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正把一台老式半导体的后盖扣上，村口那边就有人喊：“老三，认个理儿吧，名额就那一个，轮不着你。”

我正把一台老式半导体的后盖扣上，村口那边就有人喊：“老三，认个理儿吧，名额就那一个，轮不着你。”

我没抬头，只说：“各家有各家的难，别往心口上戳。”

秋风把杨树叶子刮得打人脸，八十年代末的风透着股硬劲儿。

村口的小卖部用油布糊着窗，玻璃后面码着白糖块、酱菜罐头和两瓶红星，风一吹，油布“啪啪”响，好像也跟着人起哄。

我家有三件“像样”的东西：黑色的蝴蝶牌缝纫机，一只蓝边白底的搪瓷缸，缸底磕掉了一角，喝水得小心；还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手指一摸转轮，声音就窸窸窣窣，能听到中波里飘来的戏曲和天气预报。

父亲在镇上给人干临时活，盖房帮和泥扛砖，手上老茧一层压一层。

母亲在家织补，针线盒里塞着各种旧纽扣，白天纳鞋底，晚上改邻居的裤脚。

我们家日子清简，粮本上每一格都珍惜得像字帖。

那年公社分来了一个进国营厂的名额，乡里乡亲盼了好几年，谁家孩子进了厂，就等于摸上了铁饭碗。

上班能坐班车，发棉工作服，逢年过节还有年货，队里传话的时候，大人们眼睛里都有光。

我在公社里考了第一，到了最后一天，村里来了张红条，通知上却写着另一个名字。

那名字我不陌生，是我同桌的大哥，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孩子都生了两个，肩上担子重。

村里人议论时，手往嘴上一挡，声音还是往外冒：“有门路就顺一顺呗，懂不？”

也有人拍我肩膀，说一句：“老三，先回家喝口热水，别上火。”

我听见“上火”这两个字，心里往下一沉，嘴里只是“嗯”了一声。

回到家，父亲正拿搪瓷缸抿一口水，咳了一下，把缸放在缝纫机台上。

母亲把线头咬断，没吭声。

我把通知单递过去，纸有些软，边角翘了起来。

父亲瞟一眼，眼底的血丝晃了一下，仍不作声。

我们过日子，从来都讲究“知道的事也像不知道”，这是乡下人的体面。

晚上，半导体里播天气，说有冷空气南下。

我在昏黄灯泡下，把电烙铁从柜子里翻出来，拿砂纸把头打亮，手心的汗粘住砂纸。

父亲看了看说：“你这是整啥？”

我说：“进不了厂，我去城里学修电器。”

母亲说：“孩子，城里哪有你的窝？”

她说着把线团按紧，似乎那团线能把我的心也按住。

我笑了一下：“妈，不遭罪哪叫日子。”

我又说：“咱不扛，谁替咱扛？”

父亲轻轻咳了一声，像把嗓子里的灰尘咳下去，然后说：“去吧，身正脚不软。”

第二天，我揣着二十块钱，背个小布包，脚上是母亲缝的布鞋，进了城。

站在车站，空气里混着汽油味、烤地瓜甜香和潮冷的铁味儿，喇叭里叫着车次，人在寒风里贴着走。

城里的热闹是密密的，人声一层叠一层，像从锅里冒出的蒸汽。

我在一家修理铺门口站了很久，老板抬眼打量我：“会啥？”

我说：“会认螺丝，手稳。”

老板笑了一下：“能吃住店里不？”

我说：“能。”

老板摆手：“那就跟着干，先看。”

那是个铁皮顶的小铺子，夏天热，冬天渗风，墙上挂着各式挂历，最老的一张上面还是一辆凤凰自行车，银铃铛光亮得能照人。

第一天，我就被电了一下，手掌被烙铁烫了一泡，疼得直吸气。

老板抬眼看我一下，说：“慢点儿，记性长点儿。”

我笑：“长了。”

那一笑其实是苦笑，电麻了半臂，我扶着桌沿挺了一会儿，背上汗下来了。

晚上睡在铺子后面，木板床，枕头下面垫着维修手册，生怕丢了。

耳朵边是隔壁小饭馆炒菜时锅铲碰铁锅的“当当”声，再远一点，是电影院散场的脚步杂音，叽叽喳喳，像下雨的檐。

那会儿我常想：人多的地方，孤独才像正经事。

一个星期后，老板让我上手换一台老彩电的行输出。

我把螺丝一个个排好，像摆棋子，怕少一个，怕落下一个。

电路板上有灰尘，我用毛刷轻刷，心里有个声音说：别急，别抖，电是脾气最硬的东西。

捅通了，屏幕上起了一点亮点，像黑夜里一根火柴。

顾客是个穿蓝棉袄的老工人，站我背后看着我的手，最后说了一句：“小伙子，手稳。”

四个字，落地很响。

我把那四个字塞在心里，像塞一块热炭，慢慢烫暖。

慢慢地，来修东西的人多了，收音机、录音机，后来是VCD、传呼机，再往后手机来了。

每样东西我都拆开看，像认一个人的脾气，有的开关爱卡壳，有的电容一鼓就漏，有的按键薄膜一热就粘。

客户着急时，我就加班，夜里烙铁头发亮，像一小截火舌。

冬天，呼出来的白气在灯下看得见，我把手在烙铁旁边暖一暖，再继续干。

人忙起来，心就不空着。

我一直带着两样东西，一个是家里的搪瓷缸，我把它洗干净，磕掉的一角朝里，喝水不划嘴。

另一个是那台半导体，收音不太稳，有时需要轻拍两下才服帖。

它一说话，我就觉得老家没远。

许多夜晚，我靠着店门，听半导体里放“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突然就想起母亲咬断线头时那一点微光。

九十年代初，国营厂的日子紧了，街上传的消息时冷时热，有人说要压缩编制，有人说要内部调整，大家心里都有数，嘴上都很稳。

我这边活计继续稳，慢慢攒了点钱，也学会了跟不同的人打交道，见面先笑，办事不虚。

有一次，村小学的广播坏了，又赶上冬天锅炉出毛病。

校长跑到店里来，气还没喘匀：“老师说孩子冻得不敢伸手，广播也没法喊集合。”

他额头上是细密的汗，话说到急处声音发颤。

我想了想，跟老板请了个半天假，带上工具跟他回村。

雪地噗嗤噗嗤，踩一脚一个脚窝，天是蓝的，风刮过耳根像刀片。

锅炉房的窗户起霜，一进屋眼镜就迷糊，手摸上去是凉到骨的铁。

我把袖子往上挽，查管道、看水位，拧阀门的手冻得发红，折腾了大半天，锅炉终于“呼”地一口气顺了，一条热浪贴过来，像一只大暖手把人拍了一下。

校长眼睛红了，扶了扶眼镜，说：“你这孩子，行。”

我摆摆手：“行个啥，锅得烧，孩子得上课。”

又绕到广播室，我把那台老旧功放拆开，换了几只电容，焊点一颗颗像小米粒，亮亮的。

测试的时候，操场上空荡荡，喇叭里忽然冒出：“同学们，上课了。”

几个孩子从厕所那边噔噔噔跑出来，脸被冷风吹得红红的，像两只刚出锅的红苹果。

那一刻，风还是冷的，我心里却热得像洒了一锅汤。

回城的路上，我用搪瓷缸接了一点热水，水里有铁的味道，喝下去是甜的。

命运不喜欢按一个方向走，但它也不总拐弯。

那位顶替我进厂的大哥，后来也进了城，偶尔买零件会到我店里。

第一次见面，他在门口站了很久，脸上是风霜，也有点拘谨。

他说：“修个遥控器，别换贵的。”

我说：“换弹片，几块钱的事。”

他点点头，手背上青筋清楚，掏钱时犹豫了一下，往外走，回头又进来，声音压得很低：“那年……你别记挂。”

我笑了一下：“家家有难处。”

那句话我不是摆姿态，是真的懂了，谁家肩上都有担子，轻重不一样，路也就不一样。

人过了一个弯，很多锥心的事，慢慢都变钝了。

未婚妻叫小琴，是镇上供销社的会计，算盘打得“哗啦啦”，记账从不差一分。

我们认识时，她看我拧螺丝，笑说：“你这手指头，比我拨珠子还麻利。”

我说：“你珠子走得响，我螺丝拧得稳，半斤八两。”

她家起初不太愿意，嫌我没“单位”。

后来有一回，她父亲的半导体坏了，调到中波全是“沙沙”声。

我回去看，拿刀轻轻刮了刮接触点，又换了一个小小三极管。

电流一通，二人转从收音机里唱出来，老人家把音量调小，眼睛弯成了月牙。

他拍拍我的胳膊说：“好苗子。”

那一拍，我的腰板直了些。

再后来，婚礼简单，亲戚邻居来了就帮衬，借了两张圆桌，院里搭起临时的棚子。

菜一上来，热气顶着红纸灯笼往上冒，面条在大盆里白生生一片。

我给小琴戴了一枚朴素的戒指，她的眼睛像被灯光拨亮，笑起来两颊有浅浅的窝。

九十年代末，BP机亮过之后，大哥大挎在腰上成了本事的象征，街头小广告贴得密密麻麻，手机城里人来人往。

有人笑我：“你还修这些旧玩意儿，跟不上趟了。”

我笑笑：“谁丢了遥控器，反应有时候比丢钥匙还急。”

我把店搬到县城临街的铺子，门脸儿不大，却收拾得干净利落。

玻璃柜里摆着各式充电器，墙上贴了价目表：贴膜五块，换屏幕按机型，电池保一年。

我把“明码标价”写得大大方方，心里也就坦坦荡荡。

中午我常用搪瓷缸泡一杯茶叶末，淡得很，只是给嘴找点热乎劲儿。

路边卖煎饼果子的摊儿前排着队，店门口靠着几辆二八大杠。

我琢磨，做事就像修电路，不能只盯一个点，还得看整张板的走线，稳才是正事。

2003年春天，城里人都戴起了口罩，街面静下来，风声都清楚。

那阵子，客流明显少了，我照常开门，把旧货架擦得锃亮，闲的时候拆废弃主板练手，给学生价的孩子们免费修耳机。

小琴说：“你这人，亏不少。”

我说：“留个口碑。”

她笑，语气柔软：“口碑能当饭吃？”

我说：“能，当的是以后饭。”

这不是大道理，是我们日子里的小算盘。

后来事实也慢慢印证，口碑就是饭，熟客多了，介绍来的多了，日子稳稳地往前推。

有一回，国营厂的设备升级，厂里联系到我，说有几台老机床控制板老化，希望我带人去看看。

我站在车间里，闻到一种熟悉的油味儿，耳边是机床“哒哒”的节律，灯管的光是冷的，但不刺眼。

那些穿蓝布工作服的大叔们看我，眼里不仅是打量，还有信任。

他们中有的当年在招工榜前站着，我也在。

那一刻，我心里没有翻旧账，只有一个念头：把活干好，别掉链子。

我们用两天时间改了电源模块，把接线重新理顺，换一批关键元件，机器转起来，指示灯一盏一盏亮，像一列晚点的火车终于进站。

对方签字，给了体面的报酬。

我把钱分给徒弟不少，自己拎着一包水果回家，小琴在厨房洗菜，水流声细细的。

她抬眼看我：“咋笑得跟个孩子似的？”

我说：“干完一件正经事，心里敞亮。”

那几年，我开始带徒，选人不看嘴皮子，看手心的温度和眼神的稳。

我常念叨：“螺丝别拧秃了，秃了就虚了，人也一样，别虚。”

徒弟们笑，说我老气。

我笑：“老气也能吃饭。”

他们干活，我站一边喝水，搪瓷缸上新添了一个小磕口，边缘变得更圆更滑。

时间把东西弄旧，也把东西养熟。

店里那台半导体常常躺在里层的架子上，偶尔我把它拎出来，擦一擦，调一调。

它的声音也老了，但只要肯说话，我就愿意听。

我不避着老家的乡亲，每逢节日回村，常在小卖部门口打招呼，嘴上带笑，心里带热。

有人喊：“老三，回来了？现在中喽。”

“中”在我们话里，不是“最行”，是“靠谱”。

我就笑着说：“糊口呗。”

话说得平，眼神里的那点敬意我能看见。

曾经在村口看我笑话的几个年岁大的，见着我也“嘿嘿”两声，拎起手里的菜，问一句：“忙啥呢？”

我说：“修东西，过日子。”

有人请我去家里瞅瞅电视机，有人拿个电饭锅问问漏电的事。

我常说：“拿来吧，给你调调。”

他们推：“哎呀，哪能让你白干。”

我说：“乡里乡亲，讲个情分。”

他们笑，心里安稳。

至于那位当年顶替我进厂的大哥，他后来被调去后勤，工资不算高，日子倒稳，他女儿考上了师范。

我们有一次在路口碰见，云下起小雨，他把一把伞递给我，说：“拿着，雨有点儿急。”

我说：“你呢？”

他说：“我到单位就到了，不碍事。”

两个人在雨里站了一会儿，没再提那年，雨点打在伞骨上，啪啪作响，一会儿我们都笑了。

有些帐算明白了，反倒没意思，能把伞撑在一条街上就够了。

2008年前后，县城开起了大型电器卖场，明晃晃的灯光把小店衬得更加清楚。

我咬咬牙，添了风枪和显微镜，学焊BGA，还报了个短训班。

第一回给客户换芯片，手心一层汗，桌上摆着风枪、锡球、助焊剂，像一场紧张的小战役。

拆下来的芯片放一边，小小的，黑亮，像一颗小豆子。

我屏住呼吸，控制温度，等到焊盘一颗颗亮起，像一排排小灯，心里才慢慢把绷着的弦放松。

我常想，人这一辈子不过就是把看不见的“虚焊”补牢，婚姻是，亲情是，邻里也是。

有个小插曲，村里搞文化活动，请我去装音响。

场地是小学操场，旗杆还在，风一吹，旗子有声音，像布在空中抖动。

我把线一根根走好，拧紧接口，小琴端着茶过来，小学生们穿着校服跑来跑去，鞋底在地上“咯吱”响。

我看着他们，忽然想起几十年前的自己，也在这个操场上冻得把手插到袖口里。

活动开始，主持人的声音从喇叭里出来，清清楚楚。

有个孩子站在台上朗诵：“我爱这土地。”

我不说话，心里像被某种柔软的东西轻轻拍了一下，旧事在心里翻过一页。

那些年，村里人看我笑话，如今他们在台下冲我点头，眼里是“麻烦你了”和“谢谢你。”

人心里的某些尖角，原来这么容易就被风抚平。

我把规矩立得明明白白，价目表换了一版又一版，把零件成本和工价分开贴。

有人来砍价，我就笑着说：“咱按规矩，保修我给足。”

他说：“行。”

规矩立住了，人也挺直了。

还有一次，老同学的母亲住院，他的手机联系人乱了，急得团团转。

我给他一条条导出，又一条条导入，做完他愣着：“这算啥？”

我说：“算把你的急心顺一顺。”

他握住我的手，没说什么，眼睛里是安。

时间往前赶，孩子出生了，小手握我的手指头，力气不大，却能一下一下把心攥紧。

小琴熬粥，下饭菜简单，家里四口人的锅碗瓢盆都有自己的声音。

我在厨房门口端着搪瓷缸，冒着热气，喝一口，牙齿碰到磕口的地方，微微一颤，像被提醒了一下：记着你的来处。

父亲年纪大了，咳嗽缓了，坐在窗边听半导体，新闻播到天气，他还是会抬头看一眼窗外，好像能从风里读出字。

母亲的缝纫机还在，偶尔给邻居改裤脚，脚踩踏板的节奏跟半导体里的京韵打拍子。

我带徒的心也更稳了，给他们讲的，不全是焊接和检测，更多是做事的尺度和为人的底线。

我说：“看清故障，不要先开价，先把人家心安下来，慢慢做，稳稳做。”

徒弟们说：“师父，这话有点绕。”

我笑：“绕是为了让你慢下来。”

生活有时候需要慢一下，慢不是落后，是稳。

2012年的一个冬夜，风大，雪却没下，冷得干。

我收店的时候，一个穿棉大衣的老人站在门口，手里抱着个老收音机。

他说：“孩子，这是我年轻时候买的，能不能让它再响一次？”

他把收音机小心放下，像放一个熟睡的孩子。

我把台子轻轻拆开，换了几只老化元件，又清了旋钮的接触点，做完后轻轻拍两下，电源一接，“咔哒”一声，小绿灯亮了。

二人转的伴奏从里头慢慢响起来，像从另一个房间走到这个房间。

老人背挺了一下，眼睛里有光，又慢慢坐直，嘴角弯起来。

他说：“谢谢。”

我说：“不客气，这是它自己不服老。”

那一晚，我把店门拉得慢，听收音机唱到一首老歌，词简单，曲子朴素，心里很踏实。

有一年大年三十，我回村给人修炊具，院里挂着灯笼，红纸在风里微微起伏。

主人家端来热腾腾的饺子，问我：“放了韭菜，你忌不忌口？”

我笑：“啥都不忌，吃口热乎。”

她说：“你人好，手也好。”

我说：“人家托我，我就尽我这点力。”

吃完，出来，天上炸开一朵花，光照在雪面，亮得像有人在地上点了灯。

村口的狗叫两声，又安静了。

我的脚印从那家门口一路延到巷子口，回头看，像在雪地上写了一行字。

也有过不顺的时候，比如客户误会，比如零件晚到，比如徒弟做错一步又不敢承认。

我在店里反复强调一个话头：“错了就认，认了就改，改了就稳。”

徒弟小赵有一次把一块主板烫坏了，站在我跟前，脸涨红。

我说：“多少钱的板？”

他说了数字，声音很低。

我说：“赔得起就赔，赔不起我替你垫，规矩讲清，从下回稳着来。”

他眼圈一下红了，把头点得很用力。

我心里也软，想着年轻时候的自己，犯过错，多半是急出来的。

2015年之后，智能手机的更迭更快，有的同行转去做网店，有的去卖配件，我仍旧守着我的小店，但把平台上网了，接更多的来件维修。

我把店门口那块招牌重新刷了一遍，字没换，颜色更深。

来修手机的小姑娘说：“你家店就像个老朋友。”

我笑：“老朋友不欺人。”

她也笑，低头看手机，眼睛弯起来。

有个周末，我带儿子回村，路两边的杨树更高，村口小卖部的油布换成了新的塑料帘，透明，亮。

老板娘还是那位，只是头发里多了几根白。

她把一根棒棒糖塞到孩子手里：“拿着，甜。”

孩子说：“谢谢阿姨。”

我付钱，她摆手：“别，老街坊的孩子。”

我说：“不能白拿，规矩得有。”

她笑：“你这人，还是那个劲儿。”

我笑：“这劲儿不坏。”

路过小学，新的校舍立起来了，旗杆还是那一根，旗子更亮。

我站在操场边，看孩子们在阳光下跑，影子从水泥地上掠过去，干净又亮。

村里人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起来，屋顶换了新瓦，门前多了花草和晾衣架。

有人在门口叫我：“老三，回来了？”

声音里有亲切。

我说：“回来了，看看。”

他招手：“改天来我家吃面，肉臊子。”

我说：“那得去。”

他笑着用方言说：“整的。”

“整的”在我们那儿就是“成了”的意思，干脆，利落，有底气。

我也不自抬分量，谁家有个电器小毛病，我能手到，尽量不让拖到第二天。

晚上，回县城，路灯一盏盏向后退，车窗上有雾气。

儿子在后座睡着，头靠在小琴肩上，小琴把他的帽子往下拉了拉。

她回头看我一眼，眼神里是安稳的笑。

我点点头，不说话。

我懂，她也懂，一家人把日子搀着走，就是正事。

店里的老部件也跟着年纪，烙铁头换了好几回，钳子磨出了一道道亮，台灯管换成了LED，光更柔。

那只搪瓷缸上新又添了两道小磕口，口子之间像地图上的河沟，密密的。

我常拿它泡茶，也常拿它接自来水，拿在手里就觉得心稳。

它既占地方，又不占地方，放哪儿都顺眼，像个老朋友，不声不响，时刻在旁。

半导体也还在，某次我给它换了一节更合适的电容，声音居然清了一些，像老友嗓子清了清，继续讲旧事。

到了一个阶段，我意识到，自己能做的，还可以再多一点。

我把后屋腾出来，摆了三排长桌，装了几张防静电垫，招了几名来自乡镇的年轻人，收学费不高，重点教他们明白两个词：负责，靠谱。

我说：“手艺是你的腿，信用是你的鞋，你要走远，两样都得有。”

他们点头，有的当时就懂，有的过了几年再懂。

每一个懂，我都当是一盏灯亮了。

一个冬天的傍晚，我正在把卷帘门拉到一半，来了一位从村里进城卖豆腐的老乡，推着小三轮停下。

他说：“老三，俺闺女手机掉水里了，明儿能不能瞅瞅？”

我说：“能，明儿早你就来，别着急。”

他笑，一口白牙：“还是你中。”

我听着这三个字，心里就稳。

“中”不是“最好”，是“靠得住”，是“交给你不操心”。

我把门暂且拉一半，回头看了一眼店里，搪瓷缸在桌角，半导体靠墙，烙铁头还留着余温。

门外有小贩收摊的声响，有公交车低沉的喘息，有路人压低的笑声。

夕阳把招牌边缘镀了一圈金，像有人拿刷子轻轻掠了一下。

我站在门口，有一刻忽然觉得，这世界最温柔的地方，是一个人把自己的活计收拾干净以后，听一会儿旧歌。

我想起许多年前，村口油布“啪啪”响的风，想起那张红条上印着的名字，想起父亲说“身正脚不软”，想起母亲把线头咬断，灯下的光是暖黄的。

也想起了那位大哥在雨里递给我的伞，伞骨上雨点像一串密密的鼓点，催人往前走的节拍。

我知道，很多事已经过去，很多事正在来。

有人问我：“你现在还惦记当年那个名额吗？”

我把搪瓷缸端起来，抿一口，茶不烫，刚刚好。

我说：“惦记过，现在不惦记了。”

我又说：“名额像一张票，有人先上车，有人晚点，只要路是往前走，晚一点也能到。”

这话听着像安慰，却是几年硬熬出来的实话。

日子是熬出来的，不是比出来的。

不比，把手头的螺丝拧紧了，把心里的虚焊补牢了，东西就不抖，人也不抖。

我把卷帘门轻轻放下，留一个不大不小的缝，让街上的气息还能进来一点点。

半导体里那首老歌唱到副歌处，词简单，曲子朴素，像一个人在台上站稳了再开口。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听歌，听到一句“从前的日色变得慢”，我不由得笑了一下。

日色究竟是慢还是快，没一个准数。

但我知道，慢的时候要稳，快的时候要稳，更要稳。

几天后，我回村给小学的音响做例行检查。

操场边新栽的杨树叶子青，风过像揉了一把绿绸子。

校长把一袋苹果塞到我手里，说：“你老忙，还总来。”

我笑：“不忙，不忙，顺路。”

他说：“孩子们都记得你。”

我说：“记得学校的声音就好。”

声音是个好东西，声音里有秩序，有时间，有彼此。

走出校门，看到大姐在路边晒被子，阳光打在棉花上，亮得像刚洗过的瓷。

她看见我，招手：“老三，来屋里喝口水。”

我说：“一会儿。”

她说：“整的。”

我笑着点头，心里暖了一下，像有人把一团棉塞进了胸口。

回城的路上，夕阳从地平线探过头来，像一只温顺的猫靠在肩上。

车窗外的田地一块块往后退，像书页被翻过。

我抬手摸摸搪瓷缸，那个磕口还在，像一个小小的记号。

记号告诉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店里，新来的徒弟把台面擦得发亮，工具按顺序摆齐，风枪的电缆盘成了圆。

我看了一眼，心里舒服，像走进一间收拾好的屋子。

他问：“师父，明天那批板子来不来？”

我说：“来，别急，说明书再看一遍。”

他说：“记住了。”

我点点头，又补了一句：“看完说明书，再摸板子，心里有数，手上才稳。”

他笑，说：“记住了，记住了。”

我笑，转身去关灯，灯灭下来，屋里不黑，因为窗外有路灯。

我知道，明天还会有新的人推门进来，有老朋友，也会有新面孔。

有人来修旧机子，有人来问新型号的屏，有人只是路过，站在玻璃外看一眼价目表，点点头，走了。

我不急着招揽，也不急着挽留。

我相信，东西修好了，人心自然回来。

夜深一点，半导体里又传来一段戏曲，嗓音清亮，字如珠落。

我忽然想起从前在村口站着的那个年轻人，心里有气，有不甘，嘴上只说了一句“别往心口上戳”。

如果他能看见如今的我，他大概会松一口气，也会笑。

他可能会说一句方言：“整的。”

我会回答：“整的。”

两个人站在时间的两头，隔着一条过来的路，给彼此打一个手势。

然后，都往前走。

有时候，邻里会在门口聊上一阵。

老王推着自行车，说：“老三，厂子那边又找你去看一台老设备。”

我说：“行，明儿去。”

他笑：“你这人，还是那么中。”

我说：“哪里谈得上，都是互相照应。”

他说：“互相照应，日子就不慌。”

我点头，这话说得稳。

后来，厂里又请我去做一套新线的备用电源，我带着两个徒弟去，年轻人眼睛亮，我心里也亮。

现场测试时，几盏指示灯按顺序亮起，工人们掌声不大，却很实。

有人朝我竖了竖拇指，又很快把手收回去，继续干活。

他们的手套上有油印，眼里有光。

我想起多年前站在招工榜前的心情，像风里飘着的尘。

尘埃落地的声音听不见，落地之后的路却看得见。

临近傍晚，我把店门拉下去一半，留着那条不大不小的缝。

半导体里播完新闻之后，又放了一小段评书，讲江湖，讲义气，讲一个人怎么守住自己的那点尺。

我在门内橱窗边坐了一会儿，听完一小段，心里稳。

我知道，明天早上，卖豆腐的老乡会推着小三轮来，闺女的手机要做洗板。

我知道，中午会有个老爷爷来换手电筒的电池。

我也知道，傍晚会有一个孩子牵着母亲的手来贴膜，贴完会很仔细地吹掉那一粒肉眼看不见的灰。

生活就是由这样一件件细小的事缝起来的，像母亲当年在灯下纳鞋底，一针一线，慢慢密起来，穿在脚上才不硌。

我看见窗上的自己，眉眼里的褶子深了，眼神却更稳。

我心里有一条简简单单的线，把过去和现在穿在了一起。

线的另一端，连着父亲的咳嗽声，连着母亲的缝纫机，连着小琴的笑，连着孩子的呼吸。

再往远处，连着村口的油布，连着小卖部玻璃后面的白糖块，连着那张红条上的名字，连着那把雨里的伞。

我伸手按了一下半导体的旋钮，杂音过去，声音清。

那声音里，仿佛有很久以前的风，和今天的光。

我轻轻把卷帘门放下，门底与地面接触的一刹那，发出一声不响也不重的“咔”。

街道上的灯还亮着，像有人在夜里低头读书。

我在门内稳稳站着，心里像按下了一个开关，静，亮，稳。

我对自己说一句话，不出声：“就到这儿吧。”

这句话不是结束，是把今天收在一个干净的地方。

剩下的，都在明天的那一杯热水里。

来源：美好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