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京大学沈卫威教授在阐述他创作《民国大学的潮与岸》初衷时说，本书是在南北两所代表性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差异性上，由文入史关联人事，展开解读和讲述。不求全面，而是有意设置一组组对立或差异性关键词，展示文学与学术演进的脉络。”
“南京大学沈卫威教授在阐述他创作《民国大学的潮与岸》初衷时说，本书是在南北两所代表性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差异性上，由文入史关联人事，展开解读和讲述。不求全面，而是有意设置一组组对立或差异性关键词，展示文学与学术演进的脉络。”
团结出版社出版的由沈卫威教授创作的《古典与现代：民国大学的潮与岸》以民国大学为镜，映照出那个时代文化的斑斓多彩。他选取中央大学与北京大学——分别代表“保守”与“激进”的两所高等学府，通过校长、教授、学生乃至工友在学术作品和文学创作中展现出来的学术理念和文化思想等，揭示民国文脉的沿革，解读中国文化从古代走向现代的理路。
近日，《中华读书报》刊发了《古典与现代：民国大学的潮与岸》一书的书摘《傅斯年上书蔡元培将“哲学”归理科》，文章记叙了民国时期对于哲学学科归属的讨论。
以下为文章全文：
傅斯年上书蔡元培将“哲学”归理科
五四运动高潮之后，参与学潮的傅斯年、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周炳琳、汪敬熙等相继出国留学。当年的学生运动领袖，日后成长为学术领导者的，傅斯年是个特例，这也显示出学业为立身之本。
1918年10月8日，《北京大学日刊》登出在校学生傅斯年8月9日致校长蔡元培信，及蔡校长所加按语《傅君斯年致校长函：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傅斯年认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建制不合适，应该归属理科，他说：“中国人之研治哲学者，恒以历史为材料，西洋人则恒以自然科学为材料。考之哲学历史，凡自然科学作一大进步时，即哲学发一异彩之日，以历史为哲学之根据，其用甚局；以自然科学为哲学之根据，其用至溥。”傅斯年从“为使大众对于哲学有一正确之观念”“为谋与理科诸门教授上之联络”“为预科课程计”三个方面，提出哲学“不得不入之理科”的理由。他在指明中国之研治哲学者，恒以历史为材料之后，更是认为“文学与哲学合为一门，于文学无害也，而于哲学则未当”：
以为哲学文学，联络最为密切，哲学科学，若少关系者，中国人之谬见然也。盖习文学者，恒发为立想，作玄谈者，每娴于文学，不知文学本质，原属普遍……中国文学，历来缺普及之性，独以高典幽艰为当然，又以无科学家，而文士又惯以玄语盖其浅陋，遂致文学与科学之关系，不可得见，反以哲学、文学、史学为三位一体焉。今为学制，宜祛除此惑，不宜仍此弊也。……哲学主知，文学主情，哲学于各种问题恒求其能决，文学则恒以不解解之，哲学于事理分析毫厘，文学则独以感象为重，其本异，其殊途。今固不可谓哲学与文学渺不相干，然哲学所取资于文学者，较之所取资于科学者，固不及什一也。
蔡元培校长十分重视傅斯年来信，他加了下面这段“案语”后，交给《北京大学日刊》发出，同时作为对傅斯年的答复：
傅君以哲学门隶属文科为不当，诚然。然组入理科，则所谓文科者，不益将使人视为空虚之府乎。治哲学者不能不根据科学，即文学史学，亦何莫不然。不特文学史学近皆用科学的研究法也。文学必根据于心理学及美学等，今之实验心理学，及实验美学，皆可属于理科者也。史学必根据于地质学、地文学、人类学等，是数者，皆属于理科者也。如哲学可并入理科，则文史亦然。如以理科之名，仅足为自然科学之代表，不足以包文学，则哲学之玄学，亦决非理科所能包也。至于分设文哲理三科，则彼此错综之处更多。以上两法似皆不如破除文理两科之界限，而合组为大学本科之为适当也。蔡元培附识。
随后，傅斯年在1919年5月《新潮》第1卷第5号刊出《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进一步强化了他的科学理性精神，且具有十足的“唯科学主义”倾向，同时，也将年前给蔡元培信中曾讨论的问题更加深化。他认为：“现代的哲学是被科学陶铸过的，想研究他，必须不和现代的科学立于反背的地位；不特不立于反背的地位，并且必须应用现代的科学中所得作为根据。哲学是一个时代学术的会通的总积。”傅斯年从以下五个方面，阐明自己的看法（摘录）：
第一，哲学不是离开科学而存在的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总积。
第二，我们须要认定“科学有限”一句话是再要不通没有的。我们只能说现日科学的所得有限，不能说科学在性质上是有限的；只能说现日的科学还不很发达，不能说科学的方法有限。
第三，我们要晓得哲学也不是抽象的学问，他的性质也是具体的。
第四，哲学是一个大假定（Hypothesis）——一群假定的集合。
第五，历来的哲学家大概有两种趋向：一、以知识为前提；二、以人生为前提。
这些论述，实际含有对中国谈论哲学者多不懂科学的批评，也即传统学术将文史哲融为一体，分科及知识局限使中国哲学家与西方哲学家有所不同。最后他特别强调“不要忘现代的哲学早已受过科学的洗礼”。
赴英国留学的傅斯年，此前虽然没有说动蔡元培校长将哲学从文科分割出来，划归理科，此时（1920年9月）只好转向蔡校长进言，建议北大改“议论的风气”，转向“讲学的风气”，即“科学之教授法与学者对于科学之兴趣上”。蔡元培将此信以《傅斯年君致校长函》为题刊发于10月13日《北京大学日刊》：
北大此刻之讲学风气，从严格上说去，仍是议论的风气，而非讲学的风气。就是说，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这并不是我不满之词，是望大学更进一步去。大学之精神虽振作，而科学之成就颇不厚。这样的精神大发作之后，若没有一种学术上的供[沈按：贡]献接着，则其去文化增进上犹远。近代欧美之第一流的大学，皆植根基于科学上，其专植根基于文艺哲学者乃是中世纪之学院。今北大之科学成绩何若？颇是可以注意的。跛行的发达，固不如一致的发达。愿先生此后于北大中科学之教授法与学者对于科学之兴趣上，加以注意。
傅斯年话中有话，他实际上是在说议论风气之盛的北大，有点像“专植根基于文艺哲学者”的“中世纪之学院”。最后他说自己近来因与丁文江、李四光接触，“很感得学科学者之可敬”，对自己“无力专致自然科，且恨且惭”。也就是说他开始鄙视和“恨”“文艺哲学”。
傅斯年、顾颉刚当年是北京大学国文门、哲学门中的“学霸”。1926年8月17、18日，在欧洲的傅斯年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他说：“我将来如果有和颉刚同事的机会，未必不写一篇一篇的中国古代思想集叙。假如有此事，我要遵守下列的‘教条’。”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他认为中国没有哲学：
因为中国严格说起，没有哲学，（多谢上帝，使得我们天汉的民族走这么健康的一路！）至多不过有从苏格拉底（inclusive）以前的，连柏拉图的都不尽有。至于近代的哲学（学院的）,自Descartes, Leibnitz, Kant以来的，更绝对没有。
在傅斯年看来，胡适的哲学研究，也只是哲学的历史叙事，即“哲学史”，而非本体论。从主张大学学科设置上将哲学归入理科，到鄙视“文艺哲学”，这下干脆否认中国有哲学，这是中央研究院创院初始，为什么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而不设文学所、哲学所的缘故。蔡元培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请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为“历史语言学研究所”筹备人。傅斯年与顾颉刚有共事机会，他们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条”地将文学、哲学排斥在中央研究院这个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之外。
傅斯年长期执掌“史语所”，他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仅次于胡适。因此，中央研究院一直不设“文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所”。直到1989年，台北“中央研究院”才设立“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这一“筹”就是十多年。2002年7月1日“中国文哲研究所”才去掉“筹”字，正式挂牌，这是傅斯年的潜在影响力在发挥作用。青年学者朱洪涛对此有专题性讨论。
傅斯年鄙视“文艺哲学”，也厌恶“国学”之说。他在1920年8月1日给胡适的信中曾说：“回想在大学时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
1940年7月8日，他致信朱家骅，反对“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内增设“国学”一科。一向激进的傅斯年，用主张“国粹主义”的梅光迪之言来说事，激进与保守再次纠结在一起。
更明显的“教条”，是1947年-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时，认为此时只有“哲学史”研究而没有哲学的傅斯年和胡适联手，在“哲学”类只提名研究“哲学史”的学者冯友兰、汤用彤和研究逻辑学、西方哲学的金岳霖为院士候选人。作家或非科学的玄学派哲学家，都不作为候选人提名。
在民国这个巨大的历史和思想时空里，封建传统社会旧有的道统、学统和家法，与民国社会逐渐新兴和发展的科学、民主等理念，在这个特殊的时代相互冲突、交融、形成张力。全书本着为见树木，必入森林的原则，以民国时期南北两所代表性大学——中央大学与北京大学，和胡适、吴宓、胡先骕等代表性人物的文学理念、文化思想差异及其演变为研究对象，通过“入林见树”“雅言俗语”“旧学新知”“激烈稳健”“积极消极”“古典现代”“激进保守”等12章，由文入史，关联人事，进行解读讲述；试图重返民国文学思想和学术研究现场，寻求史实，展示、把握民国大学、学术、思想演进的脉络，揭示民国大学文脉与学统间复杂的内在关联和理路，并与读者一起感受历史细节的力量。
▪ 作者简介
沈卫威，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62年2月生，河南省内乡县人，1991—2001年任教于河南大学，2002年始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期从事学衡派、东北流亡文学史以及民国学术思想史研究。著有《民国大学的文脉》《茅盾传》《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学衡派”编年文事》等专著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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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团结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