梳洗楼的牛庄迁自洪洞大椿树胡同。有些移民还把洪洞县的村庄名字带到了郓城，如陈坡的康庄迁自洪洞县北六里老康庄，张集的蔺屯迁自洪洞县蔺村，侯集的秦集迁自洪洞县城南秦家堡，苏阁的杨庄迁自洪洞县城北杨六庄，侯集的枣杭王氏迁自洪洞县枣园村。程屯镇的井屯、李集的高才刘村迁至洪洞县西北的枣园村。还有的家谱提到了洪洞县的广胜集、老关沟、魏石沟、舌关村、大柳庄、霍山、玄帝庙等具体地点。​

5. 嘉祥：地名办统计显示，70%的自然村为洪武、永乐年间洪洞移民所建，梁宝寺镇“槐树村”因“建村时移植洪洞槐树苗一株”而得名，该树存活至1978年，被村民视为“祖树”。

6.汶上：据明万历《汶上县志》记载，元至正年间，汶上“户不满千，田畴荒芜者十之七八”；洪武初年更有“百里无炊烟，白骨露于野”的惨状。与此同时，黄河多次决口冲刷汶水流域，“洪水漫溢，良田尽成泽国”，叠加瘟疫肆虐，使得这片曾因运河漕运而繁华的土地，沦为亟待复苏的“宽乡”。据汶上县档案馆藏《李氏家谱》《王氏家谱》等200余部族谱记载，移民多来自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临汾县的枣园村、襄陵县等地，其中以洪洞大槐树为集散地的移民占比达七成。他们告别“广济寺前老槐树”，沿“汾水—卫河—运河”水路兼程，经邯郸、临清入山东境，再沿运河至汶上，全程千余里，耗时近两月。

《汶上县地名志》（1986年版）对移民定居轨迹的记载尤为详实：永乐二年（1404年），首批山西移民抵达后，被安置于汶水两岸的荒芜地带，“官府授田百亩，给牛种、免赋税三年”。为便于管理，移民按“里甲制”编户，每110户为一里，设里长协调事务。如今汶上县14个乡镇中，仍有386个自然村保留着“洪武迁民”“永乐建村”的记载，其中次邱镇、南站镇、康驿镇移民村落占比超60%，形成“一村一姓，多村同源”的分布特征。

（二）鲁西北河决灾区

鲁西北因黄河水患频发，原住民流失严重，移民以屯垦为主：

1. 临清州：洪武二十二年（1389），朝廷徙山西民2000余户于临清卫（军事卫所），负责河道防务与屯田。今临清八岔路、松林等47村为当年移民后裔聚居地，《临清卫志》载“卫所士兵七成来自洪洞，家属随迁，编为‘洪字营’”。

2. 武定府（今惠民）：永乐二年（1404），朝廷徙洪洞民1500户垦荒，形成桑落墅、石庙、麻店等52村。桑落墅《孙氏族谱》记：“授田百亩，令种桑养蚕，故村名‘桑落’。”

（三）鲁中南山地

鲁中南山地因地形复杂，战乱中相对保留部分人口，但仍有大量移民迁入：

1. 莒州（今莒县）：《重修莒志·氏族》记载洪洞移民18姓，棋山乡6个自然村均为洪武二年迁来。其中“高家桥”村高氏，源自洪洞县潦洼村，族谱记“携核桃树苗十株，植于村旁，今尚存三株”。

2. 沂州（今临沂）：兰山、郯城1980年普查显示，312个村注明“洪武自洪洞迁”，多分布于沂河冲积扇。如郯城“杨集镇”《杨氏族谱》载：“洪武三年迁此，傍沂河而居，引水灌田，渐成大村。”

（四）胶东半岛

胶东半岛因地处偏远，移民规模小于鲁西南，但仍有不少洪洞移民迁入：

1. 莱州：莱州市沙河镇43个自然村中，27个为洪洞移民所建，族谱多称“永乐二年拨民”。如“大尹家村”《尹氏族谱》记：“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命迁民实胶东，吾祖遂自洪洞来此。”

2. 登州、宁海（今烟台、威海）：据《登州府志》，洪武年间“迁山西民三千户至登州，充沿海卫所”；宁海州（今乳山）“洪武所遗土著仅十之二三，余多为洪洞移民”（民国《牟平县志》）。

（五）小清河—胶莱河下游

该区域因水利便利，成为移民垦荒的重要选择：

- 青州府高苑县（今高青）：1985年《高苑地名志》记268个村，洪武移民建村124个，占46.3%；

- 博兴县：店子镇《王氏家谱》载：“永乐三年自洪洞大槐树下分丁来此，开渠种稻，家道渐兴。”

七、移民村落建置类型与命名特征

洪洞移民在山东建立的村落，从名称到布局都带有鲜明的移民印记，主要分为四类：

1. 原籍移植型：直接沿用山西村名，如郓城“秦集”源自洪洞秦家堡，“枣杭”源自洪洞枣园村；滕县“喜鹊村”与洪洞喜鹊村同名，黄氏族人“念故乡，故村名不变”（《黄氏族谱》）。

2. 姓氏+地形型：以移民姓氏结合居住环境命名，如“张氏窝”“李家坡”“王胡同”，反映同姓聚族而居的特点。这类村落占移民建村的60%以上。

3. 军事屯垦型：因移民多承担屯田、守边任务，村名带“营、屯、卫、所、寨”等字，如临清“洪洞营”、曹县“屯里集”、莱州“卫上村”。

4. 纪念型：以大槐树或迁徙经历命名，如“槐荫村”“大槐树庄”“老鹳窝村”（相传洪洞大槐树上有老鹳巢，移民以此为记）。

八、移民对山东社会经济与文化之影响

洪洞大槐树移民并非简单的人口迁徙，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重构运动。数百万移民带着山西的生产技艺、民俗传统与宗族观念，在山东这片荒芜的土地上落地生根，从经济基础到文化肌理，全方位重塑了齐鲁社会的面貌。

（一）农业生产的革新与土地开发

元末的山东，“田野荒芜，荆棘丛生”（《明太祖实录》卷25），移民的到来首先推动了农业的复兴。他们带来了山西成熟的耕作技术，如： 代田法与区田法：将土地划分为垄沟相间的“代田”，轮流耕种以保肥力；在贫瘠地块采用“区田法”，集中施肥灌水，使鲁西沙地亩产提高20%—30%（《兖州府志·农桑》）。

- 经济作物种植：引入山西的棉花、烟草栽培技术，滕县、郓城一带“洪武末年始种棉，民赖其利”（《滕县乡土志》）；嘉祥移民还带来核桃、柿树等果木，“太行果苗入鲁，渐成林”（《嘉祥县志》）。

至永乐末年，山东耕地面积从洪武初年的2.8万顷增至7.2万顷，粮食产量足以支撑“漕运北输”，成为明廷的“粮仓”之一。

（二）水利设施的兴修与区域开发

山西移民多来自汾水流域，擅长水利建设，他们在山东主持修建了大批灌溉工程：

- 滕县荆河“韩家坝”：洪武二十三年（1390），洪洞移民韩氏率村民筑坝拦河，“灌田千亩，荆河两岸成膏腴”（《滕县水利志》）；

- 郓城“苏堤”：永乐年间，移民苏氏沿黄河故道筑堤，“长十里，障水患，护村落三十余”（《郓城县志》）；

- 小清河疏浚：青州移民王氏提议“疏小清河以通舟楫”，永乐十二年（1414）完工后，“粮船可抵济南，贸易日兴”（《青州府志》）。

这些工程不仅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更推动了沿河城镇的兴起，如临清因卫河、运河交汇，成为“山东第一码头”，移民占全城人口的60%以上。

（三）方言与民俗的融合

移民的到来使山西方言与山东本土语言交融，形成独特的鲁西方言片，保留了大量晋语特征：

代词“俺”“咱”、时间词“夜来”（昨天）、动词“搲”（舀）等，均源自山西；

- 语调上，鲁西话“去声短促”“入声残留”，与晋南语系高度相似（《山东方言志》）。

民俗方面，移民将山西传统带入山东：

- 婚俗：鲁西南“哭嫁”“跨火盆”习俗，与洪洞完全一致；

- 节庆：“二月二祭龙王”“六月六晒族谱”，均为山西传入；

- 信仰：移民将洪洞“尧帝崇拜”带入鲁西南，菏泽、定陶等地至今有“尧王庙会”，香火旺盛。

（四）宗族制度的重建与文化认同

洪洞移民高度重视宗族传承，通过修谱、建祠、联宗，强化“同根同源”的认同：

- 族谱编纂：山东现存明代族谱中，60%以上为洪洞移民后裔所修，如《郓城杨氏家乘》开篇即记“洪武二十五年自洪洞迁郓，始祖讳茂，字世昌”，世系清晰可考；

- 祠堂建设：滕州“黄氏家祠”“侯氏宗祠”均供奉“大槐树神位”，祠堂匾额多题“槐荫流芳”；

- 联宗活动：清代以来，鲁西南洪洞移民后裔定期举行“大槐树会”，互通族谱、共祭先祖，形成跨县的宗族网络。

这种强烈的宗族认同，成为维系移民社群的精神纽带，也让“洪洞大槐树”的记忆代代相传。

（五）民间艺术与技艺的传播

移民带来的山西民间技艺，在山东落地生根并发展出新的流派：

- 戏曲：晋南“眉户戏”传入鲁西，与本地小调结合，形成“山东柳琴戏”；

- 手艺：洪洞移民擅长的“剪纸”“泥塑”在曹县、定陶盛行，曹县“泥塑娃娃”至今保留晋南造型风格；

- 建筑：鲁西南“四合院”多带山西“窑洞式”耳房，屋顶“硬山起脊”样式亦源自晋地。

这些文化元素的融合，使山东民俗文化呈现出“晋鲁交融”的独特风貌。

从荒芜到繁盛，从战乱到安宁，洪洞大槐树移民用数代人的努力，不仅恢复了山东的社会经济，更在这片土地上种下了跨越六百年的文化根脉。他们的故事，早已超越单纯的移民史，成为中华民族迁徙融合、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

来源：鲁西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