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们有的背着帆布包，有的提着沉甸甸的皮箱，肩上偶尔露出枪托的轮廓。城郊山路上，也有人沿着崎岖小径往山洞深处奔走，那是国民党保密局为西南潜伏网安排的撤离点。
1949年11月的重庆，江雾像厚重的帷幕，把整座城市笼在灰白的阴影里。长江码头上人声嘈杂，渡船一艘接一艘地靠岸，不少身着便装、神情慌乱的人匆匆挤上船。
他们有的背着帆布包，有的提着沉甸甸的皮箱，肩上偶尔露出枪托的轮廓。城郊山路上，也有人沿着崎岖小径往山洞深处奔走，那是国民党保密局为西南潜伏网安排的撤离点。
在此时的重庆保密局临时指挥部里，毛人凤来回踱步，烟雾缭绕，他的指尖被卷烟烫得微微蜷缩也毫无察觉。撤离行动已进入最后阶段，但他心头始终悬着一个人——西南特区副区长、少将军衔的李修凯。
这个人不仅是高级情报骨干，更是西南四省潜伏网的总协调人，掌握着完整的人员名册与联络密码。可奇怪的是，集合时间已过，他的人影却迟迟不见。
毛人凤不安地盯着墙上的挂钟，心中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倘若此人有变，整个西南的潜伏网络岂不等于拱手送给共产党？
那么，这位被毛人凤视作“关键棋子”的李修凯，到底去了哪儿？
李修凯生于1911年，湖北农村人。父亲早逝，年幼的他被送到堂叔家寄养，少年时便尝尽寄人篱下的冷暖。因家境困窘，他读书不多，却极会察言观色。
1932年，国内局势动荡，南京方面在扩充特务机构，戴笠手下的复兴社特务处四处招人。李修凯带着干粮，从湖北辗转来到招募点报名。
彼时的特务处是个讲门槛的地方，不是有背景，就是有胆量。李修凯两者皆无，只靠一手“会做人”的本事在夹缝中生存。
他懂得在上司需要时及时出现：茶杯一空，他第一个递上热水；长官家办事，他总能送去合适的礼物；开会时少言寡语，却能在发言时准确复述领导意图，并添上几句锦上添花的话。
日子久了，他从一个打杂的小特务升到人事处副处长，抗战结束后还挂上了少将军衔，胸前奖章虽多，却都是人情换来的。
1949年春天，解放战争局势已明显倾斜。那时李修凯在苏州任保密局站长，每天收听广播时，听到解放军捷报频传，心中开始惶惑。
不久，他被调回重庆，出任西南特区副区长，主管潜伏与情报。这是表面的重用，但他心里清楚——这差事更像是让他在危局中背锅。
重庆街头，市民已能感到战局的紧迫。特务机关的会议上，口号喊得震天响，说要坚持游击抵抗；然而一旦散会，许多人便开始暗中转移财物，打听通往香港的航线。
李修凯也萌生退意，但他的身体早已不堪重负——年轻时落下的肺病到了冬天尤为严重，咳得胸口发痛，连快步行走都觉气促。镜子里那张蜡黄的面孔，让他第一次认真想：继续跟着国民党走下去，自己还有几条路可选？
11月下旬，解放军已逼近重庆，城中的特务系统陷入混乱。毛人凤下令，能撤的全部撤往川黔交界的山区藏匿，留下的则负责破坏任务。李修凯手中握有的潜伏名册，被视作西南情报体系的命脉，毛人凤反复叮嘱必须随身携带撤离。
然而，李修凯却悄然作出不同的决定。某个寒夜，他独自翻出藏在床板下的金条、电台密码本，以及那本厚厚的潜伏名册——里面密密麻麻记载着三百多人的姓名、住址、联络方式，甚至任务分工。书页早已翻得发亮，每个名字都牵连着真实的人，有的曾与他同桌饮酒，有的是他一手提拔。此刻再看，仿佛一行行烙铁般灼眼。
12月6日清晨，薄雾尚未散尽。重庆军管会门口，一名穿长衫的中年男子缓步走来，脸色苍白，伴着阵阵咳嗽，递上一张写着“李修凯求见”的纸条。值勤的解放军战士一愣，旋即通报。那时军管会刚接管城市，急需掌握潜伏特务的线索。
接待人员回忆，李修凯进门时手微微颤抖，将布包放在桌上，解开绳结，几根金条先滚了出来。随之露出的，是一本厚厚的名册——上面详细记录了暗杀组、爆破组成员及藏匿武器的位置。李修凯断断续续地说，他愿意交出一切，承认过去所作所为，任凭组织处置。
这份情报的价值立刻显现。解放军沿着名册的线索，很快在成都一个看似普通的杂货铺抓获了准备破坏铁路的特务；在贵阳一家茶馆的地板夹层中，搜出电台设备；在川南乡间一座破庙里，揪出了假扮僧人的特务头目。
西南潜伏网原本打算实施的多起破坏计划，在尚未执行前便被瓦解。
消息迅速传开。1950年春，重庆报纸刊登李修凯投案的消息，不少潜伏分子见连少将都自首，明白形势已无可挽回，陆续前来投案，前后达数百人。西南的特务网络在短时间内几乎瘫痪。
李修凯并未被视作战犯。他的病情得到医治，还被安排在安静的住所休养，不再担心暗杀或清算。有人曾问他，不怕毛人凤的报复吗？他只是淡淡摇头，说自己命不久矣，能在最后做件问心无愧的事，也算对得起这一生。
1952年夏天，他在医院病逝。临终时握着护士的手说，没想到还能过几天安稳日子，共产党让他得了个明白的死法。
李修凯的选择，在当时的国民党阵营看来，是背叛；但从结果看，这一举动挽救了无数生命，也避免了西南大规模的破坏。李修凯不是传奇英雄，但他用一份沉甸甸的名单，在历史的节点上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决定。
来源：无风苦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