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海站，那夜冷得有点不讲理，站台上人群熙攘，却压不住宋教仁身后的紧张气流。他站在月台边，提一只旧皮箱，看起来什么都没发生过。但事实上，一切都已箭在弦上，谁都预感到暴风雨快来了。宋教仁，那会儿年仅三十一岁，意气风发，决心要为中国换一个新的活法，没有人想到转瞬枪声
上海站，那夜冷得有点不讲理，站台上人群熙攘，却压不住宋教仁身后的紧张气流。他站在月台边，提一只旧皮箱，看起来什么都没发生过。但事实上，一切都已箭在弦上，谁都预感到暴风雨快来了。宋教仁，那会儿年仅三十一岁，意气风发，决心要为中国换一个新的活法，没有人想到转瞬枪声就把他的一生切断。
从湖南的乡间出发，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孩子叫宋教仁。他祖上没有什么声名远播的本事，家里没什么积蓄。父亲倒是认定——念书可以撑起改命的天。六岁的年纪，其他孩子还满山乱蹿，宋教仁却坐在私塾里一笔一画地啃圣贤书。他聪明程度让先生都觉得不可思议，记什么（就）能背什么。这点本事倒不是谁都稀罕，但那时在乡下，能背出来总不容易，旁人都夸他将来能当个大官。
但是他没想只做个读书人。他十七去到漳江书院，书桌上摆的不只四书五经，开始摸索西方世界的玩法。新思想在书页里乱窜，他的脑子里有了火花。身边同学也不再只讨论诗赋，他们聚在一起讲时事、讲国运，有时候也骂大清没得救，好像所有的出路都在纸页与嘴皮之间。而宋教仁从这些琐碎里摸索出一条异常清楚的路——中国要起来，只有推翻僵尸一样的旧朝。
二十二岁，他去了武昌普通中学堂。那里比故乡桃源大得多，也乱得多，各路新旧思想在教室里打架。吴禄贞、黄兴这些后来会响当当的人物，成了他当时的同窗，他们不是朋友，是盟友。觉得清政府没救，还有心气要改变，就凑到一处琢磨革命。宋教仁讲话总让人觉得是那种“要把事做成的人”，他不是那种用嘴巴哄人的类型。
1904年在长沙，华兴会成立。那不是秘密结社就不叫革命，黄兴成会长，宋教仁搞副手。名头重不重要？其实他自己也没那么在意，干活最带劲。会里什么麻烦都敢接，传单、小册子都敢印。清政府咬得紧，但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觉得什么都可以扛住。“只要革命的火没熄，总有一天能把腐败烧完！”有时就是这种想法支撑着，谁管大清会不会被真烧掉呢？
之后他飞去了日本，洋学堂里不是只学包夹饭的吃法。他扛起同盟会的会章组织工作，创《民报》。在东京，那些同是天涯沦落的人聚在一起，文章一篇又一篇，写到头昏眼花，说“推翻满清”说得像家常话。同盟会的气氛跟湖南私塾气氛完全两码事，但宋教仁好像都能找着自己的位子。
1911年武昌起义，消息传日本，宋教仁没犹豫：得回国。他和搭档们匆忙赶回上海，出来不到一礼拜便开始想着中国该怎么治。他一边组织人一边琢磨制度——民主其实没那么好办，但总比满清老办法强。他讲，一定要建个责任内阁，用集体议事的办法，让谁都不能想干啥就干啥。这招好像挺新鲜，但真能管用？有时候他自己也在心里打鼓。
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他身为农林部长，搞改革也是真心想让农民活得好点。措施具体吗？有，但是县官不如现管，下面推的好不好谁也说不准。那个时候乱七八糟，改革这种事儿，宋教仁自己都晓得“十成计划成不了三成”，但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他嘴里不说失败，心里面没想输。
可很快他明白一个人转动不了整个大车。于是国民党顺势成立，拉帮结伙，宋教仁干上代理理事长。他看重组织，比孙中山还上心。他不是口头上的民主应用，他讲规矩，讲组织，讲纪律。国民党党员必须要有党费、有誓词，谁混水摸鱼就踢出去。哪怕有人说他“太较劲”，他只笑：“规矩必须有人定。”
1913年头一次大选，宋教仁带国民党冲到快一半席位。这下谁都明白，这人不但会革命，还真能组政府。他谋划组建新内阁，要用责任制压住总统专权，推进法治。这是先进吗？比起欧洲那是一百年不落后，但是中国刚刚想明白怎么让人投票，搞这么一出，肯定有人不爽。
袁世凯先是阳奉阴违，其实满肚子不乐意。贴面笑脸背地磨刀，宋教仁的主张正好压他权力，谁耐得住？跟着后面一堆保守派也拽着后腿，说中国百姓认得什么议会法治？贸然搞新制度只会成乱套。宋教仁不怎搭理这些，一门心思把新理想推到底，他讲：“理想不能妥协。”嘴上说得硬气，心里其实也有点飘——万一真失败了怎么办？
3月20日这天，宋教仁正要北上组阁，行李搁得整齐，还留了张致辞：“我们有责任组阁，民主原则不能退后。”上火车站时天色已晚，人群散乱、空气里满是湿冷，没一句废话。一枪，打破喧嚣。胆小鬼一听枪声，撒腿就跑，宋教仁倒下，血成一滩，有人嚎叫，有人忙着逃，自然也有不知所以的路人捏着鼻子看热闹。
消息出去，整个上海都炸了锅。国民党急得跳脚，报纸全都刷屏，医院一晚上挤满人，医生宣告凌晨去世。宋教仁的死震得全国人都毛骨悚然。调查倒是动了，警察逮了两个人，招供说受人指使。可谁到底是幕后黑手？赵秉钧被拎出来顶罪，但没几天又死了，像一场早安排好的戏，草草落幕。真相到底有没有被编排？究竟谁最得意？
舆论风浪更大了，国民党里激进派要干仗，温和派还想和稀泥。袁世凯倒不怕，又借这个机会收拾政敌，把权力一个劲往自己兜里揽。国民党分崩离析，宋教仁带出来的这些人，也有的退缩，有的跳反。民主实验像打了水漂，那时候主张责任内阁的声音一下没了踪影。
但说宋教仁的理念就此消失，也不全对。有人开始怀念，有人顶着压力依然把政党建设和法治当回事。他们说宋教仁像一颗“预言种子”，死后多年都在中国土壤里活着。有的学者拉出来做学术，有的政客悄悄借他理念上台。有时感觉宋教仁的价值被高估，有时却发现晚了几十年，世界还是需要他的那一套。
他推动的政党制度、议会选举、责任内阁，这一套，后来的民国宪法还真借鉴进去一部分。比如说国民党严密的党章党纲，还有党员义务，现在看都不落后。那年头能这样搞，等于提前试水现代政党政治。失败也好，成就也罢，是骨气。
过了一百年，上海、北京、湘潭还会有人给宋教仁纪念。他的名字与动态的中国纠缠在一起，时隐时现，没人真能抹去。他到底算成功还是失败？不同年代不同人有不同论断。有的老人说，宋教仁太天真；也有人讲，要没有宋教仁，那个年代就不会有国民党的黄金十年。
宋教仁的“理想至上”有点现代人不容易理解。有时候明明知道会输，还硬要碰一头，哪怕输得一塌糊涂。这种人是应该被钦佩，还是被怪他蠢？有些细节其实没人讲得清，比如他到底是不是早觉察危险，比如最后一晚有没有留遗书。反正历史推着人往前走，没给他二次选择的机会。
结果还是如此讽刺，功败垂成，尸骨未寒，制度和理想就分道扬镳。过去拼了命主张“以党治国”，死后十年，大家却开始批评政党垄断；他想要铁规如山的党纪，却没料到后来党内争权分裂比什么都快。时代翻篇，总归还是留了些自相矛盾的痕迹，他说得好听的那些话，很快就没人当真了。
但要说宋教仁没意义也绝对不对。一座无形的碑，他到底唤醒了这个国家一批人尝试新体制。哪怕很快又回到原点，但有过推动——就是推动。每个人身上都带着那一点“未完成感”，换成别的角色结局可能也差不多。可回头怎么评判，有时觉得他是英雄，有时又觉得他不过是被理想骗得最惨的人之一。
此刻抽掉所有缅怀和艳羡，如果故事讲到这里就可以收住，倒是一件挺平常的事情。民主共和这条路，宋教仁用自己三十一年试了一半，后来的人，有承认有否定，有模仿有改良。风浪再大，舵手变了，船还是得开。毕竟每个人看到的那个“宋教仁”，都带有一点自己的光。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