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为它落泪，张弼士靠它发财

摘要：当时，他宴请群臣，特地命人呈上各地出产的珍馐瓜果。众人觥筹交错之际，侍中陈叔达拿起了一串葡萄，凝视许久，却迟迟不肯入嘴品尝。这奇怪的一幕，恰好被李渊看见，于是问其缘故。

在一次其乐融融的宫廷宴会上，唐高祖李渊却当场飙泪。

当时，他宴请群臣，特地命人呈上各地出产的珍馐瓜果。众人觥筹交错之际，侍中陈叔达拿起了一串葡萄，凝视许久，却迟迟不肯入嘴品尝。这奇怪的一幕，恰好被李渊看见，于是问其缘故。

陈叔达略显尴尬地解释说，臣的母亲患有消渴症，一直想吃点葡萄，却总是吃不到，臣想将此物带回家，给她老人家尝尝鲜。原话说的是“欲归以遗母”。

听完，李渊感叹道：“卿有母遗乎！”

显然，李渊想到了自己的母亲，一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遗憾顿时涌上心头。这位唐朝开国皇帝一时间思绪翻涌，不禁潸然泪下，在臣子面前泣不成声。随后，他命人将剩余葡萄全部打包赠予陈叔达，并赏赐不少财物，让陈氏“以市甘珍”。

▲葡萄。图源：摄图网授权

这则与“怀橘遗亲”相似的轶事，既凸显了中国人对于孝道的追求，也反映了一个现实——葡萄之于唐初，仍是上流社会才勉强消费得起的稀罕玩意。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用大量篇章记录了先秦时期的生活场景。在《豳风》中，先秦百姓“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

薁，即燕薁、蘡薁，是东亚种葡萄的旧称。可惜的是，这类本土葡萄因“实细而味酸”，未能入列主流水果，多数时候是时人聊以解馋的一种野果。

葡萄的崛起，源于欧亚种的东传。葡萄专家杨承时先生认为，欧亚种葡萄传入中原有两条途径：一是以官方为主的跨越式引入至陕西，二是以民间为主的渐进式东传。

官方引种葡萄，与西汉的一项外交活动密切相关。

西汉初年，匈奴势力强盛，汉朝颇受欺凌。元光二年（前133），汉武帝依仗“文景之治”积攒的国力，采用了大行令王恢之计，于马邑伏击匈奴。计虽未成，但也终结了西汉多年来的“和亲”国策。在此之前，为“断匈奴右臂”，汉武帝就于建元二年（前139）派张骞出使西域诸国，寻求军事结盟，对抗匈奴。

▲出使西域归来的张骞。图源：影视剧照

第一次出使西域，张骞虽未能完成联盟的使命，却带回了不少有关西域风土人情等域外信息，汉朝人才得知西域诸国遍植葡萄。后来，大宛因截杀汉使一事触怒汉武帝，自太初元年（前104）起，贰师将军李广利经由张骞开辟的这条道路，两度远征。大宛屈服后，“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葡萄藤由此延展，开始在帝国宫苑的篱笆上攀爬。

实际上，以民间为主的渐进式东传，时间上或许要更早一些。

大约在公元前三、四世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新疆率先从中亚引种了葡萄。此后，沿着河西走廊，葡萄东传的脚步虽慢，仍在秦汉时期抵达关中。当时，葡萄不但进入了中原人的口腹，也逐渐融入到纺织艺术之中。

南越王赵佗原是秦朝将领，在岭南普及秦制时，中原却变了天——秦始皇驾崩，天下渐乱。为求自保，赵佗占据岭南自立为王。可随着刘邦建立汉朝，问鼎天下，并将赵佗实际控制的象郡、桂林、南海三郡分封给了长沙王吴芮，西汉与南越的关系开始愈发紧张。

汉高祖十一年（前196），陆贾出使南越。他提醒赵佗，倘若汉朝“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赵佗如梦初醒，于是以藩属国身份归附汉朝。

▲南越王赵佗。图源：影视剧照

为表诚意，南越将鲛鱼、荔枝等岭南特产向上国进贡。对于赵佗的献礼，汉高祖刘邦则“报以蒲桃（葡萄）锦四匹”。这是一种以葡萄为主题的织物，南越地区难得一见。刘邦以此作为回赠，并不失礼。经由葡萄织锦等礼品的牵线，汉朝与南越的宗藩关系得以实现。

上林苑素有搜罗四方珍稀植物的传统，葡萄东传后也被引种于园中。西汉初期，著名的辞赋家司马相如围绕着这座皇家苑囿，写成了传世名篇《上林赋》，赋中有云：

“于是乎卢橘夏孰，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奈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葡萄），隐夫薁棣，答遝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

显然，并在司马相如看来，作为欧亚种的“蒲陶”与东亚种的“薁”不是同一物产。更有意思的是，据学者考证，司马相如创作《上林赋》时，张骞身在西域，尚未归来。

葡萄传入中原后，其酸甜的滋味，让人着迷。相传，魏文帝曹丕对葡萄的偏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曾诏告群臣：

“南方有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蒲萄、石蜜乎？酢且不如中国。今以荔枝赐将士，噞之则知其味薄矣……”

在曹丕的心目中，葡萄的滋味无与伦比，远在龙眼、荔枝之上。而在写给吴监的一封信中，曹丕更是不厌其烦地展示了对葡萄的偏爱：

“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蒲萄说：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䬼，脆而不酢，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

▲魏文帝曹丕。图源：影视剧照

虽然有帝王的力捧，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葡萄始终未得到广泛栽培，始终处于“物以稀为贵”的状态。

洛阳白马寺是北魏时期少有的葡萄产地。东汉永平年间，天竺僧人摄摩腾与竺法兰远赴东土，并带来了佛教经书。为了给这两位远方来客提供住所，永平十一年（68），汉明帝刘庄命人于洛阳西阳门外建造寺院。因二僧用白马驮经，白马寺因此得名，佛教也由此正式传入中国。

同样是域外来物，葡萄与佛寺结下了不解之缘，共同在洛阳扎根。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时期，白马寺内引种了葡萄。待到藤蔓长成，人们惊奇地发现，寺中的葡萄“异于余处，枝叶繁衍，子实甚大”。果实不仅颗颗饱满，比枣还大，并且“味并殊美，冠于中京”。

这一发现，逐渐为北魏皇室知悉。于是，每到成熟季节，皇室常常命人前往采摘。遇到丰收之年，宫人们也有幸得到一些赏赐，他们却舍不得吃，将其当作贵重礼物转赠给亲朋好友。有意思的是，受赠者“以为奇味，得者不敢辄食，乃历数家”。就这样，葡萄被当作礼物四处流动，谁也不舍得吃掉，难怪当时洛阳有句谚语流传：“白马甜榴，一实直牛。”一颗小小的葡萄，就抵得上一头牛的价值啊。

如此金贵的东西，人们自然有动力尝试推广种植，扩大产量。北魏末年，农学家贾思勰著成《齐民要术》一书，里面有教人种植葡萄之法：

“十月中，去根一步许，掘作坑，收卷蒲萄悉埋之。近枝茎薄安黍穰弥佳。无穰，直安土亦得。不宜湿，湿则冰冻。二月中还出，舒而上架。性不耐寒，不埋即死。其岁久根茎粗大者，宜远根作坑，勿令茎折。其坑外处，亦掘土并穰培覆之。”

可即便如此，葡萄产量仍未有太大起色，依然被视为珍品。南方的许多达官显贵亦从未得尝。

▲葡萄。图源：摄图网授权

南北朝时期，东魏与南梁对峙于江淮。双方经常互派使节往来盟好，避免战端。武定三年（545），南梁派徐君房、庾信出使邺城，东魏“闻而重之”，派遣社会名流接待，呈上葡萄等鲜果款待。庾信尝过之后，对葡萄的滋味念念不忘。

同年，东魏派出中书舍人尉瑾和魏肇师回访建康。在接风宴上，庾信当着魏使的面夸道：

“我在邺，遂大得蒲萄，奇有滋味。”

南梁永兴侯陈昭从见过这一奇珍异果，便问道：“作何形状？”此话一出，众人顿时来了兴致，宴会热闹起来。

徐君房同样在邺城吃过这一鲜果，他告诉陈昭：“（葡萄）有类软枣。”然而，听到徐君房的描述，庾信笑出了声：“君殊不体物，何得不言似生荔枝？”

这时，尉瑾向南梁的同僚们解释：“此物实出于大宛，张骞所致。有黄白黑三种，成熟之时，子实逼侧，星编珠聚，西域多酿以为酒，每来岁贡。在汉西京，似亦不少。杜陵田五十亩，中有蒲萄百树。今在京兆，非直止禁林也。”

陈昭听得兴起，便追问道：“其味何如橘柚？”

庾信答道：“津液奇胜，芬芳减之。”紧接着，尉瑾补充道，橘柚是金衣素里，被人们包起来作为贡品，但是要讲入口就化，它还是比不上葡萄。

一场接风宴，在你一言我一语中，竟使两国邦交变成了葡萄科普大会。

葡萄的稀缺和紧俏，直至唐朝仍在延续。

唐初，因产量稀少，葡萄有市无价，往往是上流社会才能消费得起，因而才有了陈叔达“求之不能致”而在宫廷宴会上打包葡萄回家孝敬母亲的轶事。

与中原不同的是，葡萄在西域司空见惯，这令唐代高僧玄奘印象深刻。

当时，玄奘深感东土佛经繁杂，解释不一，心生前往天竺求法之念。贞观三年（629），他从长安出发，西行至中亚碎叶城时，只见当地“土宜糜、麦、蒲萄，林树稀疏，气序风寒”。当得知唐朝有高僧到来，西突厥大汗统叶护命人设宴接待，并邀请玄奘小住几日。

▲西安玄奘法师铜像。图源：摄图网授权

在此期间，统叶护会见唐朝和高昌国的使臣，往往会邀请玄奘陪同。宴席上，众人难免要举杯畅饮。考虑到玄奘是出家人，统叶护命人“别索蒲桃（葡萄）浆奉法师”，并单独为其呈上“饼饭、酥乳、石蜜、刺蜜、蒲桃”等素食。

此后十年，葡萄之于西域和中原，仍是多寡对比鲜明。这一状态，直到一场战争爆发才有所转变。

高昌是吐鲁番盆地一带的地方政权，控制着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即位之初，其国王麴文泰一度与唐朝交好，也曾到长安觐见唐太宗。然而，贞观十三年（639），高昌国受到强势崛起的西突厥胁迫，与唐朝交恶，并“遏绝西域商贾”。唐太宗大怒，令麴文泰入长安问责，麴文泰称病拒往，两国关系随即破裂。翌年（640），唐朝派遣侯君集率军西征。

▲侯君集与唐太宗。图源：影视剧照

高昌坚信唐朝不会劳师以远。可当唐军穿过两千里荒漠地带兵临城下时，麴文泰忧惧万分，猝然死去；其子麹智盛不敌，沦为俘虏。这一战，唐朝不仅纳入高昌故土，建立起安西都护府，还有了另外一样收获——史载，“及破高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此后，唐朝要求西州交河郡每年进献“葡萄五物酒、浆、煎、皱、乾”等土特产。

唐灭高昌后，每年都要征发士卒驻守，靡费巨大。这时，褚遂良援引汉武帝取天马和葡萄旧事，称其“玩士马之余力，始通西域，初置校尉。军旅连出，将三十年”，导致国内财力虚竭，民不聊生，希望唐太宗放弃这一劳民伤财之举。但，这并未阻止葡萄的东进。

西域葡萄再入中原，并在河东地区掀起了一波种植热潮。在唐代，山西与河北西北部是中原地区重要的葡萄出产基地。当地人不仅为市场提供生鲜葡萄，还向西域学习，“西人及太原、平阳皆作葡萄干，货之四方”，靠着葡萄产业尝到了甜头。

经过长期的培植和经营，河东葡萄成为标志性的地方特产。唐德宗时期，宰相杨炎有一次拿起一串葡萄正欲品尝，突然喃喃自语道：“汝若不涩，当以太原尹相授。”太原尹是太原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宰相大人开玩笑让葡萄出任这一高官，想必其心与味蕾早已被彻底征服。

中原人沉醉于葡萄的原始滋味，也向往着由它带来的另一种迷人风味。

早在两汉时期，葡萄酒就已经在中原打开了市场，但内地未能掌握酿造技术，严重依赖于西域输入。而长途贩运的成本，使其在中原弥足珍贵。

汉灵帝时期（168—189），宦官专权，十常侍等人把持朝政。扶风人孟陀（孟达之父）为进入仕途，希望结交中常侍张让，谋得一官半职。但，一般的财物根本入不了权宦的眼。于是，孟陀心生一计，用钱财贿赂张让的家奴，终于求得引见。随即，孟陀献上一斛葡萄酒，张让得此稀世珍品，爱不释手，当即应允。不久，孟陀如愿出任凉州刺史，成为地方大员。

▲宦官专权是东汉末年的一大弊病。图源：影视剧照

西域盛产葡萄酒的景象，曾让前秦大将吕光久久难以忘却。

前秦建元十八年（382），车师前部王、鄯善王等来到长安，并向苻坚提议收降西域诸国，“请乞依汉置都护故事，若王师出关，请为向导”。尽管朝臣纷纷谏阻，但苻坚仍命大将吕光率军七万西征。

翌年，秦军进抵西域，各国望风归附。唯有龟兹等国负隅顽抗，并联合狯胡、温宿与尉头等国，合兵拒敌。秦军则以“勾锁之法”大败西域联军。吕光率军攻破龟兹国都（今新疆库车）后，发现家家户户都在酿造或窖藏葡萄酒，有的人家藏酒“或至千斛”。一些前秦士兵入城后，沉迷于葡萄酒，因酒醉接二连三溺死于酒窖中。

龟兹国的纸醉金迷，一度令吕光迷失。高僧鸠摩罗什提醒他：“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此前，吕光不听其言，致使大军被山洪袭击。吸取教训后，吕光听了劝，立即班师。后来，吕光听闻前秦内乱，苻坚被杀，遂占据凉州称雄，建立后凉政权。

北魏时期，葡萄酒常用于送礼。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发兵南征，与南朝宋对峙于彭城。两军虽是死敌，但在大战之前又不免寒暄客套一番。拓跋焘派遣尚书李孝伯前往劝降，除了骆驼、骡和马等牲畜，还给守城的武陵王刘骏和江夏王刘义恭带去了葡萄酒作为礼物。作为回礼，刘宋方面回赠了南朝特有的甘蔗。

学者石云涛认为：“自西汉始中国有了西方制法的酿葡萄酒艺人，葡萄酿酒技术并不复杂，至迟在东汉末年，中国已能自酿葡萄酒。”可是，此后数百年，中原的葡萄酿酒业一直不温不火，直到唐代才逐渐兴起。

贞观十四年（640），唐灭高昌，西域的葡萄和酿酒技术再度传入中原。不同于西汉的是，唐代葡萄酿酒得到了帝王的支持。

唐太宗李世民曾亲自试验酿酒。相传，在得到马乳葡萄和高昌酿酒法后，唐太宗“自损益”，在葡萄中加入不同种类和数量的酒曲，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得到了8种不同口味的葡萄酒。并将这些研究成果分享给群臣。众人品尝后，只觉“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此后，葡萄酒及其制法在长安一带流行开来。

▲唐太宗与魏征。图源：影视剧照

名臣魏徵也是个酿酒高手。据《龙城录》记载，魏徵在西域酿酒技术的基础上，成功酿成了两种葡萄酒，分别取名为“醹渌”和“翠涛”。唐太宗品尝后，觉得口味极好，特意为这两种酒题诗一首：

醹渌胜兰生，翠涛过玉薤。

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

“兰生”和“玉薤”分别是汉武帝和隋炀帝时期的宫廷佳酿。在唐太宗看来，魏徵不但谏君有方，在酿酒领域更是一绝。

经由两人带动，加之河东等地的葡萄产量增加，葡萄酒不再稀缺。饮用葡萄酒逐渐成为一种风尚，并蔓延至军中。盛唐时期，边塞诗人王翰的《凉州词》有云：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然而，葡萄酒带来的酗酒风气泛滥，逐渐引发一些皇帝的不满。宝历二年十二月（827年1月），唐敬宗遭宦官杀害，群臣拥立江王李昂为帝，史称唐文宗。唐文宗崇儒尚俭，对酗酒之风嗤之以鼻。太和七年（833），他下诏禁止在“国忌日”期间饮酒。到了开成元年（836），他又发布了一项常态化的禁酒令：“勅河东每年进蒲萄酒，西川进春酒，并宜停。”

唐文宗的禁酒令，在法国汉学家童丕看来，却有着更深层次的时代背景：“两个皇室（唐文宗与明太祖）反对在山西生产葡萄酒的决定证实了中国文人学士意识中的某种关联，即葡萄栽培与‘西方蛮族’之间的关系。作为‘胡’文化的因素——广义上是粟特、突厥、畏吾儿以及蒙古的混合文化的因素——葡萄酒的使用被汉人所禁止。”

简单来说，唐文宗禁葡萄酒只是一个表象，实际上是中晚唐以后，儒家道统开始恢复，唐初兼容并包的社会风气逐渐收缩，对异域文化走向排斥，乃至敌视。

五代十国期间，河东葡萄一度被当做地方特产进贡朝廷，但被后周太祖郭威叫停了。

当时，五代以来的奢靡之风在宫廷中蔓延，郭威便对宰相王峻说：“朕起于寒微，备尝艰苦，遭时丧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后来，郭威下达了一道《却诸道贡物诏》，要求各地停止进贡地方特产，晋、绛地区出产的葡萄“今后并不须进奉”。

河东葡萄的进贡虽被后周叫停，但架不住声名在外，无法摆脱礼品的标签。

宋钦宗曾用河东葡萄作为国礼。宣和七年（1125），金朝以“张觉事件”为由，大举南下攻宋，逼近北宋都城汴梁。宋徽宗惊恐不已，宣布禅位，将烂摊子甩手丢给了儿子。宋钦宗继位后，无力扭转局面。在呈送《宋复遣陈谢请和使书》的同时，宋钦宗命人搜罗各地特产，得“汾州葡萄五十斤”作为礼品，向金朝寻求媾和。

▲靖康之耻。图源：影视剧照

然而，失败者并没有话语权，葡萄并不能阻止靖康之耻的发生，徽、钦二帝被掳往金朝，冠以“昏德公”与“重昏侯”等羞辱之称。

诡异的是，葡萄酿酒技法在唐代曾如此成熟，但在五代十国以后竟然一度失传了。

金朝贞祐年间（1213—1217），河东安邑（今山西运城）依旧广泛种植葡萄，但当地人已“不知有酿酒法”。邓州人刘光甫曾与朋友许仲祥“摘其实，并米炊之”，尝试着用米酒制法复原唐代葡萄酒。结果，酒虽酿出，却始终达不到文献里所说的“甘而不怡，冷而不寒”的滋味，试制宣告失败。

后来，贼寇作乱，刘光甫的一户同乡出走避难。当全家返回时，发现家中逃难前采摘的葡萄全部腐烂，经过自然发酵，这些汁液竟“熏然有酒气”。这一偶然发现，才令失传多年的葡萄酿酒技法重现中原。“北方文雄”元好问听闻此事后，在《葡萄酒赋》中称“世无此酒久矣”，并感叹道：“物无大小，显晦自有时，决非偶然者。”

两宋时期，并州地区“惟酒极醇酽，果实葡萄之美，冠于四方”，但葡萄酒却未能重现唐代的盛行景象。而在遥远的蒙古草原，葡萄酒正成为人们的心头好。

金朝灭亡后，南宋在“端平入洛”的军事冒险中得罪蒙古。为求安宁，宋理宗遣使远赴蒙古“谢罪”求和。端平三年（1236），南宋使团抵达蒙古金帐，窝阔台拿出了珍藏的葡萄酒款待来使。随行的南宋修武郎徐霆记录了宴会盛况：

“又两次，金帐中送葡萄酒，盛以玻璃瓶，一瓶可得十余小盏。其余如南方柿漆，味甚甜，闻多亦醉。但无缘得多耳。回回国贡来。”

由于蒙古不产葡萄，葡萄酒多依赖其他地区贩送引进，因而成为珍品，常用于招待贵客。

南宋宝祐元年（1253），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人前往东方传播基督教义。当传教士鲁不鲁乞抵达和林时，蒙古大汗蒙哥用葡萄酒招待了这位远方的来客。品尝过后，鲁不鲁乞赞不绝口，声称其味道与法国拉罗歇尔的葡萄酒并无二致。

继唐代之后，元代掀起了中国第二个“葡萄热潮”。

元朝建立后，葡萄产业无论是种植面积和地域，还是葡萄酒产量，规模空前。这一景象，给远道而来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华北地区旅行时，马可·波罗常常能遇见葡萄。当他从涿州出发，向西抵达太原时，先是被这座地区政治中心城市的繁荣所折服，紧接着又看到太原周边存在着大量的葡萄庄园，到处都是酿制葡萄酒的酒厂和作坊。他在日记中写道：“其地种植不少最美之葡萄园，酿葡萄酒甚饶。契丹（中国）全境只有此地出产葡萄酒。”

在元代，葡萄产业还向南方挺进。马可·波罗游历中国期间，江南地区“不产葡萄，亦无葡萄酒，由他国输入干葡萄及葡萄酒”。但是，到了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江南种植葡萄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潭州人欧阳玄长期在南方为官，目睹江南葡萄产业蓬勃发展后，便作了《葡萄》诗一首：

宛马西来贡帝乡，骊珠颗颗露凝光。

只今移植江南地，蔓引龙须百尺长。

▲葡萄。图源：摄图网授权

民间葡萄产业的兴盛，背后离不开政策的引导。元朝建立后，大都酒使司的酒税往往按照“十分取一”征收，却对葡萄酒实行“三十取一”低税率。

元朝灭宋期间，元世祖忽必烈就时常以葡萄酒赏赐下属或款待贵宾。至元十一年（1274），丞相伯颜和史天泽率领二十万大军自襄阳南下攻宋。史天泽途经郢州时突发疾病，忽必烈体恤下属，便叮嘱道：“勿以小疾阻行为忧，可且北发，善自调护。”允许其返回大都养病，并“遣侍臣赐以葡萄酒”。南宋投降后，宋恭帝赵㬎迁居大都。除了日常的衣食供给，忽必烈还专门向他供应葡萄酒。

到了明清时期，除了鲜食和酿酒，人们也在关注葡萄及相关产品的药用价值。

在明代，葡萄被认为具有强身健体的功效。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葡萄不但能“益气倍力强志”，长期食用还能“轻身不老延年”。

相传，康熙便是这些理论的受益者之一。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身体抱恙，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等人建议他饮用葡萄酒。一段时间后，康熙夸赞道：

“前者朕体违和，尔等跪奏西洋上好葡萄酒，乃高年人大补之物……朕即准其所奏，每日进葡萄酒几次，甚觉有益，饮膳亦好。今每日竟进数次，朕体已经大安。”

此后，康熙要求各地进贡葡萄酒，用于养生。

晚清以降，西方势力入侵，意外地给葡萄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这一现象，在山东烟台最为明显。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同意洋人到内地传教。1861年，美国人倪维思抵达登州（今烟台市蓬莱区），试图向东方人传达上帝的福音。倪维思早年是园艺种植业出身，传教期间并未忘记老本行，时常在登州进行果树育种。

1871年，回到美国的倪维思挑选了大量果苗，再赴远东。在烟台毓璜顶东南山麓，倪维思开辟了一处耕地，建立起“广兴果园”，将从美国带来的12种葡萄悉数种下。与此同时，倪维思对当地农民也不吝赐教，耐心教授葡萄栽培管理技术。

烟台本就有种植葡萄的历史传统，经倪维思等外国人的带动，当地的葡萄种植再度焕发生机，年产量逐渐攀升。据相关统计，1939年，烟台仅仅是处在盛果期的葡萄就有310万株，总产量可达到1.2万担。

烟台葡萄的丰产，让商人们嗅到了商机，各大葡萄酒厂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美籍华人曲拯民曾在《烟台旧事》中这样描述当地的葡萄产业：

“烟台若无长老会的倪维思博士将美国多种果树包括葡萄在烟台试种成功……将新种推广，便不会有张裕酿酒公司所属的葡萄园及酿酒厂。”

1892年，爱国华侨实业家张弼士来到烟台，建立起了中国第一个近代新型葡萄酒厂。在当地既有规模的基础上，张弼士陆续引进新的品种植株，扩大种植，为酒厂生产提供足够的原料。自此，烟台葡萄除了投放市场外，也找到了稳定的销售渠道，与张裕酿酒公司互惠互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