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樟木箱底的老照片，像一片穿越六十年光阴的秋叶，总在晨雾初散时滑落。泛黄的边角里，那个推着凤凰牌自行车的年轻身影愈发清晰——那是我的曾祖父，1957年，他刚满23岁。蓝黑色干部帽被高原的风掀起一角，领口沾着未拂尽的粉笔灰，与胸前的党徽一同在晨光里亮得耀眼，人造革

樟木箱底的老照片，像一片穿越六十年光阴的秋叶，总在晨雾初散时滑落。泛黄的边角里，那个推着凤凰牌自行车的年轻身影愈发清晰——那是我的曾祖父，1957年，他刚满23岁。蓝黑色干部帽被高原的风掀起一角，领口沾着未拂尽的粉笔灰，与胸前的党徽一同在晨光里亮得耀眼，人造革提包随着车身颠簸，轻叩着车铃，叮当作响。

王新玥在讲述曾祖父的人生故事（资料照片）。

这一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渭南师院择优提前分配，他却在分配意向表上，用红笔在“艰苦地区”一栏画了勾。“要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他在日记里写下这句话时，笔尖戳透纸背。于是，当晨光穿透漫天尘埃时，将他奔赴榆林的身影永远定格在朝霞里：在凤凰牌自行车碾过黄土路的车辙里，几粒新翻的泥土簌簌落下，恰有麻雀从车把旁掠过，衔着草籽般的微光，飞向远处沟壑纵横的天际——那是文明早已扎根的地方。

2023年深秋，当我攥着榆林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踏上黄土地时，鞋底突然传来细碎的沙粒感。这熟悉而又陌生的触感，竟与老照片里飞扬的黄土如此相似。恍惚间，我仿佛看见他自行车筐里的教案，正在我崭新的校园日记本上生长出嫩绿的新芽。

在1956年的入党仪式上，22岁的曾祖父摸着胸前滚烫的党徽，陕北的骄阳在金属般的光泽里碎成星火。次年春寒料峭时，作为学生队长的他带着30名关中儿女闯入榆林荒原。卡车颠簸着碾过石砾滩，五六个榆林籍女生望着车窗外连绵的黄土丘哭成泪人，他却把日记本垫在膝头，笔尖在“沙棘扎根石缝”的字迹旁洇开墨团：“我们要让青春在黄土地上发芽。”

子洲县周家硷中学的第一个冬天，曾祖父的关中口音成了学生最欢乐的课间游戏。“老师，喝水要当心烫嘴哟！”孩子们捂着嘴学舌时，他蜷在窑洞炕头，在煤油灯下跟老村党支部书记学唱信天游。窗纸上映着两个摇晃的影子，像皮影戏里跨越千年的对话。

在周家硷中学的3年，曾祖父的笔记本里一半是教案，一半是日记。孩子们用酸枣枝在沙地上写字时，他总蹲在旁边写通讯稿，投给县广播站。那些稿子后来都贴在窑洞墙上，标题里总带着“沙棘”“黄土”“读书声”等。1960年春，子洲县广播站的同志踩着露水找上门时，手里攥着这些泛黄的稿件说：“张教员，你的笔能让更多人听见山里的声音。”

当曾祖父卷着铺盖离开周家硷中学的那一天，孩子们往他的驴车上塞了把沙棘苗。他在稿纸的格子间写稿，窗外的喇叭每天清晨响起他的声音，从《周家硷中学又开垦三分荒地》到《教孩子们认“科学”二字的新方法》。后来调到县委宣传部，曾祖父带着油印机跑遍全县的窑洞，把各村的扫盲班消息印成小报，报头总画着一株抽芽的沙棘。那14年里，曾祖父的公文包里永远装着两样东西：宣传部的公章和孩子们托人捎来的、用红绳捆着的成绩单。

1974年夏末，陕北的沙枣还没红透，上面的调令就到了子洲，封面上写着“调往榆林地委宣传部，即刻赴任”。同时堆在桌上的，还有从渭南华县寄来的3封家书，“父亲病危”几个字在信纸上颤抖。那天，曾祖父在河畔徘徊整夜，最终将调令折成纸船放入河中：“等沙枣花香漫过沟壑，我就回来。”纸船载着未完成的承诺，在月光里漂向远方。

夜深人静时，书桌上的两本日记总像在对话。1957年的纸页间，沙棘果的纹路里还嵌着当年的黄土；2024年的账本上，短视频二维码的边角，仍留有今秋刚摘的沙棘汁的痕迹。在校史讲解大赛的聚光灯下，我点开他接受采访的视频，屏幕里的老人摩挲着党徽说：“不管条件多艰苦，我愿意在这环境里工作。”话音落时，台下突然响起阵阵掌声，我忽然看清：那些年轻的面孔里，有和我一样捧着录取通知书来榆林的，有扛着设备记录变迁的，每个人眼里都闪着和老照片里一样的光。

从1957年到2025年，68载光阴在驼城褶皱里发酵。蓝黑色帽子褪成月光般的银白，红色实践服却在短视频的点赞中愈发鲜艳。当我将这篇黄土地上的红色故事用新的方式向大家讲述时，突然明白：我们接过的不是钢笔，而是整个陕北的“春天”。正如日记本里那句滚烫的誓言：“要做黄土高原上的新火种，让青春在父辈耕耘过的土地上，燃成永不熄灭的星河。”

通讯员 王新玥

来源：榆林传媒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