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南方”是一种兼具关系性与集体性的身份标识，通常指一群曾经历殖民压迫、在物质条件与规范价值上具有共通特征的国家。本文以韩国“南方身份”——或更准确地说，其身份缺失与断裂的历史轨迹——为切入点，考察其作为“南方援助国”所构建出的外交团结叙事的根源。历史上，韩
韩国与全球南方的“团结”：既非曾属，亦非所属
导读
“全球南方”是一种兼具关系性与集体性的身份标识，通常指一群曾经历殖民压迫、在物质条件与规范价值上具有共通特征的国家。本文以韩国“南方身份”——或更准确地说，其身份缺失与断裂的历史轨迹——为切入点，考察其作为“南方援助国”所构建出的外交团结叙事的根源。历史上，韩国由于对美国的深度依赖而并未被全球南方视为共同体一员；在国内，根植于发展主义的国家认知也使其长期以负面视角看待“南方”身份。如今，随着成功跻身北方援助国俱乐部，韩国完成了其“去南方化”转型。作者认为，韩国对“全球南方”的线性理解塑造了一种带有怀旧色彩的“南南团结”叙事，并具体体现在其发展援助的外交话语与视觉表达中。文章意在重新审视开启对韩国援助国身份，并通过这独特的个案，拓展有关“全球南方”属性的讨论边界。
导论
2024年6月首届韩非峰会召开且圆满落幕，最后的联合宣言强调了韩国与非洲之间悠久的关系——非洲曾对韩国施以援手，如今基于共同的身份认同与苦难记忆，韩国支持着非洲国家的发展。联合宣言强调了韩国与非洲之间悠久的团结关系：过去非洲曾对韩国施以援手，而如今，基于共同的身份与共同的历史苦难，轮到韩国来支持非洲——简言之，这是一种“南南团结”(South-South Solidarity)。“全球南方”国家共享着被殖民、压迫以及结构性剥削的集体记忆，这种剥削结构造就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其他共同特征：后殖民时代欠发达的物质条件、不介入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追求更为平等的国际秩序。
因此，“全球南方”国家的身份是关系性的——曾经遭受殖民的南方国家与昔日的殖民者（北方国家）是对立存在的，北方国家通过殖民积累取得了技术和金融优势，南方国家则物质匮乏；同时这个身份也是集体性的——南方国家因为共同的历史创伤形成了特有的物质和规范特征，在“历史-物质-规范”的共同归属感下南方国家形成了一种团结意识。
韩国的“南方身份”是特殊的。韩国过去从未被视为南方国家的一员，今天韩国也很难被归于其中，因为韩国的“南方身份”是在国际与国内对“全球南方”截然不同的理解中形成的：在国际层面上，“全球南方”的形成基于政治意识形态；在国内，韩国则长期沉溺于以线性发展主义为基础、对“南方”持有负面认知的发展逻辑之中，围绕韩国官方发展援助(ODA)的叙事揭示了其“南方身份”的冲突性。本文聚焦于探讨指称非霸权国家的术语如何从“落后国家”演变为“全球南方”。随后，文章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讨论韩国的“南方身份”如何在相互冲突的国际与本土语境中被建构；第二部分则详述韩国作为捐助国是如何实现“去南方化”。
“南方”与其“团结”
“全球南方”最常见的定义是“相对于全球北方国家而言仍处于相对欠发达状态的非洲、亚洲与拉美国家。在联合国于70年代提出这一术语之前，国际社会已经使用过一系列带有权力关系含义的词汇如“小国”(Small States)、“弱国”(Weak States)、“依附型国家”(Dependent States)等指代这些接受援助的全球南方国家。正因为这类国家并未对国际政治形成足够的影响力，所以物质上的劣势使现实主义者们常常将它们排斥在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之外。与现实主义者们不同， 罗斯坦(Rothstein)、辛格(Singer)等学者对全球南方国家进行了概念上的辨析。这些由西方主导的对受援国的分类方式暗含一种物质层面的劣等性。随着“第三世界”(Third World)一词在60年代开始普及并很快涵盖了众多亚非拉国家，学术界开始理解这些群体的构成特征，且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具有以下共性：
1.物质层面的欠发达特征；
2.反殖民和追求平等的政治立场；
3.不介入大国博弈。
如今，“全球南方”成为了“现代第三世界”的代名词。随着苏联阵营的解体，“第二世界”这一术语被逐渐弃用，原属于“第二世界”的部分国家也被吸纳进“第三世界”，这就让“第三世界”的定义变得更为宽泛，并逐渐成为“第一世界”的对立面，从而构成了“全球南方-全球北方”的二元划分。要理解“全球南方”的核心属性，还需要追溯“南方”一词的源头，即葛兰西的论述——他将意大利南部的贫困归因于其与资本主义北部的殖民关系，这是“全球南方”身份的核心基础——历史上曾被全球北方国家殖民并遭受结构性剥削。
作为一种关系性与集体性的身份，“南方”将国家间联系凝聚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纽带——“南南团结”。“团结”即“个体因某种共同的象征性而相互吸引”。201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南方的崛起》报告中指出了“南南合作”相对于“南北合作”的关键特征：
1. 基于共同的殖民历史与当前后殖民主义结构上的团结；
2. 尊重主权；
3. 互利互惠；
4. 针对相似的发展问题互相交流经验；
5. 融合赠款、贷款与技术援助等多样的援助形式。
在这一报告的南方国家名单中，韩国并未被列入，但土耳其、波兰、沙特、中国等国家则在列。虽然有人会对韩国是否具备第4个特征存疑，但韩国可以宣称自己符合这五个特征，因为其有着亲身经历——韩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从受援国转变为援助提供国。此外，从更深层次来看，“南南团结”的核心在于“某种形式上的共同苦难、对共同福祉的集体追求以及对相互道义责任的承认与遵守”，这一精神在韩国面向全球南方的外交叙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受援国时期韩国“南方身份”的建构：既无“团结”，也无“尊严”
韩国的“南方身份”可以从其与朝鲜争夺国际承认的历史竞争中理解。1950年代，联合国将韩国认定为朝鲜半岛唯一合法国家，将朝鲜排除在相关议题之外。在联合国失势的朝鲜不得不在其他平台寻求合法性。1955年万隆会召开，由于朝韩均深陷冷战格局中的代理人竞争，两国未被邀请参会。1961年，不结盟运动召开首次会议，确立了主权平等、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和不依附军事集团等基本原则。与朝鲜积极争取加入不同，韩国对该运动兴趣不大。最终，朝鲜于1975年成为正式成员，而韩国因驻有美军而被拒。换言之，全球“南南团结”未将韩国纳入其中。
不结盟运动虽然名义上倡导中立，但事实上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倾向。例如，加纳总统恩克鲁玛曾提出联合国应设三位副秘书长，分别来自西方集团、共产主义集团和不结盟国家，这一提案本身也来自苏联的主张。根据学者研究，不结盟运动的最初25个成员国中，除了加纳、印度、尼泊尔和科威特外，其他国家并非完全政治中立。因此，这种意识形态的定位也加剧了韩国被“全球南方”边缘化的局面。
在多边外交平台之外，韩国对其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同样表现被动，尤其在对非外交上，韩国的“南方政策”表现出一种被动应对与朝鲜竞争的姿态。50—60年代，韩国的外交资源与安全严重依赖美国，缺乏与非洲国家实质性互动的能力与意愿。与此同时，朝鲜积极拓展非洲外交，通过军事援助等方式建立起广泛联系，并强化共同反帝叙事。相较之下，韩国与美国关系密切，反而因美国支持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而在非洲引发反感。在60年代，韩国甚至曾断绝与所有与朝鲜建交国家的外交关系。直到1973年放弃“亚洲版哈尔斯坦主义”后，韩国才开始与非洲国家恢复关系，但重点仍放在经济潜力更大的中东地区。
从国内视角来看，韩国的“南方身份”长期被负面化，其国家认同深受发展主义主导，这一观念在塑造韩国对“南方”的负面认知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杜鲁门总统提出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第四点计划”(Point Four Speech)后，开启了冷战时期援助—发展的话语结构。韩国作为典型的受援国，很快接受了“发展主义”的治理逻辑。这种后殖民发展主义在朴正熙政府时期被极大强化。朴正熙政府与李承晚政府的国家认知形成了鲜明对比：李承晚政府强调韩国是一个“文明且有文化底蕴”的国家，这是一种积极且带有尊严的国家形象；而朴正熙则批评这是“井底之蛙”式的认知，并将韩国描绘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其根源在于“贫困”，因此韩国将“摆脱落后状态”设定为国家发展的首要目标。于是，这种二元“发展主义”的逻辑将“贫困”与“发展”视为对立的存在，同时也将“富裕”等同于“现代化”和“国家进步”。“欠发达国家”的问题化过程塑造了韩国的国家身份认知，并在一段时间主导着韩国的国家叙事，这一身份被视为耻辱和消极的，且必须摆脱。
虽然韩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一样经历了物质层面的匮乏，但是在“南方”最初形成的阶段，这一群体是以反帝立场为基础的，韩国由于其外交政策高度依赖于美国而未被视为同路人。与此同时，韩国国内对“南方”的认知也是负面的。因此，韩国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未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南南团结”的认同。
一个“南方援助国”的“去南方化”：一场关于身份认知的怀旧
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韩国以不同名义不断推进“先进国”路径：朴正熙时期是“现代化”，金泳三提出“全球化”，李明博则强调“先进化”。伴随经济起飞，韩国逐步摆脱受援国地位，转型为援助国，并先后设立经济开发合作基金（1987）和韩国国际协力团（1991）推动对外援助。初期，韩国的援助重点投向了非洲，意在借此争取联合国非洲国家支持，服务于与朝鲜的外交竞争（非洲占约四分之一）。进入90年代，韩国官方话语中开始出现对“南方身份”的积极认同，强调韩国也是从“发展中”走出来的国家，有能力分享发展经验。2005年，G8呼吁“全球南方”更多参与国际合作，韩国亦表态愿作为“南南合作的核心国家”发挥作用。这一立场也得到了国际学者的认同，Mawdsley等人将韩国定位为新兴捐助国，强调其“南南合作伙伴”的身份。
然而，这种“南方认同”很快让位于“去南方化”（Un-Southing）。2010年韩国加入了经合组织发展委员会(OECD-DAC)，正式成为“北方援助国俱乐部”成员，于是韩国逐渐淡化了“南南合作”的话语，外交话语也转向强调“桥梁角色”——即在受援国与新兴援助国之间分享自身“从南到北”的发展经验。通过这种叙事框架，韩国开始以“从南方成功跃升北方”的国家自居，并塑造出一种新的认知：韩国已经从“南方毕业”，进入“北方俱乐部”。
韩国对“南方”的理解简化为“发展中—发达”的线性结构，与之相比，中国以“连通性元地理”为基础、通过政治、金融、技术、政党交流等构建“南方共同体”。中国的“南南团结”是现实运作中的政治实践，而韩国则更像是一种荣耀式怀旧(Proud Nostalgia)。例如，在2024年韩非峰会的联合宣言中，韩国强调非洲国家曾在历史上支持韩国，与中国强调“并肩作战、共抗霸权”的现实政治联盟相比，韩非团结更像是一种纪念性叙事。
在对外援助内容上，韩国仅聚焦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经验的分享，如以“韩稻带”(KRice-Belt)项目传授粮食自给经验，而无意输出政治制度。其根源在于：一方面，尽管韩国1910-1945年曾遭殖民统治，却从未被纳入“全球南方”的政治团结体系——既未参与万隆会议，也未被接纳进入不结盟运动；而中国虽非完全意义上的殖民地，却成功确立了自己在“全球南方”中的地位。
其次，在经济飞跃的关键时期，韩国并非民主国家，其发展带有强烈的“卡卡的恩情还不完”的色彩，相比之下某个国家则会真诚地分享其类似的治理经验。韩国作为OECD-DAC成员，其需遵循西方制定的规范，因此无法也不可能输出其过去的“卡卡的恩情还不完”的发展模式。所以，韩国的“南方身份”缺乏政治输出能力，也缺乏构建其“南方身份”的主动性。
尽管如此，韩国还是逐步将其“南方身份”转化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外交资源。自卢武铉政府起，发展援助被视为提升软实力的工具，历届政府均以“历史经验”构建“韩式援助品牌”，强化“发展型国家”的形象。然而，本质上韩国的援助仍局限于经济发展层面，这反映出韩国对“南方”理解的狭隘性——非洲的当下就是韩国的过去。
因此，韩国的“南方身份”具有一种浪漫主义色彩的怀旧感，其指向的是韩国经济腾飞的黄金年代，而其从“南方”走向“北方”的过程，也带有一种深层的自我救赎意味——正是这种从不被接纳的南方边缘国家，到“北方俱乐部”成员的身份跃迁，构成了韩国发展主义叙事的核心轨迹。
图1：韩非农业会议上，一张标语牌将一名接受粮食援助的韩国妇女的白色照片和一名非洲妇女的彩色照片并列在一起
结论
“全球南方”自历史上起边与反殖民主义斗争紧密相连。然而韩国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对“全球南方”的外交始终处于被动。在国内，尤其是在威权主义发展模式下，韩国将“南方身份”视为国家落后的根源，形成了对“南方”的负面认知。随着经济高速增长、韩国成功从受援国转变为援助国，韩国在短暂的“南方援助国”的自豪叙事之后加入了“全球北方俱乐部”并迅速启动了“去南方化”进程。然而讽刺的是，韩国对“全球南方”的叙事仍然大量使用“南南团结”的话语，起对外援助也继续以韩国“曾经是南方国家”的经验为荣进行包装。这种复杂却又空洞化的“南方身份”通过韩国当代“南南团结”叙事中的语言与视觉表征表现出来：它就像是一张褪色的黑白照片，模糊而又有时代感。
译者评述
通过聚焦于韩国“南方身份”的形成与转变、重构过程，作者借助历史回顾和国家叙事分析揭示了一个“既非曾属、亦非所属”的国家如何在外交实践中诉诸“南南团结”的话语资源。从理论上来说，本文揭示了“南方”这一集体性范畴背后的不对称与政治排斥，尤其是通过韩国展现了该国“南方身份”建构与归属的张力。韩国一方面因国家战略和制度选择被排除于“南方”的政治共同体之外，而另一方面又在外交话语中积极使用“南南团结”作为自我正当化的象征资源，这种身份错位不仅反映了发展主义国家如何在国际体系中寻找新的定位，也体现出了“全球南方”内部在历史记忆、政治实践和规范认同上的异质性。然而，文章在理论性上的一个不足在于对“南方身份”的理论界定仍然略显简化，尽管作者强调其关系性和集体性，但未能充分展开“南方”作为共同体在认同生产过程中的模糊性。
作者：
Suweon Kim, 韩国外国语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
来源：
Suweon Kim, “Korea’s Solidarity with the Global South (to Which It Didn’t and Doesn’t Belong)”, Pacific Focus, Vol. 40, No. 1, pp. 125-144.
编译：
陈炜，国政学人编译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校对 | 李欣 任柘戎
审核 | 李源
排版 | 程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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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政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