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钱塘江的潮水从不限定于杭州湾，它顺着东海的洋流，能漫到宁波港，能涌进长江口。浙商的扩张，便带着这股“无界”的性子——明清时，他们的货郎担挑出浙江，在江苏、安徽的乡镇扎根；清末民初，他们的钱庄、商号开进上海、汉口，甚至远至新加坡；今天，义乌的小商品通过中欧班列直

钱塘江的潮水从不限定于杭州湾，它顺着东海的洋流，能漫到宁波港，能涌进长江口。浙商的扩张，便带着这股“无界”的性子——明清时，他们的货郎担挑出浙江，在江苏、安徽的乡镇扎根；清末民初，他们的钱庄、商号开进上海、汉口，甚至远至新加坡；今天，义乌的小商品通过中欧班列直达欧洲，温州的眼镜厂在越南设厂，绍兴的纺织商在非洲开起贸易城。他们从不是“浙江的商人”，而是“带着浙江基因的世界商人”，这种打破地域边界的能力，藏着比“敢闯”更深刻的生存逻辑。

一、“入乡随俗”的翻译术：把浙江话变成“本地话”

多数商帮扩张时，总带着“同乡抱团”的排他性——晋商在各地建“山西会馆”，徽商靠“徽州同乡会”划分势力，仿佛只有说家乡话、做家乡事才安心。浙商却像学语言的高手，到了一地，先学当地的“生意方言”，把浙江的本事翻译成“本地版本”。

清代光绪年间，宁波商人叶澄衷到上海做五金生意，发现洋人聚集的租界里，最缺“懂洋文、通洋务”的中间人。他没像其他商人那样“只跟同乡打交道”，反而请了个英国传教士教自己英语，学看洋文合同，甚至学着喝牛奶、穿西装。别的五金店只卖国产铁器，他却主动对接洋行，把英国的钉子、德国的钟表引进来，再把中国的铁锅、铜器卖给洋人。他的“老顺记五金”，成了上海第一个“中外通吃”的商号。叶澄衷常说：“在上海做买卖，就得说上海话；跟洋人打交道，就得懂洋规矩——硬要别人学你的，是做不成生意的。”

这种“翻译术”，在今天的浙商身上依然鲜活。温州商人在非洲卖鞋，会根据当地人“光脚穿拖鞋”的习惯，把鞋底做得更厚、鞋面做得更透气；义乌商人在中东开市场，会特意留出祈祷室，连商品标签都印上阿拉伯文。他们从不说“我们浙江人这么做”，而是问“你们这里需要什么”——就像钱塘江的潮水，到了不同的河道，会自动调整流速和方向，从不会固执地“按老家的规矩来”。

二、“跟着渠道走”的敏锐：从运河船到中欧班列，永远踩在“路的节点上”

浙商的扩张，从不是盲目地“往远走”，而是精准地“跟着路走”。明清时，运河是黄金商道，他们的货郎担就沿着运河码头铺开；清末，轮船招商局开通沿海航线，他们的商号就扎堆在上海、广州的港口；上世纪90年代，义乌小商品市场靠铁路辐射全国，他们就把摊位摆在火车站旁；今天，中欧班列、跨境电商成了新渠道，他们又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道光年间，绍兴商人蒋家的“蒋记布庄”，最早只是运河边的一个小铺子。当他们发现苏州、无锡的棉布通过运河运到北方，中间缺个“中转分拣”的环节，立刻在运河枢纽扬州开了分号，专做“棉布分类打包”的生意——把粗布发往山东，把细布运到北京，赚中间的“渠道费”。后来海运兴起，他们又关掉扬州分号，把生意搬到了宁波港，跟着轮船航线把布卖到了天津、营口。蒋家的家训很简单：“路通到哪里，生意就做到哪里，别等路都荒了还守着老地方。”

这种对“渠道变革”的敏感，让浙商总能抢占先机。当别的商帮还在纠结“要不要离开家乡”时，浙商已经在新路上铺好了摊子；当别人终于跟上老渠道时，他们又盯上了下一条新路。就像钱塘江的潮水，从不会停在同一个滩涂，永远跟着月球的引力，寻找新的低洼处——渠道就是他们的“引力”，哪里有流量，哪里就有浙商的身影。

三、“松散联盟”的智慧：不建围墙，却能全球呼应

晋商靠“总号统辖分号”的严密体系管理跨区生意，徽商靠“宗族血缘”维系海外网络，浙商却搞起了“松散联盟”——没有总号，没有族长，甚至彼此可能不认识，却能在异国他乡形成“默契的呼应”。

上世纪初，东南亚的浙商圈子里，流行一种“船票暗号”：从宁波港出发的商船，只要在货箱上画个“△”，新加坡的浙商就知道“这是同乡的货，先帮忙卸货”；在曼谷的商铺门口挂个“红绸带”，路过的浙商就明白“这家需要资金周转，能帮就帮”。这种“暗号式联盟”，比晋商的“密押”更灵活，比徽商的“族规”更开放——不管你是温州的、绍兴的，还是宁波的，只要是浙商，看到暗号就愿意搭把手，事后不用道谢，下次遇到再还人情。

今天的浙商在海外，依然延续着这种“松散而高效”的合作。在非洲的浙商，有人开超市，有人搞运输，有人做建筑，看似各干各的，却会自发形成“资源互换”：超市老板给运输队介绍客户，运输队帮建筑商拉材料，建筑商给超市供应建材，谁也不欠谁的，却形成了一张无形的网。这种“不抱团却能互助”的模式，比“固定圈子”更有韧性——晋商的总号倒了，分号跟着垮；徽商的宗族散了，生意就断了；而浙商的联盟，少了谁都能转，就像钱塘江的支流，断了一条还有另一条，总能汇成大流。

无界扩张的核心：把“浙江”变成一种“方法论”，而非“边界”

晋商的扩张是“带着山西走出去”，徽商是“把徽州复制到各地”，而浙商的扩张，是“把浙江的本事变成通用工具”——他们不执着于“让别人接受浙江的规矩”，而是把“浙江式生存”拆解成“吃苦耐劳、灵活应变、抱团不排外”的方法论，到了任何地方，都能重新组装。

就像钱塘江的潮水，从不是“杭州湾的水”，而是地球引力、季风、河道共同作用的结果，到了不同的海域，会变成不同的形态，却始终保持“流动的本质”。浙商的“无界”，也不是地理上的“没有边界”，而是心理上的“不设边界”——不被家乡捆住，不被行业困住，不被规矩框住，永远像潮水一样，寻找新的可能。

从货郎担上的麦芽糖，到中欧班列上的小商品；从运河边的布庄，到非洲的浙商超市，浙商的扩张史，其实是一部“打破边界的实践史”：地域不是边界，行业不是边界，甚至语言、文化都不是边界——只要有需求，有渠道，能合作，他们就敢把生意做过去。这或许就是钱塘江给浙商的启示：真正的强大，不是守住自己的岸，而是能流向所有的海。

1. 万斌、沈立江《浙商通史·近代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

​2. 陈建军《浙商全球化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

​3. 吕福新《浙商商道》，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

​4. 史晋川、金祥荣《浙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

下一篇预告：浙商的“变与不变”：从“敲糖帮”到“数字新贵”，为何总能跟上时代？

浙商最让人惊叹的，不是“曾经有多辉煌”，而是“总能跟上新潮流”：明清时靠“鸡毛换糖”起步，民国时玩转“轮船、银行”，改革开放后搞“个体户、制造业”，如今又在数字经济、跨境电商里领跑。他们的“变”与“不变”里，藏着穿越周期的密码：

- 从“算盘记账”到“直播带货”，浙商为何总能快速学会“新工具”？这种“学习能力”来自哪里？

​- 不变的“草根性”：哪怕成了首富，为何还坚持“不赚快钱、不搞投机”？

​- 家族企业如何“拥抱变革”？浙江的“父子档”里，父亲开工厂，儿子搞电商，这种“新旧搭配”有何玄机？

来源：上下五千年一点号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