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八路军总部的历史合影：纤笔胜三千毛瑟

摘要：1937年12月，在山西省洪洞县的八路军总部门口，发生了一件看似平凡却极具历史意义的事。美国战地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举起相机，定格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照片中，后排左一是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左二是总司令朱德，右一是副总司令彭德怀；前排左一是朱德夫人康克清，前

丁玲与八路军总部的历史合影：纤笔胜三千毛瑟，抗战岁月的文艺先锋

1937年12月，在山西省洪洞县的八路军总部门口，发生了一件看似平凡却极具历史意义的事。美国战地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举起相机，定格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照片中，后排左一是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左二是总司令朱德，右一是副总司令彭德怀；前排左一是朱德夫人康克清，前排中间站着一位英姿飒爽的女性——作家丁玲。这张照片不仅记录了几位重要人物的同框瞬间，更串联起一段关于抗战文艺、革命热情与家国情怀的故事。

丁玲的名字，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早已声名远扬。1936年11月，经历重重磨难后，她终于抵达延安，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在一场为她举办的欢迎宴会上，毛泽东主席风趣地称她为“真正的老乡”，并当场吟诵了一首《临江仙》词：“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这既是对丁玲文学才华的高度认可，更是对她投身革命事业的期许——希望她以笔为枪，用文字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成为比真枪实弹更具力量的“战士”。丁玲被这席话深深打动，决心用行动回应这份信任。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丁玲主动请缨上前线，被任命为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主任，负责抗日宣传工作。这个团队由抗日军政大学学员组成，成员们年轻而充满热血，但缺乏实际战斗经验。出发前，毛泽东亲自叮嘱丁玲：“你们在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短小精悍，适合战争环境，为老百姓所喜欢。”他强调，宣传的目的不仅是动员民众，还要向友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党的影响。丁玲将这些话牢记在心，带领团队日夜筹备，排演节目、设计标语，力求以最接地气的方式传递抗日信念。

1937年9月22日，丁玲率领西战团40余人正式从延安出发。他们高举红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用7头小毛驴驮着行李和演出道具，意气风发地踏上前往山西前线的征程。队伍平均每天行进约30里，每经过一个村镇，就停下来敲锣打鼓、搭台表演。沿途演出的节目丰富多样，既有反映日军暴行的活报剧《打倒日本升平舞》，也有歌颂八路军英勇战斗的《大战平型关》，还有用民间小调改编的抗日歌曲。村民们围坐在临时搭建的戏台前，看着战士们用简单的道具演绎战争的残酷与胜利的希望，常常感动得热泪盈眶。许多青年因此深受鼓舞，当场报名加入八路军或地方抗日武装。

山西前线的生活远比想象中艰苦。黄土飞扬的道路、寒风刺骨的夜晚、简陋的食宿条件，都没有动摇西战团的决心。白天行军时，丁玲和团员们一边走一边教群众唱抗日歌曲，在土墙上刷写“保卫国土，人人有责”“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石灰标语；晚上到达驻地后，他们不顾疲惫，立刻搭建舞台，为战士和村民们送上精心准备的演出。有一次在临汾演出结束后，团队乘坐闷罐子货车北上太原，在成成中学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详细介绍了山西抗战形势，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宣传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的理念。次日，丁玲代表西战团在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号召各界团结一心，共同抗日，台下掌声雷动，士气大振。

西战团在山西前线的活动不仅限于演出，丁玲还抓住一切机会深入生活，创作真实记录抗战的作品。她常常跟随八路军战士巡逻、采访受伤的士兵，或是与当地村民交谈，收集第一手素材。在与彭德怀的接触中，她发现这位威名赫赫的将军外表严肃，内心却充满对士兵和百姓的关怀。有一次，她看到彭德怀坐在门槛上借着微弱的灯光写作战计划，脸上布满被寒风吹裂的小口，却依然神情专注。丁玲深受触动，连夜写下《彭德怀速写》，文中生动地描绘道：“我们是怕他的，但我们更爱他。他那被寒风所吹裂的小口布满的脸，在不算漂亮的脸上有两个黑而活泼的眼珠转动，昂奋的心都会在他最自然诚恳的握手里显得温柔起来。”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让更多人看到了八路军将领的铁血柔情与人性光辉。

另一部作品《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则源自一个真实故事。一天，丁玲听说有个13岁的小红军不幸落入国民党军官手中，但面对枪口，他毫不畏惧地说：“还是留着一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我。”这番话震惊了军官，最终他放下了枪。丁玲以此为原型创作小说，塑造了一个临危不惧、一心抗日的小红军形象，以此说明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这些作品不仅在根据地广为流传，还通过地下渠道传播到国统区，打破了国民党对八路军的舆论封锁。

随着战局变化，1938年初，西战团奉命转赴西安开展宣传工作。此时的西安处于国民党统治下，对共产党的活动严防死守。丁玲和团员们面临重重阻力：演出场地被刁难、节目被审查、甚至有人威胁要破坏演出。但他们没有退缩，而是积极与当地文艺团体合作，争取支持。丁玲亲自拜访易俗社社长高培支，说服他租借剧场给西战团演出反映山西军民团结抗战的话剧《突击》。这部由塞克、萧红等作家共同创作的剧作情节紧张、充满爱国情怀，在西安易俗社剧场公演后立刻引起轰动。《新秦晚报》报道称：“全剧自始至终均充满紧张空气，博得观众热烈欢迎。”为满足民众需求，西战团连续演出五天六场，还加演早场免费招待军人。此后，他们又上演了京剧《忠烈图》、秦腔《烈妇殉国》等剧目，吸引了各阶层观众。西安百姓通过这些演出，第一次近距离了解到八路军在前线的英勇事迹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许多人开始主动支持八路军，捐款捐物或加入抗日后援会。西战团成功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让抗日的声音在古城西安回荡。

在西安的工作告一段落后，丁玲率西战团返回延安，继续为抗战事业贡献力量。她始终牢记毛泽东的期许：“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从上海的摩登女作家到驰骋前线的文艺战士，丁玲用实际行动证明，一支笔的力量不亚于三千精兵——它能唤醒沉睡的民众，凝聚民族的斗志，照亮黑暗的岁月。

回顾洪洞县那张珍贵的合影，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几位革命前辈的面容，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写照：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将领以血肉之躯抵御外敌；康克清等革命女性在后方默默支持；而丁玲和西战团则用文艺的武器，在另一条战线上冲锋陷阵。他们共同书写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不可或缺的篇章，证明了在国家危亡之际，笔与枪同样重要，文化的力量同样能改变战局、赢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