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媒体《NS歼》8月25日刊发的一篇长篇分析，美国防务专家安德鲁·拉瑟姆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第六代战斗机歼-36，是美国空军F-47“下一代空中优势”（NGAD）项目的最大挑战，甚至是终结者。
美国媒体《NS歼》8月25日刊发的一篇长篇分析，美国防务专家安德鲁·拉瑟姆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第六代战斗机歼-36，是美国空军F-47“下一代空中优势”（NGAD）项目的最大挑战，甚至是终结者。
文章指出，美军的NGAD计划意在通过F-47打造一款性能极致、智能化协同、无人僚机配套的制空平台，维持其在西太平洋方向的绝对空中优势。
然而，中国在歼-36上采取了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战略路线：既要追求六代机的先进性能，又必须保证足够的量产能力。
报道特别强调，歼-36并不是歼-20的简单升级版，而是一款重新定义的多用途空中作战中枢，拥有隐身、长航程、大载荷和高指挥能力的综合优势。
这意味着在未来的高烈度冲突中，F-47将面对一个不仅足够先进且能铺天盖地部署的对手，美军长期以来赖以维系的技术压制模式很可能失效。
如果美国仍执着于少量高价的精品机队，而无力与中国的高端战机量产能力相抗衡，那么美军的空中优势将首次被根本性撼动。
F-47图片
在技术性能层面，歼-36与F-47是同一级别的武器，歼-36在某些领域甚至更贴近未来空战的需求。
歼-36采用无尾双三角翼设计，优化雷达隐身与气动效率，最大起飞重量超过50吨，具备轻型轰炸机级别的航程与载荷能力，这意味着它不仅能制空，还能承担远程突防、联合打击甚至战区指挥任务。
双座并排布局大幅提升了任务冗余与信息处理能力，使其更像是一个空中战术节点而非单纯的战斗机。
F-47的路线则不同，更强调极限机动性、传感器融合与AI驱动的忠诚僚机协同，在单机性能上追求更高的态势感知与机动能力。
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F-47会在对抗中占据压倒性优势。
相反，歼-36更偏重任务多样性和体系内协作，与无人蜂群、预警机、地面火力的配合潜力巨大，而这恰恰契合未来网络化作战的趋势。
从技术成熟度来看，中国在歼-20项目上已经成功实现隐身材料、航电融合和国产发动机的量产突破，歼-36将继承并升级这些成熟技术。
综合对比可见，F-47或许在极限性能上稍有领先，但歼-36的综合设计理念更贴近未来空战体系，更何况中国不只有歼-36这一型六代机。
中国六代机
美媒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原则。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道：“数量优势，是胜利最常见的决定性要素。”
在现代高技术战争环境下，这句话依然成立，但其内涵已经从单纯人力堆叠扩展为体系规模与资源冗余。
现代空战不再是单机对单机的比拼，而是多平台、跨域、全体系的联合作战。
美军即便拥有同级别的F-47，一旦机群规模有限，就无法在战区建立持久的空域压制，也难以为预警机、加油机等高价值节点提供有效防护。
相反，如果中国能够同时投入数量庞大的歼-36与大量无人僚机，通过蜂群战术、饱和打击、电子压制等手段，形成对美方关键节点的集中火力突击，哪怕F-47单机性能领先，其作战体系也会被逐步消耗殆尽。
战争的本质从来不是比谁的武器更先进，而是比谁能够更快补充损失、更久保持优势。
如果一方损失五架后能迅速补充，而另一方损失一架就是战略打击，胜负的天平自然会倾斜。
这就是为什么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数量优势在现代战争中被重新定义：不是无限堆砌，而是在关键节点、关键时刻，集中比对手更多、更可消耗的高性能平台。
在这方面，F-47高昂的成本与缓慢的产能将成为美军的最大漏洞。
中国六代机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数量优势并非未来才会出现，而是已经在五代机时代被验证。
过去十年，中国歼-20从首次亮相到批量列装，仅用不到八年时间就交付超过200架，预计到2030年服役规模将达到800架，成为全球隐身机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
中国的产能优势是体系化提升：从隐身蒙皮材料到航电系统、从发动机总装到雷达批量制造，几乎实现了全链条国产化。
这意味着中国可以在不依赖海外供应链的情况下，按照作战需求自主调整生产节奏。
而F-22早已停产，F-35虽然理论上计划年产一把多架，但过去三年美方多次因供应链断裂和质量问题降产。
至于F-47，单机造价可能超过3亿美元，注定是一种高端孤品，不可能进行战损替代性的快速量产。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军工体制与美国完全不同，具备在战时迅速整合资源、切换产线的动员能力，而美国高度商业化、跨国化的军工产业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
这也是为什么美媒在报道中会表达隐忧：歼-36的威胁不仅在于它本身足够强，更在于中国拥有持续造出更多歼-36的能力。
一旦进入高烈度消耗战，F-47即便在局部战场表现优异，也会被歼-36的规模优势和补充能力拖入战略被动。
而中国已经在五代机阶段完成了量产体系的工业基础建设，歼-36的部署只是将这种优势扩大化。
来源：军情作家陈曦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