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后几十年，中瑞之间在经济、文化和技术交流上保持着稳定合作，沃尔沃、爱立信、宜家等瑞典品牌早早布局中国市场，而中国也将瑞典视为北欧国家中最值得借鉴的“先进样本”。从建交起步，到经贸互通，两国关系曾一度被视作“中西合作”的典范。

1950年，瑞典成为首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这一外交动作在当时被视为一种突破。

随后几十年，中瑞之间在经济、文化和技术交流上保持着稳定合作，沃尔沃、爱立信、宜家等瑞典品牌早早布局中国市场，而中国也将瑞典视为北欧国家中最值得借鉴的“先进样本”。从建交起步，到经贸互通，两国关系曾一度被视作“中西合作”的典范。

然而，几十年后局势急转直下。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2020年起瑞典成为对中国民意最负面的西方国家，2025年的最新调查中，仍有超过八成瑞典人对中国持否定态度。

这种反差巨大的认知转变，显然无法简单归结为几起争议事件，而更像是一次深层结构的情绪爆发。

反华来源

若追溯根源，瑞典社会对中国的复杂情绪并非始于今日。

18世纪，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提出了著名的人种分类体系，在其中他使用了“luridus”这一拉丁词来描绘亚洲人，即“蜡黄、病态、阴沉”之意。

尽管现代科学早已否定这类基于肤色与情绪特质的人类分类方式，但林奈的学术声誉让这种种族认知长期保留在瑞典的教育体系与文化话语中，悄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世界观。

与其他直接参与殖民的欧洲国家不同，瑞典虽未在东亚留下殖民遗产，却通过“学术话语”形成了自身对东方社会的价值判断。

在这种价值体系中，东方被塑造成“需要引导”的对象，其制度、文化、治理方式都被默认为低于西方标准。

这种“文化上的高度”感虽不显性，却以默认的方式存在于语言、报道、甚至公共政策中。

当中国还是一个经济体量较小、尚处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中国家时，瑞典的这种文化优越感并未显得突兀。

但当中国在短短数十年间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多个高科技领域实现赶超甚至引领时，这种自上而下的认知突然崩塌，形成了难以调和的心理落差。

瑞典社会很难接受，那个曾被视为“学生”的国家，如今在电动车、通讯设备、人工智能等产业中已不再跟随，而是开始输出规则。

2009年中国吉利集团收购沃尔沃，对瑞典人而言无异于“文化象征”的转手。

原本代表瑞典工业精神的品牌，在中国资本支持下焕发新生，既是一场市场操作，更是一种身份冲击。

同样，在电信行业，中国的华为与瑞典的爱立信展开激烈竞争，这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对抗，也被瑞典社会解读为技术地位的动摇。

内外问题

与此同时，瑞典自身也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动中。

自2015年以来，因大量接纳中东和非洲难民，该国人口结构迅速变化，带来了治安问题、资源紧张与文化摩擦等一系列挑战。

这些问题的本质并不与中国直接相关，但在媒体和政界话语的引导下，中国却逐渐成为某种“情绪出口”。

随着社会不满的积累，舆论场中频繁出现“中国黑客”“中国监控”“中国间谍”之类的报道，给公众塑造了一个模糊而具威胁感的对手形象。

2018年发生在斯德哥尔摩的“游客驱逐事件”，以及紧随其后的瑞典电视台辱华节目，成为引爆两国舆论冲突的标志性事件。

节目中不仅讽刺中国游客，甚至以缺失台湾、西藏的地图进行嘲讽，最终在中国强烈抗议下引发外交层级回应。

而瑞典方面对此的解释是“幽默”“言论自由”，并未真正反思其文化歧视问题。

这种双重标准强化了中国公众的愤怒，也使得中瑞之间原本脆弱的互信体系加速崩解。

事件之后，瑞典接连关闭所有孔子学院，称其“干涉学术自由”，成为欧洲首个完全“清除”中国文化机构的国家。

若这些行为尚可归因于情绪或意识形态冲突，那么瑞典在地缘政治层面的战略转向，则让其对华立场变得制度化、持续化。

2024年，瑞典正式加入北约，从一个“中立国家”彻底转身为西方军事联盟的一员。

北约自2022年起便将中国视作“系统性竞争者”，而作为新成员国，瑞典在多项涉华议题上展现出超出以往的积极配合——不仅在技术领域全面禁用华为，还在媒体和立法中不断强化对中国组织的安全警惕，甚至主动配合美英提出的“渗透论”“信息战”等指控。

在这种结构性绑定中，中国从“经贸伙伴”被重新定义为“地缘竞争对手”。瑞典政界的表态、媒体的报道乃至高校的研究资助方向，都出现了明显的意识形态统一倾向。

而这种由上而下的立场，很快在民意调查中得以反映。

长期单向度、负面化的信息输入，让许多瑞典人对中国形成了固定的负面认知，极少接触真实的中国社会变迁与国际贡献。

在这一传播闭环中，哪怕中国并未采取敌对行为，也很难改变瑞典民众的集体印象。

尽管如此，讽刺的是，瑞典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并未减少。

宜家、沃尔沃、爱立信等品牌依旧将中国作为重要消费与制造节点。在政商关系被撕裂的现实中，理性与感性、经济逻辑与政治态度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

综上所述，瑞典对中国的情绪转变，并非偶发的外交误会，更不是单一意识形态选择，而是一场由历史观念、身份焦虑、社会压力与战略归队共同作用的长期演化。

85%的负面评价，不是数字的偶然，而是结构性敌意的结果。

中国不必讨好，也无需妥协，唯有通过自身的发展与更广泛的信息透明，才能逐步打破这种被封闭的认知系统。

来源：微趣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