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院里守灵的屋子在最里面一排,纸花洁白,像从雪地里刮下来的一层光。
我后来常想,九三年的冬天格外早。
院里守灵的屋子在最里面一排,纸花洁白,像从雪地里刮下来的一层光。
大铁盆里的炭火烧到半截,噼里啪啦掉渣,红里透黑,像一口深井里冒出的星。
人群把声音压低,像隔着厚棉被说话。
“你记着,三下,不多不少。”
她当众拍了我肩膀三下,掌心不重,却像在我心口敲木鱼。
屋里的人齐刷刷看过来,张婶儿嘴角抿了一下,眼神绕了个弯儿又收回去。
我在灵桌前,手不知道往哪儿放,只好又给老齐加了一炷香。
门口的老金把军大衣领子竖得高高的,鼻子里“哼”了一声,说话像在口罩里:“小王,照她说的办,别多想。”
我点头,心里却咯噔一下。
三下是什么意思。
是拜托,是交代,还是另一层意味。
九三年这会儿,厂子里刚换了新制度,谁都不愿意被人多看一眼,免得生出不必要的误会。
我叫王建,是小厂里的车工,住老职工家属院二楼东户。
家里有老母、媳妇小敏和四岁的儿子冬冬,屋里摆得紧巴,靠墙是一台缝纫机,旁边一张方桌,上面铺着洗得发白的桌布。
窗台上是一盆万年青,冬天也挺着叶子,像一个人站得笔直。
老齐走的时候,天正落着细雪,像盐末一样均匀地落在青砖上。
他是院里出了名的热心人,谁家灯泡坏了,门把掉了,水龙头滴滴答答漏个没完,敲他门就成。
他从床底下抽出工具箱,三用表、尖嘴钳、螺丝刀一摊,鼻梁上的老花镜往上一推,嘴里咂摸一句:“攒劲儿。”
手下动作不响,却利索。
他还会调半导体收音机,收音不稳的时候,微微一拧,像捻住了一根看不见的线。
丧事由院里邻居凑人忙活。
男人抬桌、支棚子,女人熬粥、折纸钱。
白布从树上拉到墙角,把整个院子罩上了一层薄纱,风吹过,布边轻轻颤,像一口心事没有盖严。
我被按在账桌边,这差事是刘嫂拍我肩上三下安排的。
她说:“你手稳,认人清。”
我想说我近视,夜里容易花,却没开口。
她刚守寡,眼圈肿,眼角却干净,没有多余的泪痕挂着。
她把一个蓝搪瓷缸推到我手边,轻声说:“凉水在这儿,忙累了喝口。”
我点头,说了句“谢谢”。
蓝搪瓷缸后来成了一个心眼,像一只稳当的秤砣,压着我心里那些砰砰乱跳的猜测。
缸底有一圈白边儿,缸身蓝得正,沿口处有一道轻微的磕痕,像一颗被打磨过的牙。
刘嫂说,这缸是老齐当年在供销社排队买的,用了多年小心着。
她的手沿着缸口抹了一下,指背上裂的冻疮缝,像被玻璃冷冷划过的小河道。
账簿是一本灰皮大格本,封皮印着花边,第一行写着“人情来往”,右边竖着“九三年冬”。
我把毛笔蘸了水,墨气冒出来,混着纸钱的灰味,既冷又温。
来人进门,先看一眼遗像,再鞠躬,礼金不说数额,轻轻搁在桌角。
我抬眼看人,低头记名,字不漂亮,却稳当,像车床上拉出的圆柱,有粗有细,但不到处乱。
有人轻声说:“简记就行,别让她太累。”
我点点头,笔尖在纸上走,噗噗作响,像细雨落在油纸伞上。
夜色深下去,炉火从亮红变成暗红,炭灰陷出一个窝。
墙上的老挂钟滴答滴答,像老人的脚步,慢,可稳。
张婶儿凑到我耳边,用围巾挡着气:“你注意点,嘴严。”
我“嗯”了一声。
她又补一句:“人言可畏。”
我笑了一下,轻声回她:“您都说了,我还能不注意。”
她的嘴角动了动,端走了锅台上的粥,脚步不紧不慢。
我在哪儿犯了糊涂,是在那句“三下”上。
拍肩三下,像往我肩上压了个不轻不重的小担子。
有人看见,就容易多想。
我懂这一点,懂归懂,心里还是起伏。
夜里回屋,老母问:“她拍你几下。”
我忍不住笑:“妈,您消息真灵。”
她也笑:“院里墙薄,风一吹,啥都知道。”
她笑里有打量,我就实话实说:“三下。”
她点点头:“记事的意思,别想太多。”
我嗯了一声,心里放下了一半,又提起了一半。
屋里冷,手上烟灰怎么也搓不完,洗了两遍还是黑一道白一道像年轮。
儿子在被窝里睡得香,呼吸均匀,鼻尖红红的。
我给他把被角掖好,站了一会儿,心里暖起来。
媳妇看我一眼,翻身背过去。
她平日里不这样,她平日里就算累,也会说一句“你也辛苦”。
我心里一紧,但没问。
我知道这两天人多嘴杂,她也在琢磨。
第二夜守灵,我照例坐到那张小桌前,蓝搪瓷缸边沿留下几道水印,像树的年轮加了一圈。
刘嫂来回应客,腰板挺着,手里握着一方白手绢,隐在袖子里来回拧。
她从不乱哭,哭,是憋气时咬住牙,让眼泪绕回去。
我看在眼里,心里酸,像含了一小口醋,慢慢散开。
我想起前年冬天,老齐背着煤筐上楼,楼梯口差点滑了一跤,她飞快一把搀住,他回头笑骂了一句“咋整”,大家都笑了。
夜里一点多,炉火要灭了,我去找煤球,门口小赵说:“你去,我替一会儿。”
我把蓝缸递给他,他摆摆手:“你喝,嘴都裂了。”
我没推,咕嘟喝了两口,凉水顺嗓子流下去,胃里像亮了一下灯。
这时候刘嫂走过来,指了指账簿,压低声音说:“等会儿你跟我来一下。”
我点头。
她又轻拍我肩三下,像把三颗钉子一下一下拧紧。
两点半,来人渐少,屋内的风声也小了。
她把账簿用白布包好,郑重地塞到我怀里,示意我跟她出去。
风从屋檐下面一穿,嗖地钻进衣领,我缩了一下脖子。
院子里水泥缸边结了薄薄一层冰,脚踏上去“咔嚓”,碎成白花。
她领我绕到后窗下的小道,那里有一盏昏黄的路灯,光晕暖暖的,像一个小小的罩子。
她说:“三下,是我们那边的规矩,拍了,就记着这份信。”
她看着我,话不重,却有一股劲儿:“我一个人记不住,怕丢,怕错,怕人误会,你懂。”
我点头,认真地说:“懂。”
她把一串钥匙放到我手心,冰凉,像一把薄薄的铁片:“我困,怕打盹,账簿你先拿着,三点再给我。”
她不是命令,是托付,像把一锅开着的小火交给人,嘱咐别溢了。
我捏着钥匙,回到灵屋,盯着墙上的钟,看它一格一格地走。
三点,指针对在正上方,滴答声像敲在空屋子里。
我去她的门口,轻轻敲了两下,没有应声。
我肚子里一紧,第三下刚抬手,门“咔嗒”开了。
她披着一件灰毛衣,头发有点乱,眼睛里有疲意,一看见我,神色微怔。
我把白布包着的账簿递过去,顺口说:“怕你睡过去。”
她接住,像抱住一个轻轻跳动的东西,点点头,声音低低的:“谢谢。”
我看见她眼角亮了一瞬,又压了下去。
她朝我肩上轻轻拍了一下,不是三下,是一下,像点头回礼。
我转身离开,心里那一瞬的热度没消,像衣袋里藏了一团暖气。
第三天,天色亮得快了一点,屋顶上薄雪退下去,露出一层湿亮的瓦片。
人多了,忙得紧,我被叫去搬桌椅,又赶回来盯账。
回到桌前,灰皮账簿不见了。
我的心像突然被人从背后一推,往下一沉,手里还握着毛笔,笔尖在半空里抖了一下。
张婶儿皱眉:“账呢。”
有人在旁轻轻“咦”了一声,接着又有人低声议论:“这就不好办了。”
我舌头发干,嗓子里像卡了一小片木屑:“刚刚还在。”
我弯腰找,桌下,凳子脚旁,纸花后面,都没有。
门口的风把白布吹出一个鼓,像有人在里面呼吸。
我看向刘嫂,她正端着粥,放下碗,走到桌前,站得笔直。
她目光落在我脸上,平静地说:“丢哪儿了。”
她没有责备,只有询问,像在找线头。
我喉咙一紧:“我去屋里看看。”
我迈步,鞋尖蹭了一下门槛,差点绊倒。
我的背一下就被汗浸了。
人情账,丢不得。
丢了,不只是数,一屋子人的心也会乱。
我进她屋里翻,桌面翻过,柜门开了,又去翻糖缸,甚至翻了被褥缝。
没有。
门外的声音细细碎碎,像麻雀在树上叽叽喳喳。
我正要蹲下,刘嫂跨进屋,两步到老式大衣柜前。
她手指摸到第二层隔板边缘,指腹在那儿一抠,抠出一个薄薄的夹层。
她把板条往上一掰,啪地一声,灰皮账簿安安静静地躺在里面。
她用手背轻轻扫掉一点灰,递给我,声音不高:“在这儿。”
她补了一句,像对着空气说:“他生前总爱把要紧的东西塞这儿,说保险。”
她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丝温和的回忆。
人群像被谁按了暂停,紧接着轻轻地吐出一口气。
有人笑了:“吓一跳。”
老金把手在衣襟上擦了擦,低声说:“他那习惯,走了也还在。”
我接过账簿,心里那个坠子被人提了一下,重新挂在原位。
刘嫂看我,平缓地说:“不是你的错。”
四个字,像一把伞,稳稳罩在我头上。
她又轻轻拍了我肩三下,一个节奏,一个气口,像是把秤砣又按了一按。
她说了一句:“有我呢。”
我点头,喉咙里那口气才落了地。
后面的事情顺了许多。
唢呐进门,号声长,纸花摇,灯芯咝咝响,像雨前的树叶擦肩。
孩子们躲在门后露出眼睛,小声学着唢呐的调子“呜——”,大人们听见也只笑笑,不去止。
我在水房排队打热水,蒸汽扑在脸上,像刚搁上的热毛巾。
刘嫂拎来两只搪瓷碗,一碗递给我,里面漂着一层薄薄的米油。
我们一人喝一小口,把碗放在地上,轮流接着喝。
不用多说,一个眼神就明白了。
我终于懂了,她当众的三下,不是把我推出去,是把我拉进来。
她一个人背不住这么多事儿,她给自己钉了三颗钉子:账簿,搪瓷缸,拍肩三下。
有形的钉子,挂住无形的心。
我想起多年前一桩事。
那时候我家的半导体不响了,台在那儿,灯不亮。
我拿着去找老齐,他那晚吃面,碗里漂着油星,他把筷子一放,戴上老花镜,笑说:“别急,慢慢来。”
他把三用表递我手里,指着电阻的色环让我对照:“看见没,棕黑红是啥。”
我支支吾吾地说了个大概,他笑了一下:“差不离。”
他接着说:“日子呀,都是一点点抠出来的,抠到最后,都是人情账。”
我当时没懂这句话的重量,现在才明白,他是教我一个不用电的理。
丧事收尾那天,账簿上最后一行封笔。
我们把礼金扣除开支,余下的装进一个棉布袋,系了双结。
我把账清清楚楚写在纸上,分项列明:桌椅、白布、纸钱、花圈、唢呐班子、炭。
每一笔旁边写了使的人名,谁拿了钱谁签字。
最后一行写“余款若干,交刘某保管,用于回礼”。
纸落在桌上,声音很轻,但心里稳。
我抬头看她,她看我,点头,签上名字。
她的字瘦长,像细细的线,扎得稳,不飘。
这时我才敢正眼看她的脸。
她的脸色白了一点,不再用力撑着那层硬壳。
她看了看那只蓝搪瓷缸,拿起来递给我:“拿去。”
我忙摆手:“不行,那是老齐的。”
她笑了一下,眼神平静:“东西在谁手里都一个用。”
她顿了顿,认真地说:“你拿着,回头再还我。”
她看一眼收音机的方向,又说:“家里有响儿,心里才不慌。”
我这才懂了,响声不是收音机那点嗡嗡,是生活的响声。
锅盖咕嘟,水壶呜呜,孩子笑,缝纫机哒哒。
人活着,得靠这些响声把日子撑起来。
我把缸抱回家,儿子非要拿它当鼓敲,我忙按住他的手,小声说:“轻点,这个不能磕。”
媳妇看我一眼,终于开口:“这两天你辛苦。”
她顿了顿,又说:“前晚我有点多想了。”
我看着她,知道她说的是什么。
院里人多嘴杂,她心里一时不舒坦,也在理。
我把蓝搪瓷缸放到桌上,发出一个闷响,说:“她怕睡着让我三点敲门交账,三下,是她说的规矩,记信的。”
我看着她,认真地说:“你要是心上有疙瘩,就问我。”
她的脸一下就缓了下来,轻声说:“我知道,你这个人实在。”
她嘴角抿了一下,像藏了笑。
我心里那口气顺了,屋子似乎也亮了一点。
厂里的事,也在这个时候拐了个弯。
车间最近管得紧,迟到扣钱,有人心里不痛快。
我这几天请假了,主任板着脸让我补班,我嘴里应了,心里也急。
小赵看在眼里,把他的夜班让给我,他轻轻说:“你白天家里忙,你晚上来,我白天扛。”
我拍了拍他肩膀,说:“谢谢。”
他摆手:“邻里之间,搭把手是应当的。”
晚上,我把老齐的半导体翻出来,摆到桌上,拧开后盖。
儿子趴在椅子上看,我拿小刷子把灰一点点掸掉,动静不大,却有一种安定。
螺丝刀碰在铁片上的声音像针在瓷碗上走,细,清楚。
我按他教我的法子,把电容上的灰擦掉,检查焊点,重新焊了一处。
通电,灯丝暗暗亮起,先是“滋啦”的噪,拧一拧旋钮,一道男声从远处靠近:“这里是……”
媳妇扭头看我,眼睛里是真正的亮。
儿子拍手:“有响儿了。”
我笑,心里想说一句“攒劲儿”,又咽回去。
第二天,我把收音机抱回刘嫂家。
她的窗台上摆着一个玻璃花瓶,里面插着塑料花,紫的红的,有点亮,但在冬天里也算有色彩。
她在缝枕套,脚下踏着缝纫机,皮带转动,声音“哒哒”,像心跳。
我把收音机放在桌上,说:“修好了。”
她抬头,愣了一下,手停住,再抬眼,眼睛里有一点喜色,随即被她压平。
她插上电,轻轻一拨开关,先是低低的嗡,接着是一段京戏的锣鼓,圆润地滚出来。
她笑了,笑得像冰层下面冒出的一股泉。
她轻声说:“有响儿,家里就不空。”
我点头,说:“对。”
回去的路上,风从楼道里直往上窜,吹得楼梯扶手都是凉的。
我在二楼拐角处停了一下,手摸了摸蓝搪瓷缸的沿儿,那道白边儿冷里透着滑。
我忽然想起她当众拍我肩的三下,第一下是托付,第二下是承担,第三下是放心。
人活一辈子,有时候就需要这样三下,不多不少。
后来的日子里,院里修水管,墙刨开一条长缝,水泥碎块堆在墙根,孩子们捡了去打水漂。
卖炸糕的小摊又冒出来,油锅里“滋滋”响,冬天的风里带着一点热油香。
有人说,这几年变得快,彩电出了新款,厂里也要引进机器。
快就快吧,人心别快得乱就好。
慢慢来,慢也有慢的好,慢能把一口饭嚼出味道。
老母说:“你看,咱楼里的人,总能搭把手。”
我说:“大家都不亏心。”
清明前的一个周日,我和小赵一起去扫了老齐的坟。
山坡上草刚冒头,软软的。
我们把纸花插好,站着没说话。
风不大,衣襟微微动。
回来路上,小赵说:“老齐那人,实在。”
我点头,心里“嗯”了一声。
有一晚,我从夜班出来,月亮像刚从水里捞出来,薄薄的亮。
回到院门口,灵堂早撤了,只剩下门洞边两支小竹竿和地上的纸屑,白白地趴在砖地上。
风过时,纸片轻轻动,像有人远远地招手。
我停了一下,想起他用三用表教我看色环,想起那句“日子都是一点点抠出来的”。
我笑了笑,转身上楼,脚步放轻,怕惊着什么。
走到二楼转角,我回头看了一眼,心里忽然觉得,人情这东西,其实就是在夜里伸手去摸别人的门,手没有碰空。
过了些天,我把蓝搪瓷缸洗净,擦干,送回给她。
她接过,笑着说:“你等哈儿。”
她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条白毛巾,新,折得齐齐整整,递给我:“冬冬擦脸用。”
我愣了一下,说:“这个……”
她把毛巾塞进我手心,声音轻却稳:“来而不往非礼也。”
她的语气认真又轻松。
门口的风吹起她的碎发,像小草轻轻摆了一下。
我回到家,儿子拿着那条白毛巾在鼻尖上蹭,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儿。
媳妇看着我,笑笑,说:“这才像个家。”
我说:“是。”
春天慢慢把颜色从灰里拧了出来。
院里树上冒了芽,嫩得像孩子的耳垂。
晾衣绳上夹了一溜的衬衣,风吹过,衣角拍着墙,啪啪像有人敲门。
厂里又忙了起来,车床叮当,油味在空气里绕着,像一条温吞的河。
我不再躲着那三下,它落在我的肩上,成了一种提醒:凡事先把心放稳,先把手放稳。
到了夏天,厂里发了一次奖金,数目不大,却够把家里的桌布换成新的。
媳妇挑了一块蓝底小花,铺在桌上,端端正正。
我把半导体收音机安在角落,调到小声,让它一个人慢慢地说。
老母端着绿豆汤从厨房出来,汤面光亮,笑得慈和。
儿子拿着白毛巾在屋里跑,毛巾像一面小白旗,飘来飘去,发出清清爽爽的气。
我忽然觉得,这屋子比去年亮了一圈。
也许不是屋子,是心。
秋天的时候,家属院的墙头攀上去几根南瓜秧,挂着圆圆的果。
晚饭后,我在院里坐一会儿,看孩子们跳皮筋,听收音机里播评书。
评书先生的嗓子怯怯的,却稳。
他讲到一个人走夜路,摸黑摸到一个门,门后有人轻轻应了一声“哎”,那人立马就不怕了。
我听着,心里想,这不就是人情。
有一次我下夜班回得晚了,走在楼道里,脚步声空空的。
二楼转角处,总会想起那三下。
第一次,托付。
第二次,承担.
第三次,放心。
三下,不多不少。
我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做事要快,要有声,恨不得刀刀见金。
到这个年纪才知道,有些事要慢慢熬。
熬的不是时间,是一口气。
气顺了,路就顺。
后来,刘嫂也找了个稳定的工作,在附近的服装小作坊帮忙,手巧,活稳,老板娘夸她眼准手干净。
她的脸色渐渐有了血色,说话也比以前多了几句,遇见我,总是先笑笑,问一句:“回来了。”
我点头,说:“回来了。”
她家的窗帘换了浅绿色的,屋里放了一张小茶几,上面有一本剪报的杂志夹子,里面夹着她收集的家常小菜的做法。
我每次去帮着搬点东西,或修理一下小插线板,总会看见那本夹子悄悄躺在那里,像把日子收拾出了纹路。
我偶尔也会想起最初那个夜晚,她当众拍我肩三下引来的一圈目光。
那些目光后来都散了,像风把纸灰吹远。
留下的,是彼此心里的一块踏实地。
又一年的冬天,天也早黑,雪丝丝地下。
我下班回来,经过老齐家门口,听见收音机里正播着天气预报,声音清,节奏慢。
那一刻,我站住,心里觉得,屋里有响,屋里有人,在。
日子并没有变出什么花样,还是那口锅,还是那台缝纫机,还是那串钥匙叮叮当当。
变的是心里的秤,秤杆更稳,秤盘不晃。
我也不再害怕别人看我,或说我。
只要心里有一杆秤,脚下就有路。
我常把那三下当作一个小小的仪式。
遇到为难的事,在心里拍自己三下,告诉自己:托付,担当,放心。
有一次,厂里换了新机床,我学起来慢,手背被磨出一道口子。
我没急,照着图纸一点点对,像当年对照色环那样。
小赵看在眼里,笑说:“你还是老样子,稳当。”
我笑回去:“稳当点儿,少犯错。”
他摆摆手:“这个道理,好使。”
晚饭后,我给儿子讲那几年院里的人情来往,说起老齐,说起张婶儿,说起老金。
儿子看着我,眼睛里亮亮的,问:“为什么她要拍你三下。”
我说:“让人记住,记住不是为了背,而是为了心里有数。”
他点点头,又问:“那如果别人不拍呢。”
我说:“那就自己拍自己三下也行。”
他笑出声,跑去拿白毛巾,装模作样在肩上拍了拍,轻轻的,像一只小手在风里摆。
夜深的时候,我坐在窗边,听窗外风擦过树梢,听楼下有人锁自行车的金属声轻轻一响,听远处的车轮压过积雪发出“咯吱”的声。
桌上的小闹钟滴答走着,稳稳的,不紧不慢。
它没老齐的挂钟那么沉,也没收音机那么响,却有一种不动声色的放心。
我把那一年冬夜往回翻,翻到她第一次拍我肩,翻到三点钟敲她门,翻到丢账簿又找到的那一刻,翻到她说“不是你的错”,翻到“有我呢”。
我忽然明白,很多时候,误会不怕,怕的是不问。
问一问,就像在夜里摸着了墙上的开关,啪的一下,屋里亮起来。
亮到什么程度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一直黑着。
我又想到她递给我的那条白毛巾,像一块薄薄的光。
那后来被儿子用旧了,毛边起了小圈,摸起来软得很。
我和媳妇商量,把毛巾洗净晒干,叠起来,放进柜子最上层。
它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小小的纪念,纪念那三下,纪念一个冬天的守候,纪念一个人走去另一个人站定。
日子长,人的心也要长。
我在心里给那种风格取了一个名字,叫“稳”。
稳里有热,稳里有光,稳里有彼此搭的一把手。
院门口的小广播还会在清早响起,卖豆腐脑的小车从巷口慢慢推过,碰到车辙时,“哐当”一声,清脆。
孩子们的笑声随之跑起来,像一串泡泡。
我把蓝搪瓷缸又擦了一遍,放在窗台上,阳光一照,白边儿亮亮的。
我想起那时她说“家里有响儿,心里才不慌”,就知道,响声其实在每一个人的手上。
你把该做的做了,把能担的担了,那响声就来了。
我写到这儿,忽然听见楼道里传来一记轻轻的敲门声。
不是敲我家的,是邻居家的。
我听着,心里也回了一声“哎”。
我站起来,把窗户关了一点,屋里更暖了。
这故事就到这儿。
剩下的,让日子自己去说明。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