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有人读一本书，从头到尾都在捧腹大笑，甚至笑出泪来，旁人一定会觉得他行为怪异。如果告诉你，他在读的是一本人类学著作、一部民族志，那你一定会深深好奇，这究竟是什么书？

《上帝也疯狂》

如果有人读一本书，从头到尾都在捧腹大笑，甚至笑出泪来，旁人一定会觉得他行为怪异。如果告诉你，他在读的是一本人类学著作、一部民族志，那你一定会深深好奇，这究竟是什么书？

《天真的人类学家》就是这样一本书。作者、英国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以独特的英式幽默，记录了在非洲中西部喀麦隆多瓦悠人村落两次田野工作的经历，将人类学家如何克服文化差异、乏味生活、灾难、疾病和敌意的梦幻般的真实田野生活巨细无靡地呈现出来。

这本书有多受欢迎呢？ 豆瓣8.8，畅销二十余年， 20世纪80年代英美青年几乎人手一册，被誉为 人类学“名著”之一——请注意，名著一定要打上双引号。因为它并不是一本正经、故作高深的学术研究作品，其文笔之流畅诙谐，故事之生动风趣，甚至成为人们质疑这本书学术性的理由。

有读者说：列维-斯特劳斯写的是《忧郁的热带》，巴利写的是“抓狂的热带”。很多读者都有这样的共识：田野人类学家原来比生活中的我还苦逼，这本书实在太治愈了，一切的苦闷、压力和不开心在英国自嘲式幽默面前都烟消云散了。

不论你是人类学的专业读者、经验丰富的旅行者、对非洲有兴趣的探索者，还是为打发时光而读书的上班族，这都是一本让你拿起来就放不下、从头笑到尾的书。

理想国新推出的2025版，译者精心修订译文，并增补了注释内容；装帧由旧版的平装改为小开本的精装，小巧、精致，选用了“知性绿”特种纸作为环衬和硬壳裱封，如同非洲原始森林般幽深而神秘，暗示了非洲多瓦悠兰的异域风情。

我们的多瓦悠兰

新版《天真的人类学家》推荐序

袁长庚

每年人类学硕士研究生复试的现场，我都不免问一些比较俗套的问题，例如“请说说你读过的一本印象深刻的民族志”。如果考生的回答是《天真的人类学家》，现场的老师们常常会互相交换一个无奈而又有些气愤的眼神（“呵呵，又来了。”）。

请不要误解，我们并不是只对这本书有敌意，此处《天真的人类学家》还可替换为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或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

这一类书有某种共性，它们早已在学术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但却因为易读、好懂而背负着某种宿命式的厄运。它们因为流传甚广，读者众多，所以阴差阳错地成为普通人一窥学术殿堂的门径，甚至常常会燃起他们的热情，立志投身于人类学的研究和学习。

专业教师和研究人员面对这类著作，态度非常复杂。一方面，我们乐见学科知识的普及和推广；另一方面，我们又担心学生被书中的通透、流畅所误导，误以为人类学就是这种轻快明亮的学问。他们一旦入学，真正领教当代学术的晦涩、枯燥，只会萌生恨意和悔意，导致两败俱伤。

因为别人遭遇的是美好的文字而心生狐疑和抵触，不知道这是否可以算是学术职业化特有的反讽。

我曾经和某位美国同行谈起奈吉尔·巴利的这本著作，发现这位同行居然与我有相同的顾虑。他甚至感慨，相比于中国读者的赞美和推崇，这本书在英文世界虽然也收获好评，但却始终似乎难以被人类学界认可。至少在他的求学生涯中，很少有哪位老师主动推荐此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选读之类的课程也极少将此书列为阅读材料。

20世纪80年代，西方人类学内部经历过一轮后殖民主义反思的震荡，这种震荡的后果之一，是学界开始反思经典人类学视野中隐含的“帝国凝视”。那种把远方他者描绘为似乎与现代文明相隔绝的异乡人、象征人类往昔美好田园岁月的民族志策略，常常因为对殖民侵蚀的钝感和回避而饱受批评。经历这样一种反思，许多传统意义上经典民族志的阅读就需要额外增添一层反思的视角，文本中的“所见”需要与文本外的“不见”对照互补，以此才能形成对问题的全面理解。

客观地说，《天真的人类学家》并没有经典民族志的沉疴陋习。奈吉尔·巴利一方面详细记录了田野工作者进入、融入他者生活世界的种种困难和错位，另一方面也专门辟出章节反思多瓦悠人受困于殖民境地的种种表现，并且颇为深刻地反思了人类学知识与殖民文化入侵之间可能存在的共谋关系。从这一角度来说，《天真的人类学家》不但破除了田野调查工作对“全能上帝视角”的迷信，展现了调查者自身的脆弱性和局限性，而且还注意到了民族志写作背后更为深层的知识/权力关系。回到该书第一部分《小泥屋笔记》出版的1983年，这些观点和视角就算不能称为前卫，但也不能说老派。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此书在专业人类学研究者那里的“冷遇”？我想还是应该回到文本，甚至文字本身。

为了写作本文，我专门去核对了一下作者奈吉尔·巴利的生平：生于1947年，没有死亡年份。

什么？《小泥屋笔记》的作者居然还活着！

如果要为我的无知和冒犯做些辩解，我愿意说都怪《天真的人类学家》，它美好得像是不属于这个依然健在的世界。

巴利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牛津大学接受人类学训练并获得博士学位。人类学家塔拉尔·阿萨德（TalalAsad，1932年出生）回忆说，那个年代的英国人类学气氛微妙。如果单看学院内部，可谓一切生机勃勃，各种学术会议接连不断，热闹非凡，不断出现新的研究机构和专业刊物。但在这一切热闹的表象之下，对承袭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functionalism）并且在“二战”后获得极大发展的英式社会人类学的不满正在暗流涌动。

新一代的学生受到反殖民思想、女性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那种看似形式严谨、结论客观的民族志表象愈加不满。这种不满的锋芒所指，除了经典人类学的种种理论范式，还有就是民族志自身的语言风格。简言之，他们认为，不能再用那么“干净的”语言去描绘他人的生活。如果生活中明明充满暴力、撕裂、苦痛，那么语言的纯净无异于某种曲解和二次伤害。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或可理解专业人类学家对奈吉尔·巴利这种探险家式写作的顾虑：《小泥屋笔记》中充满了挫折和沮丧，也不乏对他人的悲悯和共情，但就其文字而言，未免太优美、太顺畅、太清晰。巴利的直白，容易被误认为思考上的浅显和乏力。对普通读者而言，这或许意味着愉悦的阅读体验，但对人类学自身而言却有失深刻。

奈吉尔·巴利

举个例子。同样是描绘调查者被当地人“欺骗”“利用”，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PaulRabinow，1944—2021）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Reflectionson Fieldwork in Morocco）就没有止于田野故事，而是严肃地讨论了田野调查的知识论基础。与奈吉尔·巴利相比，保罗·拉比诺的故事没有历尽艰辛之后的融入、和解，而是承认田野工作本身不可避免的复调性。人类学对民族志的期待，不再是某种最终成立的磨合，而是如何尽可能保持多重叙事共存所产生的“杂音”，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自我与他者的遭遇。

再比如说，奈吉尔·巴利在书中略带诙谐地描写了喀麦隆当地医院的嘈杂混乱，并以自己在调查期间的身体状况作为呈现民族志研究的复杂性和脆弱性的证明。但20世纪80年代之后，医学人类学的兴起往往会追问看似混乱的医学景观的背后是如何被数百年殖民暴力所蚕食和摧毁的，试图理解人们如何在看似绝境的条件下创造性地融合各种不同的医学资源，追求自身福祉。今天，任何一位人类学的博士生都不可能递交一份止于细节描写的民族志文本，导师们期待的，是穿透表象背后的历史和结构性力量，是从对生命的维护出发抵达对生存本身的种种实践探索和意义追问。

当代人类学确实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摆脱了对他者和他乡的本质主义想象，从语言到思想全副武装，克服自身沦为某种异域想象的危险。这一趋势的表现之一，是民族志著作越加“难读”，不单是文本中充斥着各种复杂的理论黑话，更有写作者自身刻意设置的“语言障碍”。通过在语言中插入种种断裂、沉默、噪声、异响，人类学试图还原某种更“真实的”生活世界。这或许就是知识演进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既甜蜜又沉重的负担，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然告别了某种明白晓畅的语言世界，以书写的泥泞作为代价，换取认识和呈现上的深刻。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感觉奈吉尔·巴利有种“不真实感”，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身上有种老式知识分子的美感：博学、坚韧、幽默、自如，人如其文，文如其人。在其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奈吉尔·巴利不仅撰写学术著作，还写过很多非虚构作品，甚至出版过小说。客观地说，他不属于最耀眼、最重要、最有资格进入学术史的人类学家，但我有理由相信，这是出于某种“自愿选择”的结果。经历了20世纪末至今学科内外种种震荡、变革，他应该是有意识地坚守着自己所认可的知识生产模式，甚至稍显奢侈地留守着自我的文字园地。

我没有读过奈吉尔·巴利后期转向印尼研究的著作，但我有理由相信，从多瓦悠兰到苏拉威西岛（Sulawesi），他用文字描绘的风景不会褪色。只是从“专业”的角度而言，那确实有种黄昏的怅然。

2025年春天，我接到编辑老师的约稿，邀请我为新版《天真的人类学家》撰写序言。于是，我就在春季学期各项事务忙乱的间隙，抽空重读此书。有时是在晚课结束归家后安静的书房里，有时是在旅途中颠簸的飞机上。有时时间宽裕，可以连读几十页。有时匆匆忙忙，随手翻几页就合上。

心境不同，状态各异，但毕竟是多瓦悠兰，毕竟是奈吉尔·巴利。有时会心一笑，有时忍不住捧腹（有一次，我在机场笑出声来，引来众人侧目。由此可见，在今天读书而发笑是比短视频公放更怪异的行为），越读越觉得亲近。我甚至偶尔想告诉身边的路人：你知道吗？这是我们人类学家去过的地方，是我们这个专业才会关心的问题，你知道那儿多有意思吗？

我甚至回想起，自己二十多年的人类学学习生涯中，数次购买此书的实体版本。第一本装帧有些丑陋，封面有一张小小的作者头像，就是那种遗体告别仪式常用的黑白肖像。我大学毕业时，这本书被我用楼下水果摊的河南大哥送的纸箱打包运回家中，现在应该静静地躺在那据说即将拆迁的老宅一角。

第二本是此书绝版多年后重印版，我跟研究生的舍友们一起逛书店，人手一本捧回来。我还能回忆起他们脸上那种“听说过没见过”的欣喜。手头这一本是工作后某次准备专业导论课时再度购入的，后来课并没有开成，书跟着我从东南海边迁徙至西南高原，若不是这次我有写作序言的任务，它应该还会在书架上静静地躺着。

从学生到老师，教学、研究、公共对话，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深，距离多瓦悠兰似乎就越远，但是总有一本《天真的人类学家》近在咫尺，哪怕已经在书架上蒙尘许久。

于是我忽然感慨，即便我可以跟学生板起脸来搞“专业主义”，警告他们勿把多瓦悠兰当成今日人类学的风貌，但抛开职业身份，不谈严肃学术，奈吉尔·巴利的小泥屋也仍然是一种私人乡愁。书和人的命运彼此纠缠，彼此形塑，每每燃起有些肤浅的学科自豪感，依然会用书中的风景标记知识的远景。我想这种情感必然不是我个人独有，对于无数人类学的爱好者、从业者来说，多瓦悠兰永远都是可以重返的温柔他乡，是“我们的多瓦悠兰”。

《上帝也疯狂》

时至今日，就算我们的学科已然发展得更加艰深、更加辽远，但新一辈读者和学生被人类学触动的感觉，却似乎仍然与奈吉尔·巴利所处的年代无异。地缘经济、大国博弈、全球战略等框架所不会触碰的世界一隅，忽然浮现出奇幻的、瑰丽的故事，如此不同于我们身边日复一日的风景。在那色彩缤纷的下面，隐藏着智识的重量，甚至可以成为反观自我的新起点。这就足以构成开启一段阅读旅程，甚至投入某段生命的理由。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总有人会被这样的情怀感召。

不将学科和知识浪漫化，这是人类学从业者的基本操守，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刻意渲染专业学术的沉重和枯燥，以此“吓退”那些脑海里漂浮着彩色泡沫的白日梦患者。但公允地说，瞩目远方，费尽心力替边缘人、弱势者争取加入有关“存在”和“世界”之类的讨论，想象某种跳脱“自然而然”的窠臼的明天，凡此种种，哪能说全然无关浪漫？

于是我也警告自己：不要因为怀揣着专业的严肃和深刻，就忘了这世界上人类学的复数形态。在逼仄的学院和课堂之外，人类学仍然在以不同的方式和千千万万的人发生关联。哪怕只是在繁复的日常劳作之外留有一块文字的奇幻地，哪怕只是看似不那么勇敢地“只能幻想一下”有一天搬去树木繁茂、阳光热烈的地方生活。有一种作为平行宇宙的“人类学”，帮助我们在经验和表达穷尽的地方，靠想象补全“人类”和“自我”的双重图景。

这是一个打开新闻就被各种技术突破挤占视野的年代，是一个据说人工智能已然兵临城下的年代。但这也是一个还有纸质图书再版重印的年代，惟愿每一本书都像一颗饱满的种子，飞向人间，在都市楼宇的间隙，在出租屋昏黄的灯下，在公园长椅和地铁站台上，长出无数新鲜的“多瓦悠兰”。

2025年6月云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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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理想国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