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六岁那年，我背着铺盖卷儿踏入了家乡那所戴帽中学的门槛，竟被呼作“杨老师”。当时身子尚小，脚底发飘，每听见“老师”二字便如饮了烈酒，脸颊滚烫。孩子们的目光灼灼，令我这毛头少年不知何处安放手足；站在讲台上，我望见窗外山风穿堂而过，卷起尘土，又吹向远方，仿佛也裹挟

十六岁那年，我背着铺盖卷儿踏入了家乡那所戴帽中学的门槛，竟被呼作“杨老师”。当时身子尚小，脚底发飘，每听见“老师”二字便如饮了烈酒，脸颊滚烫。孩子们的目光灼灼，令我这毛头少年不知何处安放手足；站在讲台上，我望见窗外山风穿堂而过，卷起尘土，又吹向远方，仿佛也裹挟着自己那微末而虚飘的称谓，吹向渺茫未明的前方。

后来人才引进去了边远县份，班车摇了两天两夜。县一中的青砖楼在山坳上立着，窗玻璃擦得锃亮。我教语文，课本里的“蒹葭苍苍”，在学生眼里是田埂上的芦苇；“大江东去”，他们只见过门前清澈的小河。有次讲《孔乙己》，后排一个穿补丁解放鞋的男生突然举手：“杨老师，孔乙己要是肯下地干活，是不是就饿不死了？”我愣了愣，忽然懂得，教育从来不是照本宣科，是要把书里的月光，铺到他们脚下的泥土地上。

然而没过多久，我当选了校团委书记，又添了“书记”的称谓。校团委的办公室在楼梯拐角，一张木桌，两把椅子。每天清晨去检查广播，听见操场上传来“杨书记早”，总觉得不如“杨老师”顺耳。有个女生哭着来办公室，说家里不让她读书了，要去广东打工。我骑着自行车跑了二十里山路，在她家柴房里跟她爹磨了半宿，烟袋锅敲得桌角邦邦响。最后她爹叹口气：“杨书记，听你的。”可我知道，打动他的不是“书记”这个头衔，是我说起那女生作文里写的“想看看山外的海”。

再往后，调入县教育局办公室任副主任，人们口中便改呼为“主任”了。文件堆成小山，电话铃响个不停，可每次去学校调研，听见教室里传来“老师”的应答声，还是会停下脚步。

然而我终究不安于铁饭碗的稳妥，遂离了体制，转投媒体行当。离开体制那年，不到四十。媒体行业里，“记者”“主编”的称呼像流水，今天印在名片上，明天可能就换了样。再后来，创办传媒公司，便又成了“杨总”。如此，称谓如浮萍逐浪，如春笋拔节，竟不知几度更迭。在灯红酒绿、觥筹交错的场合里，无数个“杨总”裹挟着酒气扑面而来，直叫人心神恍惚。我有时在繁华喧嚣的间隙里，会突然忆起从前那些童稚的声音呼唤“老师”的清亮——那声音如同空谷回响，虽已远去却愈发清晰，竟如暗夜中悄然浮起的月光，照亮了心之一隅。

称谓叠变，如穿行于不同门庭，身份也次第更换着衣装。然而我内心却似明镜，每当“老师”的称呼偶被提及，心底便涌起一阵隐秘的波澜，仿佛旧日熟悉的微光一闪而过。

时光飞逝如白驹过隙，转瞬我已是鬓染霜雪，将及六十了。船帆渐收，行将靠岸。近来常有年轻小辈，不称“杨总”，而呼我为“老师”。初闻此称，心弦竟如被久别故友的手轻拨了一下，声音清越，余音袅袅——那是我十六岁初为人师时，第一回听见的称谓啊！如今这称呼兜兜转转，像漂泊的船儿终于返归了熟悉的港，在耳畔悄然停泊。

回望半生，称谓如走马灯般旋转不休：杨老师、杨书记、杨主任、杨记者、杨主编、杨总……多少名衔如浮云过眼，片片飘散。然而，当鬓边青丝终落满了岁月的雪，暮色四合之际，“老师”这朴素无华的称呼，竟如归巢的倦鸟，又轻盈地落回了我肩上。

原来所有浮华名衔，终究不过身外流转的衣冠；而唯少年时那一声清越的“老师”，早已凿穿岁月，刻在灵魂最初的碑石上——我这才明白，自己曾努力掸去的那些粉笔灰，竟如胎记般，深深烙印在骨血里，从未离身。纵使万水千山踏遍，名字的根，原来始终扎在那三尺讲台初初站立的尘埃里。我突然想起当年在戴帽中学的土操场上，老校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当老师，就是把自己活成一盏灯，照着别人往前走。”

一辈子，兜兜转转，那些称谓像河面上的波纹，起了又落，而最深处的，始终是那声“老师”。它不是头衔，不是身份，是年轻时播下的种子，如今长成了树，荫蔽着后来人，也温暖着自己。

这一生，称谓不过是客舟行经的码头，而“老师”二字，却是我精神永恒的锚点：当浮名散尽，它便从喧哗深处浮起，带着旧日书声的温度，接引游子归返最初纯真而庄严的岸——原来那少年被称作老师时惶惑又珍重的心跳，从未止息过。

来源：贵州杨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