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1年9月，81岁的张克侠坐在办公桌前，翻阅刊载着自己回忆录的《革命史资料》。翻至一篇文章时，他骤然躬身，睁大双眼细读，终至泪流满面，喃喃自语：“终于找到你了！”
张克侠（哥哥）
张树棣（弟弟）
1981年9月，81岁的张克侠坐在办公桌前，翻阅刊载着自己回忆录的《革命史资料》。翻至一篇文章时，他骤然躬身，睁大双眼细读，终至泪流满面，喃喃自语：“终于找到你了！”
这位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的老革命家，是1948年淮海战役率部起义的“佩剑将军”（电影《佩剑将军》主人公原型），他寻找的，是亲生弟弟张树棣。张树棣毕业于潞河中学，是通州第一个党支部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在东北从事地下工作（电影《悬崖之上》谍战场景即源自其经历）。自解放后，张克侠便四处打听弟弟音讯，直至44年后，才从这篇文章中得知，张树棣已在1937年牺牲。这一幕，既是巧合，更是一位隐蔽战线老战士多年心愿的了结。
【一】
通州新城南街是条有500年历史的老街，清末民初因临近南地，聚居着不少教职人员，开化较早，街道南侧还有公理会“正道堂”。1911年辛亥革命后，11岁的张克侠结束颠沛，随母亲与一妹一弟从河北获鹿县迁居通县，住进新城南街6号——一处紧靠西仓围墙、仅一进院的逼仄院落。
在通州的日子，是张克侠早年难得的稳定时光，也是他思想蜕变的起点。他就读于教会办的北平汇文学堂，一边用功读书，一边翻阅中外名人传记，渴望学成本领为国效力。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为称帝对日屈服，张克侠义愤填膺，积极参与集会示威、宣传抵制日货。运动中，他在日记中叩问：“堂堂中华，为何受小小日本宰割？”最终得出结论：“政府腐败，军队无能。”自此，他决心弃文习武、投笔从戎，以振兴祖国。
1916年，张克侠做出令家人震惊的决定：放弃升大学，报考北京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开启了跌宕起伏的革命戎马生涯。
【二】
通州新华大街路北的万寿宫，曾是当地最繁华的“小天桥”，河渠北岸摊贩林立、书馆戏园云集，1912年开办的润身照相馆便在此，是通州最早的照相馆之一。1924年春日，人群中，戴黑色瓜皮帽、穿青色长衫的张克侠，领着稚气未消的弟弟张树棣走进照相馆，拍下兄弟俩一生唯一的合影——张克侠坐于前，张树棣站在侧后，右臂轻搭兄长左肩。彼时，张树棣刚入潞河教会中学，张克侠大病初愈，即将南下广州。
自1916年考入清河军校，张克侠便投身艰苦的军事训练，盼着经磨砺后能建设强兵，不再受列强欺侮。此后，受“五四运动”、上海工人大罢工影响，张克侠阅读苏联十月革命文章与马列著作，开始探索救国道路。
1922年，张克侠升入保定军官学校，1923年毕业。彼时军阀混战、国家财政窘迫，同窗多求分配到能发饷的部队，他却选中粮饷困难的冯玉祥西北军——因他认为冯部纪律严明、训练认真，是国家可倚仗的力量。随后，他与董振堂、何基沣等二十余名同学赴冯部任职。半年后，张克侠患染肺结核，咳血不止，只得离队回家。在妻子李德璞寸步不离的照料下，终让他奇迹般康复。
1924年2月，冯玉祥因前妻去世，续娶李德璞的姐姐李德全，张克侠成了冯玉祥的连襟。此时，他接到两条关乎前途的消息：一是冯玉祥邀他返部，许以优厚待遇；二是军校同学李明灏从广州来信，告知孙中山正招募军事人才，盼他赴北伐大本营。一边是近在咫尺的荣华，一边是前途未卜的艰险，刚从生死线回来的张克侠，却毫不犹豫选择南下革命。
出发前，张克侠安顿好家人，与张树棣拍完合影，为不连累亲属，将原名“张树棠”改为“张克侠”。在北洋军阀宪警监视下，他只身登上陈旧海轮，冲破风浪，投身北伐洪流。
【三】
潞河中学西侧的通县复兴庄，距学校北门仅两三百米，村中多基督教民，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潞河中学学生周文彬均居于此。周文彬是朝鲜人，1916年8岁时随父避日军追捕迁居此处，入中国籍，以养牧、种葡萄为生。
1927年夏天深夜，复兴庄一个小院的南房灯光未熄。“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的纪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严守秘密，誓不叛党。”周文彬、宏庆隆、张树棣、康景新、金祥镐、张学渊6人，簇拥在炕桌边，面对墙上党旗庄严举拳宣誓。
此前，1927年春周文彬入党，不久便介绍张树棣入党。在三人影响下，更多潞河中学学生追求进步，成为党的积极分子。经北京地委批准，中共潞河中学支部成立，周文彬任书记，张树棣等5人任委员，这是通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
张树棣生于1910年，比张克侠小10岁，又名双庆，后随兄改名克义，1923年入潞河中学，1927年入党时年仅17岁。彼时的潞河中学，早受辛亥革命洗礼，学生思维活跃，师生争相传阅李大钊等编辑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工人周刊》。北京的马克思主义团体与党组织，也多次派人来通州传播革命思想，而平民夜校便是潞河学生的社会实践阵地，周文彬、张树棣常借此传播革命道理、扩大力量。
1925年6月，他们发动师生、农民上街游行，声援上海五卅运动。潞河中学、通州男师、京兆师范（女师）、富育女中等校推选代表演讲，声讨日英帝国主义罪行，号召全县抵制洋货。随着形势发展，1928年2月，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在原党支部基础上建立中共通州潞河中学中心支部，工作扩展至通州男师、京兆师范、通州东站及附近农村。
潞河中学1928年年刊对张树棣的评价，精准勾勒出他的特质：“在于含蕴的微力里，捏干一切怆凄的泪痕；利用着勤谨的苦志，去求平民的创作；高突出超人的品格，奔走血汗的荒途。百病缠身的强健者呵，我们正等着你哩。”他行事低调、善于观察、踏实细心，看似羸弱，内心却异常坚韧——这为他日后从事地下工作埋下伏笔。
【四】
1933年，南京一间小公寓里，张树棣与久违的哥哥张克侠相见。兄弟畅谈过往与工作，观点多有契合，却仍有一层窗户纸未捅破：张克侠彼时是国民党陆军大学进修的高级军官，张树棣刚从日本铁路学校毕业，正从事学运与工人运动，彼此都未摸清对方的真实立场。
时间回到1927年，张树棣在潞河中学入党时，张克侠刚接到李德全电报，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冯玉祥因北方军阀混战战败出走苏联，接受革命思想后，推荐多名西北军将领赴苏，这成了张克侠信仰转变的契机。在苏学习期间，他思想巨变，认清“唯有马列主义能指导革命，唯有共产党能救中国”，渴望入党，却因身份未获批准。
1929年张克侠回国，随即参与冯、阎反蒋的中原大战。同年7月，他到上海，经中山大学同学、中共党员张存实、李翔梧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特别党员，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遵照党的指示，他重返西北军，任张自忠师参谋长，保持隐蔽身份，不与地方党组织联系，专一完成党交付的任务。
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张克侠考入南京陆军大学深造。即便远离战场，他仍未停止为党工作，常向单线联系的张存实提供军事情报与资料。一次，张存实介绍在第三国际工作的“马同志”（吕一鸣）找他，需一名精通英、日等语言的助手。张克侠猜测马同志是做情报工作的，但是基于党的纪律，他没有深问，没有丝毫犹豫便介绍弟弟前往。他太了解弟弟了，隐约觉得弟弟思想先进，很可能与共产党有关系。张树棣回京后，在协助马同志工作时住在一个白俄人家中，又学习了俄文。没过多久，马同志又介绍张树棣到苏联伯力学习，从此以后，兄弟两个人再未见面。
【五】
1934年的齐齐哈尔，已被日寇占领3年。作为黑龙江省会，这里战略重要，驻有日伪军步兵、骑兵、炮兵及化学战部队，俨然准军事化堡垒。东二道街仁惠胡同1号，一处院墙高耸的独门独院，深夜里，最内侧密封严密的屋子中，一个面容冷峻、目光坚定的男子坐在桌前，面前的短波电台面板小灯忽亮忽灭。他头戴耳机，手指轻触电键，滴滴答答的电波载着情报，传向数百公里外的苏联——此人名义上是《民声晚报》社长闻汉章，实为代号“波波夫”的地下情报人员，其真实身份，正是刚从苏联伯力培训归国的张树棣。
上世纪30年代初，为应对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一批中共党员转入共产国际情报系统。1933年8月，张树棣经组织选拔派遣，赴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远东军区情报部学习，同行的还有未来搭档张永兴。1934年4月，两人学习期满，化名张新生（张永兴）、闻汉章（张树棣），从扎赉诺尔入境，乘火车潜入齐齐哈尔，秘密组建地下国际军事情报站。
他们首先建立齐齐哈尔地下党支部，张永兴任书记，张树棣、许志岚为委员，直属伯力共产国际第四情报科。为掩护身份，张永兴以商人名义开了杂货铺与鞋帽店，张树棣任《民声晚报》社长，许志岚则在日本航空队附近办养鸡场。他们常以“采访”“办货”为名，与日伪人员周旋，搜集情报。
为长期潜伏，张永兴将家迁至仁惠胡同1号。这座宅院房檐宽、院墙高、街巷深、行人少，为设立秘密电台提供了便利。为掩盖充电用电量大的问题，张永兴特意在屋内装了十几个电灯，平时仅用一两盏照明；同时不断变换电台波长与频率。因此，两年多里，日军虽常探测到异常电波，却始终未能找到电台位置。据日伪档案记载，1935年该电台传递情报50次，1936年截至10月传递36次，初期收发报由张树棣负责，1935年底交由张永兴胞弟张克兴。
张永兴与张树棣还积极发展情报人员，至1935年底已有骨干20余人。他们依人员职业与能力分工，明确侦察目标、联络暗号与地点，情报搜集范围远超齐齐哈尔：张永兴曾带王国相赴洮南，以买瓜籽为掩护侦察；张树棣、蔡秀林等人常去昂昂溪、讷河、海拉尔等地的日军重兵驻地搜集情报。
1936年9月，因叛徒出卖，情报站暴露。齐齐哈尔宪兵队立即派大批宪兵、特务监视张永兴住宅及情报站活动场所，分三路包围《民声晚报》社、养鸡场、鸿发园饭馆，实施大逮捕。张永兴、张克兴兄弟等19人先后被捕，1937年1月5日，8人被日寇枪杀于齐齐哈尔北郊。
张树棣与逢褔、鲁子仲3人反应及时，侥幸逃脱。但正如《悬崖之上》所展现的，地下工作者的危险从未消失。据张树棣的联络人方文（刘进中）回忆，张树棣最终于1937年牺牲于哈尔滨。
【六】
张克侠常年潜伏敌营，为革命，他倾尽热血，付出巨大牺牲，唯独弟弟的杳无音讯，成了他心中难解的结，这一点他在文章中曾特意提及。
中共早期党员方文（刘进中），长期在上海、北平、天津从事情报工作，既是张树棣当年的联络人，也知晓其牺牲的消息。但因党的纪律，始终不便将噩耗告知张克侠。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才得以公开发声，“用以向张克侠同志偿还我多年拖欠的这笔债务”。
方文曾疑惑，为何一名国民党军官会送弟弟投身革命，直至全国解放后，他才知晓张克侠的地下党身份。1981年，他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的《革命史资料》第3期上，发表《轰动一时的上海神秘西人案》，文中提及张树棣1937年牺牲的事迹。巧合的是，同期刊物还刊登了张克侠的回忆录《在秘密的岗位上》，文中他提到弟弟为革命失踪、下落不明。两文相互印证，让张克侠终于弄清了弟弟的遭遇，也了结了方文多年的心愿。
方文随后给张克侠写了慰问信并致歉，张克侠即刻回信：“回忆往事，不胜感慨。我与弟弟甚友爱，在南京一别，竟成永诀，虽然革命必有牺牲，彼此还是心安理得的。与先烈并列，是死得其所。”
此时，距张树棣牺牲已过去44年。1984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47周年纪念日，张克侠因病去世，这对烽火中的兄弟，终在另一个世界重逢。
来源：京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