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1年8月23日晚九点过一点，你是上海人？”毛泽东用并不标准的沪语冲着眼前的姑娘打趣。舞池里灯光昏黄，圆舞曲的拍子恰好转到高潮，姑娘怔了半秒才反应过来，连声答“是”。这一声应答，把一段持续十多年的忘年情谊拉开了序幕。

“1961年8月23日晚九点过一点，你是上海人？”毛泽东用并不标准的沪语冲着眼前的姑娘打趣。舞池里灯光昏黄，圆舞曲的拍子恰好转到高潮，姑娘怔了半秒才反应过来，连声答“是”。这一声应答，把一段持续十多年的忘年情谊拉开了序幕。

当天，庐山会议已进入尾声。高强度的讨论让与会者精神紧绷，江西省副省长汪东兴临时安排了舞会，意在活络气氛。省农垦厅文工团被点名进山助兴，二十岁的邢韵声就在队伍里。她原本只是被排到最后顺位，却因主席迟到而意外成了那一夜的第四位舞伴。毛泽东牵上她的手时，指尖触到一层细密的老茧，“你这孩子干过粗活？”他侧头询问。姑娘低声答“排练道具，常搬木箱”，声音细如丝。毛泽东没再深问，只说：“劳动能克服娇气，我那女儿娇娇要是有你这股劲就好了。”

“我女儿娇娇跟你长得有几分相似。”话音刚落，他突然笑了。这句话来得太直白，邢韵声鼻头发酸，想起早逝的父亲，当场掉泪。毛泽东忙把节拍放慢，轻声安慰：“别哭，你也是我的孩子。”他们跳完一曲后，一并坐到舞池边说话。主席聊到瑞金岁月、到上海开会时爱吃的小笼包，还学着上海腔念“阿拉”，逗得周围人频频侧目。舞会散场，庐山的夜风透凉，姑娘回到宿舍却难以入眠，不敢相信竟能与国家领袖如此近距离攀谈。

有意思的是，第二天午饭前，主席的警卫员把她带到美庐别墅。毛泽东递给她一碗汤说“多喝点，排练消耗体力”。随后又问：“听说你有对象？”姑娘点头，他哈哈一笑：“好事，我是老革命，可不爱做媒人。”一连几日，邢韵声陪主席散步、吃饭，偶尔舞蹈动作请教，也被建议多读书。此间的亲近，迅速传遍几个文工团。团里的小姐妹想和主席合影，她被推为代表。毛泽东欣然同意，却提醒要“先找汪东兴”。拍照当天阴云密布，快门按下那刻云层刚好裂开一条缝，阳光泼在姑娘们的白衫上，照片里每个人都笑得晃眼。

会议结束前，邢韵声想去告别，几次站在别墅外都退回来。临走那天清晨，主席的警卫员亲自来敲门：“主席等你。”姑娘心慌意乱冲进去，只说得出“主席您要走了呀”。毛泽东拍拍她肩膀：“朋友嘛，总要道别。”他桌上摆着一只刻度模糊的老怀表，她见状脱下母亲去年托人从上海买的英纳格：“您眼不好，这块新表清晰些。”主席愣住几秒，随后把表揣进口袋：“行，我天天给它上弦。”说罢抽出一份折好的手稿——《七律·长征》，用手绢裹好递过去，叮嘱“别给别人看，省得起妒。”

10月，南昌秋风刚起，邢韵声把一封试探性的信寄往“北京中南海保健院”。她在信里写：正准备自学考大学。没想到十来天就收回信，毛泽东用“父亲”落款：同意你的计划，好好温习功课。可这封信差点让汪东兴抓狂──首长住址属于绝对机密，他批评保健护士吴旭君，吴旭君只好硬着头皮去“教育”主席。毛泽东才明白问题所在，连声说“下不为例”。信封地址很快改成“北京第17支局106信箱”，寄件人写吴旭君收。小小插曲后，通信继续，内容从唐诗宋词讨论到演员基本功，有时也谈江西饭菜里的辣椒要少放些盐。

1962年3月，毛泽东到南昌视察，特地把“上海女儿”叫来。那时她已新婚在身，学业受阻。毛泽东叹了口气：“身体要紧。”他记得那只英纳格，于是托驻瑞士使馆买了一块表，5月在上海陈丕显家拿给她：“别说是我送的，就当母亲买的。”谈话间，她被屋角落地收音机吸引，毛泽东见状制止：“没用过的东西别乱动，弄坏了主人不高兴。”随即递来个苹果，让她连皮吃：“皮里维生素多。”姑娘笑着照做，却感慨南昌难得买到好苹果。这句话让主席沉默多时，屋里空气一度凝滞，没人敢出声。

送别时，护士吴旭君把一个信封塞到邢韵声手里：“主席交代的。”一千元现金，折成最小方块。那在当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邢韵声没敢推辞，只觉手心发烫。离开上海的火车开动，她在车厢过道站了很久，摸着口袋里的手绢和诗稿，心里五味杂陈。

此后十余年，两人再未谋面。1976年9月9日清晨，广播传来噩耗。邢韵声怔在客厅，半天才发出声音：“主席走了。”她的丈夫以为是普通悼念，没想到妻子哭到几近昏厥。从此，一有烦闷，她便独自去毛泽东纪念堂，坐到闭馆才离开。2002年搬到北京后，这个习惯更频繁了。

有人得知她手里藏着《七律·长征》原稿，愿出高价购买。她摆手：“那是朋友的礼物，不卖。”手绢已发黄，字迹却仍清晰。她把那张纸放进可以上锁的小木匣，连同英纳格的包装盒一并收藏。每逢给后辈讲起庐山那夜，总会重复那句话：“他先问我是不是上海人，然后说把我当女儿。”对方若追问细节，她常笑而不答。至于错认一事，她后来想得很开：错也好，认也好，几十年过去，重要的只剩这段情分。

来源：说说历史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