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佛教如何传入，到丝绸之路上的互通有无；从游牧与农耕的长期博弈，到不同文明在边疆地区的碰撞与融合……

中国历史，我们并不陌生。但很少有人会把它放进“亚洲历史”的整体脉络中来理解。

从佛教如何传入，到丝绸之路上的互通有无；从游牧与农耕的长期博弈，到不同文明在边疆地区的碰撞与融合……

《大唐西域记》，唐代高僧玄奘于公元7世纪赴印度求法归来后所撰，详细记录了他沿途经过的百余个国家和地区。

只是，当我们真正想要了解“亚洲历史”时，却常常无从下手。伊朗、印度、阿富汗……我们既缺少整体的视角，也找不到具体的入口。

其实，从考古的一手发现着手，会是一个绝佳的选择，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系列讲座整理而成《西出葱岭：亚洲考古八讲》，汇集国际一线学者、刊载大量图片，让人对亚洲文明第一次有这么直观的认识和体验。

文字之外，葱岭以西，考古学家眼中的亚洲史。

一、西边的另一座“长城”

阅读亚洲历史的一扇窗

在中国，长城象征着抵御与边疆，也是最醒目的历史地标之一。但如果我们把目光移向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会发现一座鲜有人知、却同样恢弘的“西部长城”——戈尔甘长城。

图｜戈尔甘长城遗址

它位于里海以东、今伊朗的戈尔甘平原，是萨珊波斯帝国在5世纪中叶修筑的一道庞大防御系统。这道长城长达195公里，由砖块砌成，配有30多座堡垒，有的面积甚至超过40公顷，是迄今为止古代世界最复杂、最缜密的线性防御体系。

图｜《西出葱岭》主要涉及的地理区域，“葱岭”是中国古代对帕米尔高原的称呼。

在很多历史地图上，中亚往往是一片被忽略的“空白地带”。但事实上，这里曾是游牧与定居、东方与西方、征服与贸易交汇的剧场，学者们称其为“两道长城之间的世界”。

这条“西部长城”并非简单的军事防线，它象征着一个帝国的边界意识，也映照着一个更深层的历史主题——游牧与定居之间的拉锯与共生。考古研究表明，早在铁器时代以前，西亚的帝国就已具备“二元社会”的结构：城市与绿洲中的农业文明，与草原上的畜牧民族始终存在张力，却又彼此依赖。

萨珊帝国正是这种复杂共存的产物：它既要防御北方草原民族的冲击，也需借助他们的马匹、网络与军事力量。而戈尔甘长城的建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的具体体现——不是为了彻底隔绝，而是为了有条件的控制与交流。

这道横亘在沙砾与绿洲之间的砖墙提醒我们：亚洲是一片多元文明相互纠缠、对话、冲突又合作的广袤空间。

二、“亚洲佛教的物质遗迹”

文化交流的具象化呈现

我们对佛教的想象，往往停留在典籍、教义和高僧传记之间。但你可曾想过：佛陀曾真实地生活在某片土地上，曾走过某条河流、某座山丘，而这些地方，如今仍埋藏着他的遗迹——石座、砖塔、壁龛、雕像，甚至他的袈裟与锡杖。

19世纪末，英国考古学家坎宁安在主持印度考古调查局期间，正是根据法显与玄奘的记载，走访了北印度的多处佛教遗址。他在菩提伽耶考古现场——传说中佛陀悟道之处——挖掘出了被玄奘称为“摩诃菩提寺”的建筑遗存。

他发掘出的砖砌礼拜堂与石质“金刚宝座”，印证了佛陀“坐菩提树下成道”的传说不只是信仰传说，也是一段可以在地层中寻回的历史记忆。

图｜摩诃菩提寺遗址中的金刚座。

而另一处举世闻名的遗址——那烂陀寺，则将佛教从信仰推进到了制度与传播的高度。这座始建于公元5世纪的庞大寺院群，拥有十一处大型多层院落，最多可容纳数百名僧侣。寺中佛殿曾供奉巨型佛像，四周密布小型窣堵波与还愿建筑，铭文显示，它曾受到王室和信众的广泛布施。

学者们还在此发现大量大乘佛教和密教的造像与遗物——说明当年的那烂陀，不只是佛教圣地，更是一所思想涌动、制度发达、世界知名的“佛教大学”。

图/那烂陀寺出土的青铜塔拉像

图/那烂陀佛寺主殿及周围建筑

透过雕像与壁龛，我们不仅看见了佛教传播的历史路径，也看见了这个过程中是如何吸收、转化、包容异域文化。

三、失传的神秘古文字

还无人和商代甲骨文加以比对

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明中，文字是一种强烈的存在感。甲骨文、楔形文字、象形文字，它们不仅让文明得以延续，也让我们今天能回望过去。然而，在南亚大陆上，有一种神秘的文字系统曾广泛使用于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

图｜甲骨文、楔形文字

它出现于公元前2600年左右，随着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等城市的兴起而发展，却在公元前1900年城市衰落后迅速消失，没有演化、没有继承者，也从未被破解。

截至2020年，考古学家共发现了5500余条铭文、近2万个符号，多被刻在滑石印章、陶牌和铜器上，用于贸易、会计乃至宗教仪式。最长铭文不过17个符号，平均每条仅有3.5个，没有双语版本、没有已知语法结构，也不清楚它所表达的语言。

图｜印度文字系统中可能可整理的符号列表之一。目前尚无研究将这些符号与中国北部商代的符号进行系统比较。

它并非随意符号，而更可能是一种高度编码的形象—音节系统，类似苏美尔楔形文字或埃及象形文字。甚至在多拉维拉遗址，还发现了一块由彩陶板拼出的巨大铭文，镶嵌在城市大门之上，成为整个印巴次大陆、中亚和古代近东独一无二的发现。

它的出现，伴随着统一的砖制规格、标准化度量衡和砝码体系，标志着印度河文明进入高度制度化的城市阶段。研究显示，这套文字系统可能由多个城市的“书写中心”各自维护、更新。

它消失得很快，像从未存在过。但无数刻有符号的印章、器物和铭文，静静地留在废墟中，像一套被封印的语言。它们虽沉默，却是印度河文明最具“历史存在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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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参考：《西出葱岭：亚洲考古八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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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亚洲历史，从“看见”开始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