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3日晚，大理市“8·9”搜救工作组发文：2025年8月13日17时许，救援人员在大理镇清碧溪北侧山涧发现走失男童，已无生命体征。经现场勘验和综合调查，排除外力损伤致死，初步排除刑事案件可能。

一凯走失的第5天，他的遗体被发现了。

8月9日，患有自闭症的8岁男童一凯在大理苍山参加“独立营”时，于当日11时40分左右在小岑峰山脚区域走失。

隔天，大理市“8·9”搜救工作组发布《关于积极提供寻找走失儿童相关线索的通告》，积极向社会寻求线索。

搜救工作在一凯走失后的4天内持续展开，搜救范围也一步步扩大。到了第五天（13日），噩耗传来。

13日晚，大理市“8·9”搜救工作组发文：2025年8月13日17时许，救援人员在大理镇清碧溪北侧山涧发现走失男童，已无生命体征。经现场勘验和综合调查，排除外力损伤致死，初步排除刑事案件可能。

一凯的悲剧不仅牵动着家人和网友们的心，也引发了社会对于自闭症“独立营”及户外营地教育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

102小时的救援

大理市“8·9”搜救工作组于8月10日下午5点发布的通报显示，一凯在大理镇阳和茶厂附近走失。

救援大本营很快在小岑峰山脚下、靠近茶厂的停车场设立起来。母亲向救援人员补充了一个细节：“一凯爱吃奥利奥饼干。”随后，救援群里不时传来散落在山路上的奥利奥包装袋照片。然而后来才得知，走失当天，一凯的书包里没有携带任何食物。

定居大理的登山爱好者林峰是众多志愿者之一。得知救援现场人手不够，林峰于第二天一早7点赶到救援现场。

据一凯父母称，孩子喜欢玩水。10日上午，带一凯上山的一位老师将林峰和救援队带到孩子丢失的地点以及“独立营”活动到达过的最高点。林峰和救援队便围绕着这两个地方向下往南沿着小溪搜寻。一上午，搜寻无果。

下午，林峰带领11名志愿者进山。苍山由十九座山峰组成，山峰间有十八条溪流。溪流很多，进山搜寻的救援队利用户外徒步软件划分搜索区域。林峰所在的队伍负责沿着黑龙溪的周围寻找。

苍山十九峰与十八溪示意图。来源 公众号“大理苍山世界地质公园”

林峰队伍里一名当地村民称，小岑峰“暗洞”很多，许多被草或树叶掩盖住的坑槽非常容易踩空。“像这种小孩子，踩空掉下去会被卡住。”据该村民介绍，苍山每年都有失踪人口，海拔越高，气候越复杂，还有一些危险的动物，本地人去后山捡菌子都很容易迷路，且苍山后山有许多坟地。

天空逐渐暗下来。夜晚的苍山搜救难度更大，小岑峰内灌木丛众多，夜晚视野更加受限。白天断断续续的小雨，导致地面湿滑，气温下降。有夜晚上山的志愿者表示，山内草和树木都很高很深，即使成年人躲进草丛里，都不太能被发现。

山林灌木丛多，树木茂密，道路狭窄，寻人时要拨开灌木丛和草丛。下过雨道路滑，行走不便。沿着溪边搜索时往往需要跨过小溪，小溪里石头众多且易滑，很容易踩进水里。马秀婷 摄

搜救工作组发布的通报显示，截至8月10日16时40分，“已累计投入救援力量300余人次，搜救犬2头、无人机4架、热成像仪5部”。救援人员在“男童走失地及周围地带6个区域，全力开展搜救工作”。

8月11日，有群众反映听到孩子声音，大理市组织消防救援人员20人、森林消防人员5人及一名声音采集师，晚间上山搜救。但深夜里的苍山，一声声“一凯”在山谷回荡，却未有任何回应。

截至8月12日21时，搜救里程超1000公里。户外徒步软件合并了救援队和志愿者们的行动轨迹，密密麻麻。

左图：按海拔高低渲染的山中搜寻轨迹图。右图：搜救的全部路线，覆盖至山下街道。

四天三夜的搜寻无果。一凯父亲焦灼万分，请记者广为传播：“一凯身上有AirTag追踪器，苹果手机打开蓝牙，追踪器连接到蓝牙信号后就会给基站发信息，我们这边就能知道他的位置。希望大理市能给全市人民发个短信，告知大家这个事情。”

第五天（13日）下午5点左右，搜救时长达102小时。最终，一凯父亲没有等到奇迹的发生。

“各位好，我是一凯爸爸，这几天大家辛苦了，我代一凯谢谢各位。”他在救援群里表示。

山脚下的等待

一凯走失的当天，父母在接到“独立营”老师的电话后，立刻从北京飞往大理。

一凯父亲跟着队伍上山搜救了好几次，脸上除了被眼镜遮挡之处外，其他地方都被晒得通红。

在大本营，他时而刷看手机新闻，时而失神发呆。母亲沉默着，眼眶微红。志愿者不时拿着山上传回的照片请她辨认——发现的零食包装袋或其他疑似孩子物品。

起初，夫妻俩担心外公外婆年纪大承受不住，没有第一时间告知。但当天下午4点多，外公外婆还是知道了信息，急忙赶到大本营。

救援大本营内。马秀婷 摄

三个多月前的5月7日，正是外公外婆带一凯从北京来大理参加这个针对自闭症儿童的“独立营”。“一周七天，周一休息，六天的时间孩子都呆在‘独立营’里，早上送去晚上接回来。”外公说。

在大本营的一间屋子里，外公翻看着一凯的照片。他回忆，一凯喜欢运动，喜欢室外活动，会爬高，喜欢骑自行车。“骑自行车骑得真溜，一只手扶着都能骑起来。但他跳绳不太行，他配合不起来，一跳，啪就打身上了。”他的朋友圈里，多是一家人出去游玩时的记录。镜头下的一凯，笑脸盈盈地比着“耶”的手势。

据老人回忆，一凯两三岁时确诊自闭症。一凯不善于用语言表达，和外公外婆的交流，更多是搂住他们。一凯喜欢拼图，一次能拼好几张，也喜欢树木和小鱼，热爱大自然。

确诊后，父母一直在北京寻找治疗机构，但多为室内课程。得知大理有针对自闭症儿童的户外“独立营”，他们便为孩子报了名。由于工作原因无法前往，他们请外公外婆在大理租了房，陪着孩子。

一天下午，志愿者找来3个喇叭，请母亲录制一段音频，让救援队带到山上播放。“一凯，快到妈妈这来……”第一句话未说完，母亲已泣不成声，纸巾湿了一张又一张。在志愿者安抚下，她哽咽着录下：“一凯，快出来，妈妈这有可乐和奥利奥。”

风暴中的自闭症“独立营”

李艳8月10日凌晨1点叫上朋友，出发上山参与搜救，一夜未眠。

她曾在一凯所在的“独立营”里工作过，带着孩子上过几次山。“和我待在一起的时候，一凯总是拉着我的袖子。”

但李艳与一凯家人对于孩子参与“独立营”的更多信息，始终保持沉默。

据记者多方求证，一凯参加的是为治疗自闭症的“独立营”，营名为“明日之光”，采取封闭式管理模式，活动期间家长不参与陪同。

11日晚，该“独立营”下设社交账号内的内容已被清空，“明日之光个案定制”的公众号也已注销。

据其创办人在个人账号介绍，“明日之光”位于大理湾桥镇云峰村，称为“学堂”，课程体系分为“自然户外”“生活社交”和“室内课程”三部分。“自然户外”指在大理自然环境下的户外运动，老师以专业体育老师和退伍军人为主，“为保障安全，老师配比接近1:1”。针对自闭症的干预和治疗，他强调“每个孩子都是个案”。

相关宣传推文。

自闭症孩子的母亲陈凌曾参观过“明日之光”。她通过其他家长推荐了解到这个主张“自然+生活”干预的机构。“他们机构比较有特点的是每天都会带孩子爬山、接触自然。”她希望儿子能多与大自然接触、多运动，便带着儿子从广州到大理。她记得，当时创办人接待了她，同行的还有七位到八位家长，“机构是一个民房，有小院子。院子里还配备了一些孩童玩耍的滑梯，养了一些小动物。”

陈凌听过创办人的一场讲座。对方表示，原生家庭很难对孩子进行干预治疗，所以才要选择到相对专业的机构进行干预。沟通中，陈凌了解到，“独立营”介绍的“自然+生活”干预就是教孩子物归原位、认知自己的东西、不动别人的东西、带孩子爬山，亲近自然等。爬山的路线也比较固定。

“明日之光”营地内部。

对于自闭症家庭来说，带孩子十分不易。要想孩子的自闭症得到治疗，就需要进行干预。“我儿子现在9岁，但吃东西还要奶奶用剪刀剪碎了给他，穿衣服、穿袜子、穿鞋都要帮他，在家其实很影响孩子的恢复发展。”陈凌认同“明日之光”的理念，她认为自闭症孩子在大自然，会有一些新的刺激。

“明日之光”的费用是每月1.3万元，在自闭症圈内属于正常价位，但陈凌负担不起。她选择了大理另一家每月7千元的机构。该机构外出爬山次数较少，带孩子外出大多都是在洱海周边，“那块儿离营地很近”。

陈凌的认同部分源于创办人的经历。那次参观后的一次饭局上，她了解到创办人也是一位自闭症孩子的父亲，曾在自闭症圈内“摸爬滚打”多年。儿子确诊后，他带其深入贵州大山，在大自然里干预治疗，“干预得还不错，孩子现在已经读小学”。后来，因父亲车祸需赔付债务，他创办了“明日之光”营。

“明日之光”强调“每个孩子都是个案”。

在陈凌看来，创办人不是纯粹的商人，“他也是怀着一种要把孩子们治愈的情怀。一边做有情怀的事情，一边赚钱还债。”

李艳作为前员工，也认可机构的价值。在李艳眼里，这些自闭症儿童和其他孩子并无差别，“他们只是学东西比别人慢而已，那我们更耐心地去教会他们就好了。”

她强调，超过6岁的自闭症儿童常会因为错过所谓的“黄金治疗期”，被社会忽视。像一凯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社会抛弃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好不容易让家长重拾信心，跟着我们一块去治疗，如果没有这类的学校，那这些孩子怎么办？”

李艳称，“独立营”上山的线路会提前进行探路，安全系数很高。一位山下客栈的老板也证实了这一点。据他介绍，客栈里经常会有带孩子前来大理参加独立营或夏令营的家庭居住，且大多都是长期居住。

“我们是在硬着头皮做没人敢做的事情，真的是踩在刀刃上往前。”当下，网络上的舆论让李艳寒心，“谁都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明日之光”此前在小红书平台上发布的内容，现已被清空。

对于“自然疗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主任医师夏卫萍指出，孤独症（自闭症）目前尚无“治愈”方案，自然疗法循证等级低，未被国内外指南推荐。一线干预仍是以应用行为分析（ABA）为核心的综合性策略。她澄清，孤独症是终身神经发育障碍，“6岁后无康复希望”是误区，长期系统干预能显著改善症状和适应能力。

一凯走失后，网友们纷纷指责家长让孩子独自参加“独立营”的行为。这让陈凌感到寒心。

“因为他们无法在家庭中得到干预，也是为了让孩子得到治疗。‘独立营’收费这么高，不是很多家庭能承担的。甚至还需要家长牺牲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去当地陪同，如果不是逼不得已，也不至于这样。”

当谈及“独立营”的资质问题，陈凌表示自己不会去做核查，她更相信来自同为自闭症儿童家长的推荐，“毕竟他们是亲自去体验过的，对于我来说，会更可靠一点。”

据公开资料显示，“明日之光”的运营公司成立于2025年1月，注册经营范围为家政服务。最新消息显示，涉事“独立营”负责人和老师，正在接受多个部门的调查。大理州教体局工作人员此前向媒体表示，涉事机构由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审批，未经教育部门审批。

“大自然”背后的风险

一凯的悲剧，不仅冲击着特殊儿童独立营，也让云南大理风靡的各种户外“研学营”面临审视。

从主体上来讲，研学营分为亲子营和独立营两种，亲子营以家庭为单位，家长和孩子共同参与；独立营由孩子独立参加，家长不陪同。

“不提前3到6个月，基本报不上。”今年暑假，陈雅琪带着一家人从上海到大理旅居。她希望孩子能在不同环境下锻炼社交能力，计划报名独立营。

陈雅琪提前通过网络和熟人推荐联系了多家机构，但沟通中暴露的问题让她疑虑重重。“大部分都不签合同。”她最终选择了更稳妥的亲子营。

亲子营在苍山开展活动时，陈雅琪曾与向导失联，并在山里迷失。这让她重新思考“独立营”的合理性。“让孩子锻炼是一件好事，但多大年纪适合报名？国内具备相关资质的机构有多少？即便有资质，带队老师是否有足够的专业度和责任心？报独立营是否是培养孩子独立和接触大自然的唯一路径？”

和陈雅琪一样，李美美也是想让孩子在童年多接触大自然，曾多次报了大理的研学营。李美美一家从深圳到大理旅居多年，她喜欢大理，认为那里的“野性”的自然环境能充分发展孩子的运动能力。她在孩子5岁时报了亲子营，发现孩子适应得不错，转而报独立营。“大理的亲子营实际不多，大部分还是提倡独立营，老师不希望家长在旁影响教学。”

社交平台上，有众多关于云南大理独立营的种草贴。

然而独立营一次次考验着李美美的信任，几乎没有机构主动出示过相关资质证明。“机构老师基本是用个人经历背书，比如从业几年、从哪所创新学校出来，没有说考取过相关证书。” 李美美坦言，在大理，太较真反而难找营，她只能将咨询重点放在“课程是否安全”和“是否买了保险”这些基本项上。

但两次亲身经历，让她深刻体会到口碑背后的风险。

一次是机构“挑选家长”的傲慢。她曾联系一位资深名师开设的爆款独立营。当她询问基础参营信息时，对方回复冷淡。李美美追问“素未谋面，如何保障孩子安全？”对方沉默以对。在李美美看来，这样的“潜台词”是，不愁客源，只接待信任他们的家长。

另一次，她将孩子送到口碑不错的低龄单日营，活动是在相对安全的农场进行。接孩子时，李美美看到孩子嘴唇冻得微紫，身上披着抱枕套，老师却责怪她为何不给孩子带上外套。

“外套就在孩子的书包里！老师连翻看一下物资的意识和责任心都没有吗？”李美美感到愤怒。她开始明白，在大理火热的研学圈里，口碑不等于靠谱，资质和素质缺失是突出隐患。

在李美美所在的宝妈交流群中，她了解到更多因安全和资质问题引发的纠纷。这印证了她的担忧：活动越来越流程化，但摄影要求越来越高。为了让家长感到“值”，常塞入华而不实的活动。孩子一多，老师疲于走流程，摄影师疯狂抓拍，内向孩子想再玩一次也不敢开口；而安全则靠“良心”和“状态”。

“群里发些精美照片视频，家长皆大欢喜。但实打实的安全保障呢？基本只有买了保险这一条。” 在李美美看来，孩子的安全，本质上交给了带队老师当天的责任心和当下的心情。“再好的老师也有松懈的时候，风险可想而知。”

云南省旅行社协会研学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7月，云南省开展研学旅行的旅行社、拓展训练机构、研学机构等已近400家，有相关景区、文博机构、高校、科研院所等研学旅行基地、营地近500家，研学旅行导师、研学产品开发师、研学产品规划师等超过3000人。

2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研学旅游服务要求》《出境研学旅游服务要求》《研学旅游课程与线路设计指南》三项旅游行业标准，并于5月19日起实施。其中，《研学旅游服务要求》在人员配置与职责、产品与服务流程、安全与管理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一位从事研学行业多年的业内人士表示，所谓的“研学”，在2016年教育部等11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将之明确为“由教育部门和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

而如今，“研学”的概念已被过度使用了。“像大理风靡的自然教育，应该叫营地教育或者是营会，而不是研学”，在这位业内人士看来，当下的“研学”本质上是一种旅行，而家长更多看中的是其中教育的属性。这类研学机构，有很多代理渠道，将业务层层转包，只需手上有生源即可。

在现有的政策下，若想要办研学营，持有旅行社资质是唯一的硬性指标，但在法律法规层面没有明确规定。想要获得这一资质只需注资申请，并不困难。而其中老师究竟需要哪些资质，是营地根据自身需求自行筛选和招聘的。

“‘明日之光’是典型的营地教育里的自然教育，目的是治疗特殊儿童。如果是短期或偶尔带特殊儿童，可能只需要培训即可。但如果长期带且属于专门治疗的话，如果我是家长，我一定会查看老师们是否持有与孤独症、儿童教育、心理咨询相关的职业资格证。”该业内人士表示。

云南研学实践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市（协力）昆明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武志斌表示，研学属于“文旅+教育”的跨界业态，其法律属性界定模糊——究竟属于强调公益的“教育服务”，受教育法约束，还是侧重经营的“旅游服务”，受旅游法约束，目前尚无明确法律定论。

“各地政策差异较大，《意见》也没给出明确定性。”武志斌认为，问题的关键症结在于行业执行端缺乏统一标准。

他介绍，通常情况下，研学机构主要提供两类服务，一类是提供研学资源（也就是研学基地），另一类是负责具体执行研学活动。在此次事件中，涉事的研学机构承担的就是执行服务这一块。“教体部门在组织研学基地评定时，设置了较高的门槛，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对从事基地运营的企业约束效果较好。然而，对于负责研学活动执行的机构，除了要求其必须具备旅行社资质外，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准入标准。这就导致对这些执行机构既难以形成有效约束，也很难实施有效监管。”

对于特殊儿童研学的安全保障问题，他承认特殊儿童的服务标准肯定需要，但在这之前还有很多基础工作要完善。

针对研学机构师资认证的问题，武志斌点明，目前市场上证书更多是能力认证，而非从业资格，比如研学旅行指导师证书，从能力认证角度，具备法律效力，但从业资格问题，需要进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短期内难以达到。

来源：上海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