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篇文章，我们讲了彼特·蒂尔的理想，这篇文章继续讲，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的理想是“共产主义”，我们的路线图则是，用三次相继并在一定时间段重叠出现的三次产业革命，叩开共产主义大门，这三次产业革命分别是：第五次产业革命信息革命、第六次产业革命大农业革命和第七次产业

上篇文章，我们讲了彼特·蒂尔的理想，这篇文章继续讲，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的理想是“共产主义”，我们的路线图则是，用三次相继并在一定时间段重叠出现的三次产业革命，叩开共产主义大门，这三次产业革命分别是：第五次产业革命信息革命、第六次产业革命大农业革命和第七次产业革命人体科学革命。这里的难点在于，在此之前的第三次和第四次产业革命，都是由西方人开启并主导的，甚至第五次产业革命也是由美国人开启的，很多中国人已经习惯性跟随，忘记了如何做主导者。但是，通过上篇文章分析，我们发现，美国人根本没有能力主导第五次产业革命，中国人必须把主导权拿过来，之后，第六次和第七次产业革命，也都由中国人开启并主导，就顺理成章了。

西方人为什么可以搞好第三次和第四次产业革命，却无论如何都搞不好第五次产业革命？首先，我们需要区分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一定需要技术革命推动，但技术革命并不必然带来产业革命，而技术革命之间，也可能存在本质区别，比如，蒸汽技术革命、电气技术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就非常不一样，前两者都属于人类在利用能量方面的能力跃迁，后者是信息层面的能力跃迁。凭借更强的能量利用能力推动社会进步，是比较简单的，第三次和第四次产业革命就是这样，但是，要想把信息技术用好，需要极强的系统思维能力，否则，信息技术的价值，根本发挥不出来，于是，我们看到，美国人搞出了大量信息技术成果，却带来了“索洛悖论”：我们在各个地方都能看到计算机的身影，却唯独在生产率统计中看不到它们。

历史的重任落到了中国人头上，但很多中国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信息革命，其实是一项超级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如果没有这样的思维，总指望仅凭部分技术突破，就能创造奇迹，那就犯了和硅谷的聪明人一样的错误。在钱学森指导下，王寿云、于景元、戴汝为、汪成为、钱学敏、涂元季六位同志曾撰写《信息网络建设和第五次产业革命》一文，这篇文章指出：“信息网络建设从一开始就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的鲜明特点，不容许我们孤立地和静止地去处理。它需要利用来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三个领域的科学知识，仅靠一个领域的科学知识，是难以科学处理和解决信息网络建设中的问题的。而且在方式上也不是仅靠有关领域专家座谈会和咨询一下就能胜任的。这里需要把来自三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甚至有用的经验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的综合研究，同时要按照一定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方式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得到科学认识和结论。但如何把不同领域的科学知识甚至经验知识综合起来去研究和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这就提出了方法论问题。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其他方面，如人类共同关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些问题表明，复杂的社会实践在科学技术层次上，向我们提出了方法论的迫切需要。随着人类的进步，现代社会实践越来越复杂，这个问题也就越来越突出。

近些年来，国外出现了所谓复杂性研究，美国Santa Fe Institute还提出了复杂性科学。由两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一个是物理学家，一个是经济学家)领导的这个研究集体，在生态系统、经济系统、人脑系统等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特别在把计算机应用到这些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他们在研究中遇到了复杂性困难，明白了传统的还原论方法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但至今还没见到他们解决复杂性问题的方法。

在我国，钱学森同志和他的合作者对此进行了长期探索。80年代初，他对处理复杂系统的定量方法，提出将科学理论、经验和专家判断力相结合的半理论半经验方法。此后，从1986年起，在他指导的系统学讨论班 上，又开始了新的探索。他在社会系统、地理系统、人体系统和军事系统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于1989年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即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meta snythesis)，后来又发展到前面提到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hall for workshop of metasynthetic engibeering)。这个方法的实质是专家体系、统计数据和信息资料、计算机技术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一个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系统。这个系统具有综合集成各种知识(科学的、经验的、定性的、定量的、理性的、感性的)，实现从定性到定量认识的功能，为综合运用信息提供了有效的科学方法和手段。这个方法成功的应用就在于发挥这个系统的整体优势和综合优势，它把人的思维、思维的成果、人的经验、知识、智慧以及各种情报、资料、信息统统集成起来，从多方面的定性认识上升到定量认识。

综合集成方法是一种从总体上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信息网络建设恰好需要这种方法论，把来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有关的科学知识以及经验知识进行综合集成，以解决复杂巨系统中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综合集成方法为研究和设计信息网络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有关它的详细介绍我们将在下面有关章节中进行。

从实践角度来看，信息网络建设是大规模、复杂的社会实践，它涉及的空间范围大，领域和层次多，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信息网络的建设过程又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如何组织、管理和协调好这样复杂的社会实践，以取得最好的实际效果和整体效益，也需要一套科学的组织管理方法。

在现代复杂社会实践中，国内外成功的经验都已表明，组织管理好复杂社会实践的技术就是系统工程，如美国阿波罗登月的计划，参与这项计划的有42万人之多，这项计划的成功，美国人首先宣布的是系统工程的胜利。在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更是一项被广泛称赞的辉煌成就。当时我国经济、技术都比较落后，但在很短时间内取得了‘两弹一星’的试验成功，使我国跨入了世界空间大国的行列，连外国人都承认，这是了不起的奇迹。取得这一成就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成功地应用了系统工程。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信息网络建设，要比这些系统都更为复杂和艰巨，因而也就更需要系统工程。

系统工程是组织和管理系统的技术，是一项综合性的整体技术，用来组织管理系统的规划、研究、设计、制造、试验和使用的科学方法，是一种对所有系统都适用的方法。这里包括实践前形成的思想、设想、战略、规划、计划、方案、可行性等，都要进行科学论证，以使实践的目的性建立在科学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更不能建立在感情和意志的基础上;也包括实践过程中，要有科学组织管理与协调，以保证实践的有效性（效率和效益）;还包括实践后的评估和总结，以检验实践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利今后的再实践。

系统工程技术是从简单系统开始的，然后发展到大系统的系统工程。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处理的系统也就越来越大，今天已进入了诸如CIMS这样的系统。但是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仅靠计算机是不行的，它是再大的计算机也处理不了的系统，这就要有新的思想和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上述综合集成方法。有了这个方法，使系统工程也可以处理复杂巨系统以至社会系统，从而使系统工程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复杂巨系统工程和社会系统工程。今天，人们广泛使用社会系统工程这个概念，其实这不仅是个概念问题，而是一套组织管理社会系统的技术方法。

实施系统工程需要有总体设计部这样的实体机构。所谓总体设计部就是使用综合集成方法或研讨厅体系的专家集体。它是从我国研制‘两弹一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总体设计部演化过来的。对于复杂巨系统工程、社会系统工程的总体设计部来说，它的专家体系结构，所用的研究方法以及技术手段，都比过去大大发展了。前者是工程系统的总体设计部，后者是复杂巨系统的总体设计部。但它们的作用和功能是相似的。总体设计部由熟悉系统各方面专业知识的专家组成，并由知识面比较宽广的专家负责领导。总体设计部设计的是系统的总体，是系统的总体方案，是实现整个系统目标的具体途径。总体设计部把系统作为它所从属的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进行研究、设计，对它的所有要求都首先从实现这个更大系统的协调观点来考虑;总体设计部还把系统作为若干分系统的有机结合的整体来设计，对每个分系统的要求都首先从实现整个系统协调发展的观点来考虑，总体设计部对建设中分系统与分系统之间的矛盾，分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矛盾，都首先从总体协调的需要来选择解决方案。总体设计部所体现的技术方法就是系统工程。

总体设计部是以科学为基础，为决策者或决策部门提供决策支持服务的，是决策咨询和参谋机构。它不是也不可能替代决策者或决策部门，后者是以权力为基础的决策机构。决策支持和决策部门以及决策执行部门的分离，是现代社会实践复杂性所需要的，也是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

综合起来，总体设计部、社会系统工程、综合集成方法以及研讨厅体系，紧密结合形成了从科学、技术、实践三个层次相互联系的研究和解决复杂巨系统（包括社会系统）问题的一整套方法论。这也是我们进行信息网络建设的方法论。

对信息网络建设来说，首先应有这样一个信息网络建设总体设计部。它由熟悉这个系统各个方面专业知识的专家组成，这些专家包括来自不同部门、不同学科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他们应用综合集成方法或研讨厅体系，对信息网络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如发展战略、规划、计划、方案等，进行总体分析、总体论证、总体设计、总体规划、总体协调，提出具有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总体方案和相应的配套方案，为决策者或决策部门提供决策支持或参考。

信息网络建设是关系到国家和社会全局的重大问题。因此，有关它的建设以及如何建设等重大问题，必须由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利益，具有权威性的机构集中统一进行，这是个决策机构。信息网络建设总体设计部，就是为这个决策机构服务的，以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程序化。一旦决策作出后，再由决策执行部门贯彻执行。

技术革命以及由它引发的产业革命，必然对组织管理问题提出新的和更高的要求。形象地说，这犹如随着计算机硬件的革新和发展，必须有相应的软件跟上才行。

钱学森同志提出，系统科学是20世纪中叶兴起的一场科学革命，而系统工程的实践又将引起一场技术革命，这场科学和技术革命必将促发组织管理的革命。以信息网络建设为先导的第五次产业革命，和以系统工程为先导的组织管理革命的有机结合，必将大大加速第五次产业革命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文的内容就是为了说明这种结合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对于我们来说，迎接第五次产业革命的到来，在加强‘硬件’建设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软件’建设，发挥两者结合起来的综合优势和整体力量。不能‘硬件’硬抓，‘软件’软抓，而应两者一起抓，两者都要硬。这既是信息时代到来的客观需要，也是为迎接信息时代到来所作的观念上和组织管理上的准备”。

这篇文章虽然是30年前写的，但其中的思想，至今仍不过时，甚至可以说， 起到了“预言”的作用，因为没有把“第五次产业革命”当成“系统工程”去搞，钱老反复呼吁成立的“总体设计部”也没有组建，综合调动多学科知识、多学科专家，人·机结合解决真实的社会复杂问题，也没有去干，而是依靠硅谷一帮聪明人搞出一堆花里胡哨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然后全世界跟着学，结果就把明明潜力巨大的“第五次产业革命”搞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美国人还要更惨一些，当年在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极弱的情况下，美国人还能运用系统工程技术，组织起巨大的人力，搞出“曼哈顿工程”和“阿波罗计划”，但是，现在的计算机性能比当年不知道提升了多少亿倍，但美国人现在还能登上月球吗？对不起，登不上去了，不是技术失传或者资料丢了，而是搞系统工程的能力丢了。

现在，让我们重新审视“第五次产业革命”，中国人要想主导“第五次产业革命”，必须确立几大原则：

首先就是，明确“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关系，“数字世界”必须为“物理世界”服务，而不能相反，而且，必须把信息技术优先用于解决“物理世界”的复杂问题，而不是简单问题。现在这帮互联网公司搞出来的所谓创新，是解决复杂问题吗？当然不是，全是简单问题。他们当然可以说，他们出手之后，整个行业的效率更高了，但问题是，社会是一个复杂巨系统，这种效率提升，可能带来严重的民生后果，那就是，他们把其他人的饭碗全抢了，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这种基础设施，应该是国家来干，而不是私营公司来干，因为，其难点根本不在技术上，而是怎么平衡各方利益，确保社会公平。电商、外卖、社交媒体（涉及到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影响重大）这些事情，根本就不应该让私营公司去干，私营公司干什么，学学彼特·蒂尔，去干Palantir这样的又脏又累的活儿，努力构建“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映射关系，再凭借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解决“物理世界”的复杂问题，学学马斯克，去搞低成本的航天技术，去搞脑机接口，一句话，要搞“硬科技”，别搞“软创新”。

其次，必须认识到，技术革命并不必然带来产业革命，在“信息技术成果”和真正的“产业革命”中间，必须加入“系统工程”。包括现在，一小撮人聚在一起，吭哧吭哧搞人工智能，希望憋个大招，搞出远比人类聪明的超级智能，一下子把人类自己都解决不了的超级难题，全解决了，这是严重的痴心妄想，人工智能必须“理解”物理世界，那么，就必须和整个社会协同进化，和各行各业深度结合，而且，这种结合，不能是支离破碎，各搞各的，所以需要总体规划、总体协调。这个时候，“总体设计部”就呼之欲出了。钱老当年反复呼吁建立“总体设计部”，没人重视，是因为当时在补“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课，第四次产业革命，有没有“总体设计部”，影响好像没那么大，但是，第五次产业革命，没有“总体设计部”，根本就干不成，美国用了好几十年时间一通乱搞，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我们必须牢记“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原则，并努力运用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全民“大成智慧教育”的实现。既然“第五次产业革命”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如果把人排除在外，再多的AI智能体组成的系统，复杂度都是不够的，更何况，AI有智能但没智慧，人类的智慧，对这套系统，价值和意义巨大。所以，我们应该思考的，从来都不是怎么用AI取代人类，而是AI替代了比较低级的人类脑力劳动之后，人类如何才能获得更高的智慧，在这个问题上，钱老又一次为我们指明了道路，那就是“大成智慧”，我们过去搞不了“大成智慧”，是因为知识浩如烟海，人类皓首穷经，也学不完，现在，信息的存储可以全部交给AI，信息的处理，也可以绝大部分交给AI，人类只需从宏观上把握最核心的东西，在AI的辅助下，将各大门类的知识融会贯通，就行了，从这个角度讲，AI充当了人脑的“外挂”。当然，现在的AI，想做到这一点，仍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在钱学森思维科学的指导下，围绕这样的目标，开发出更好的AI。

总之，“第五次产业革命”必将开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融合，加速解决过去困扰我们的大量难题，我们的生产力将大幅提升，人类的智慧也大幅提升。事实上，我们今天对信息技术的潜力，发挥得百分之一都不到，甚至走了大量弯路错路，所以，我们必须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纠正这一切。钱老一直呼吁建立的“总体设计部”，也该提上日程了，针对“第五次产业革命”，我们可以有一个专门的“第五次产业革命总体设计部”，官方如果不搞，民间可以组织，可以将之看成一个产业联盟，所有有志于推动“第五次产业革命”的人，都可以加入进来，这是纯粹的经济组织，又不涉政，还能解决当前困扰国家的经济难题，所以，官方没有理由反对。我们需要一个特别有使命感的群体做这件事，彼特·蒂尔本质上也是在筛选一批有使命感的人，只是他的使命有问题罢了，我们的使命和愿景，则经得起任何考验，连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都能出现“不是一心钻在钱眼里，而是为整个文明的未来考虑”的人，中国这样的人，只会更多，远比他们多，关键是如何把这些人聚集起来。

来源：博学的火车n0Rj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