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信封很薄，白得发亮，角上压着蓝色钢印，信口处贴着一小段透明胶带，像是某种仪式的封缄。
信封很薄，白得发亮，角上压着蓝色钢印，信口处贴着一小段透明胶带，像是某种仪式的封缄。
我把它拿在手心里翻来覆去，能听见纸与纸的摩擦声。
“老许，拆了看看，到底是什么遗产？”王梅把围裙一掀，手还湿湿的，袖口卷得高，露出一截青筋。
我点点头，又不急着撕，眼睛从信角的邮戳上挪开，落到客厅墙上那挂了二十多年的挂钟。
五点一刻，秒针走得很勤快，像一只小蜗牛爬过墙面。
“何……国强。”我念出寄信人的名字，喉咙像卡了根刺。
王梅愣了一下，擦手的毛巾停在半空，像被冻住，“你说谁？”
“何国强。”
屋里静下来了，锅里炖着的骨头汤扑扑地响，香气裹着一点点脂膏味慢慢弥开。
我拇指扣到信口，心里跟着下去的，是十四年前一个湿冷的冬天夜里，楼道电灯坏了，半楼的风跟刀子似的往里面灌，我举着手电，照着他那张脸。
他说，“老许，就借个转转，我出份子，三个月，三个月一定给你。”
我当时只觉得那脸上有一层光，像光照进了人心里。
后来他们走了，整一家子，像风起时在树上唱一夜，然后一声不响，连窝都不见了。
我撕开信口，纸拉出一条细细的白屑，心跳在指尖“扑通扑通”。
纸张有香味，不像公文纸那么干冷，是暖的，像人的体温。
我把信展开，第一眼看到的是四个字——遗产继承。
王梅“啊”的一声，嘴巴长大了，捏着毛巾，像是怕掉下去。
“你看看，里头什么写的。”她催。
我的眼皮跳了一下，视线往下走，撞上了一段熟悉又陌生的文字，“兹有立遗嘱人何国强，男，××年×月×日生，因××病于××年×月×日去世，生前立有遗嘱，将其合法财产中的××市××路××号房屋（建筑面积××平方）与存款人民币××万元，由许明全（即本人）继承……”
我喉咙里那根刺，突然压得更深，“他，把东西留给我。”
“这什么意思？欠你的钱十四年了，人没了？”王梅声音抖了一下，又赶紧压下，“他留给你，是想还钱还是……老许，你可别冲昏头，这什么年代了，人家有家有后，你拿人家遗产，你……你得想好。”
我合上纸，手心里汗湿，纸又变凉了。
我往沙发一坐，靠背发出一点老木头的轻响。
“我哪儿能不想，你说，我十四年前借他七十五万，那会儿我的工资一年不到七万，家里拿出来的，亲戚借来的，凑的，拼的。”我声音不高，却有点堵，“他们走了，也没人说一声，我去找，什么都找不到。现在他让给我遗产，我、我不知道是什么心情。”
窗外楼道里传来脚步声，楼下小孩的笑声哗啦啦像水。
我把信塞回信封，抽出第二页，上面是律师行的章和一个约定时间，要求我带身份证和相关债务凭证到××市的公证处办理继承见证。
“还有一个星期。”我说，像对信说，又像对自己说。
王梅把毛巾搭回肩上，沉默了一下，“先吃饭吧，汤炖了半天，再不喝要有膻味了。”
我点点头，把信放到饭桌边，不离手，又把它挪得远一些，像是怕汤气熏到它。
骨头汤很香，白里透着油花，我喝了一口，舌头被烫了一下，突然觉得眼眶有点热。
十四年了。
第1章 借与走
十四年前，冬天的风比今年冷，楼道里那盏灯坏了一个月没人修，我那时还在老厂，做机修，单位的灯修起来就拖拖拉拉。
我回家晚，肩上背着工具包，手里拎着菜。
楼道转角处，他站在那儿，手插在羽绒服口袋里，脸在阴影里，看到我，身子先向前一冲，“老许，你总算回来了。”
我手电照过去，光把他额头照出一圈白，“国强，有事？”
他在楼梯上站了一会儿，像是在组织语言，半天才说，“去你家说两句。”
我开门，进屋，王梅刚蒸了一锅窝头，热气翻腾，屋子里暖暖的，玻璃上画了几朵花。
“怎么这么晚？”王梅唠了一句，看见何国强，笑，“国强来啦，坐，坐。”
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手指头在膝盖上碾了碾，抬头，一下子直视我，说，“老许，我想跟你借点钱。”
王梅手里拿着锅铲，停在了空中，眼睛从我移到他身上，又回到我，“借多少？”
他深吸一口气，“七十五。”
“七十五？”王梅一激灵，铲子碰到锅沿，“七十五万？”
“嗯。”他点头，眼睛里有光，有一种被逼到墙角之后不愿服输的硬，“厂里那批货卡在港口，货代要换，换费要一次性付清，周转不开，就差这点，周一必须打过去，不然这一票，没了，不光是钱的问题，信誉没了。”
何国强那会儿新开的五金小厂，做小配件，对外说跟一家外企有合作，说得云里雾里，我也听不太懂。
王梅放下锅铲，揉了揉手，“国强，七十五不是七块五，你也知道我们家……这几年有点存的，也是为了两个孩子，你开口，不是我们不信你，就是……太多了。”
他把手在裤腿上抹了一把，慢慢地，把从怀里掏出的一张纸放到桌上，是临时起草的一个借条样，“利息按银行同期，三个月，三个月内一定还上。再加一张空白的欠条，你要什么都可以写。一笔字，我认。”
他说话的时候，眼神离不开我，像是把一根绳子递过来，等我接。
我心里有一根绳子也被拽了，拽得有些疼。
我们当邻居十多年，他搬进来的第二天，我就帮着把他家的煤气管子接好了，又带他去办水卡。后来他小厂开张，没工人，我还去帮他焊过一天，把额头上的毛全烫卷了。平时走道上碰着，聊两句，孩子们开学互相问问用的哪个老师的教辅，他家小女儿跟我家小女儿一个班，每日里嘻嘻哈哈，我们还一块儿去过郊外摘葡萄。
那夜的风从窗缝里漏进来，弄得窗帘轻轻晃，像有人在背后晃我。
“我要跟我爸妈借，再跟大哥借，再把银行里那张定期拆了，凑，我们拼一拼。”我说，像是在做一道数学题，按步子一步步走，“三天……不，明天，先给你五十，后天再给二十五。”
王梅看着我，眼睛里那种焦急、心疼和不甘，像三种颜色的水，一滴一滴慢慢往一起流，最后变成一种难以形容的浑。
“老许。”她低声，“你想好了？”
我点头，“他在这儿住，我们跑不了，他也跑不了。”
何国强猛地站起来，一把握住我的手，手心很热，他眼圈红了，“老许，后半辈子，我给你当牛做马。”
王梅叹一口气，去屋里摸了本存折，翻到那页红字最多的地方，拿出来，放到桌上，“拿去，做个大人，该还的时候别赖。”
他拿了存折，如拿了一个沉甸甸的婴儿，双手捧着，颤了颤，“嫂子，放心，放心。”
那晚他走时，楼道里我跟了出去，告诉他，明天你别去银行，我和你一块儿。
他回过头，在楼梯口对我笑，笑得像个孩子，“老许，以后……我不说以后了，我先把这三个月过去再说。”
谁也没料到，三个月不到半个月，一个大雪夜，他们家门贴着大红的“福”字，门从里头反锁，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我们朝里喊，没人应。
第二天，门上贴了张小小的纸条，“搬去南边照看生意，手机号码不变。”
号码打过去，关机。
我拿着电话站在楼道里，手在颤，王梅站在后头，肩膀在抖。
第三天，电话连关都不关了，直接提示无法接通。
我去他厂里，铁门上挂着一把看起来新买的锁，门口一堆散乱的螺丝，像有人打翻了一袋子棋子，一地是噼里啪啦的声音。
厂里的刘师傅在门口蹲着抽烟，告诉我，昨天有人来找过，穿着黑衣服，大冬天的，袖口还露着一个纹身，吼了一嗓子，“人跑了，有种躲一辈子。”
我心里一沉，像有块石头坠下去。
回家的路上，雪是湿的，踩上去咯吱，鞋底冷得像两块铁片。
王梅在屋里来回走，一见我回，就把一张写了黑字的纸拍到桌上，“老许，这是你写的欠条，你看清楚了，要是他不还，你怎么还亲戚的钱，你怎么跟大哥交代？”
我拿起那张我们的借据，上面写着我们的名字，签字处那三个字“何国强”写得端端正正，环边用力，一笔一划像刻上去的。
我说不出话，喉咙里的刺越来越大。
是我伸出去的手，我不能回头说没伸过。
第2章 追债之路
我当时的工作在老厂，机修，大家都叫我“许师傅”，可我知道这两个字背后，是看得见的汗。
厂里有波动，准备合并，工资发得不准时，我除了白天在厂里，加班，晚上还会出工去邻居家修修灯、换水龙头，挣点零头。
何国强走了后的第一个月，我就开始还钱。
我把银行定期拆了，存单拿着手心汗湿；去我爸妈那儿，老头子皱着眉头慢慢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沓崭新的票子，翻翻，叹了口气，“儿啊，钱是身外物，人要活，做人要有个样。你借出去，就当给出去。再找吧，看能把人找回来。”
王梅冷冷站在一边，“找？哪里找？手机关机，家里锁着，钥匙孔填了纸，连口风都没。”
我大哥许大勇听说后，赶来，脸黑得像锅底，“你脑子被门夹了？七十五万，你以为你是谁？银行？你自己有多少，你借人家，你的孩子怎么上学？你欠我的八万什么时候还？”
我低声说，“大哥，我答应你，三年还清。”
他“哼”了一声，抽出一沓烟来，拆了，点上，“说得轻巧，三年？你娶新媳妇啊？你家是漏了雨的屋顶，拿碗去接雨水，接得再勤也满不了。”
王梅红了眼睛，“你别说了，他也是想帮人，谁知道这人不讲信！”
黄昏的时候，我去派出所，跟民警描述情况。
民警翻翻台账，问，“欠条有吗？你们是私人借贷，金额较大，可以起诉。你报个案，我们出具证明，民事纠纷法院处理。”
我拿着那张借据出门，风把纸角吹得抖，我心里有气，气风，气自己，气何国强。
我去法院立案，排队，从上午八点半排到下午一点，眼看着别人补来补去材料，轮到我的时候，窗口的姑娘抬起头，“先生，地址填写完整，最好有被告现住址。电话号码有效吗？”
我沉默，“号码打不通，地址就是我们楼上××室。”
她摇头，“按程序走，法院会寄送传票，但人不在，公告送达，期限一到判缺席，被执行时，找不到人，名下资产查不到，执行难，先生，您做好心里准备。”
她说“执行难”的时候语气平平，我却像被哽住。
回到家，王梅把一张纸递过来，是她写的账本，一笔一笔，工整得像账房先生，“大勇八万，妈两万，小姑五万，老李三万，银行定期三十万拆了，利息没了，借条在这……”她指着右下角，那里贴着几张小小的便利贴，每一张都写着一个名字，像小小的石碑。
“还能借？”我问，她眼神里疲惫得像被风吹了很久的旗子，“还能借，大家都认识你，也认这张脸。但你记住，脸是要一点点用完的。”
我点头，背上的汗涔涔。
找人这件事，像一条黑暗的小道，没有路灯，没有标识，一步一步靠摸。
我去他的小厂，门锁上了，墙壁上有一道道被雨冲刷过的暗痕，像泪。邻居说上几天看见一个女人来过，站在门口发呆，手里攥着一串钥匙，没进，走了。
“什么样？”我问。
“中等个儿，头发齐肩，穿着红羽绒服，手抖，一直抖。”对方说，摇摇头，“唉。”
我拿着那描述，在路口守了一天，没看见。
有人说看见他去了南方，有人说他被黑衣人抓走了，有人说他换号码去了外地，还有人说他全款买了辆豪车跑了。
人们说起一个突然消失的人，总是很容易，仿佛只要把嘴一张，人的影子就能动起来。
我又去了一趟他丈母娘家，老太坐在门口嗑瓜子，看到我，神色一肃，“你找我女儿？我也没她消息，她跟我吵过一架，就没联系。你是老许？那借条的事，我也听说了。哎，各人各命，你们遇着了这事，算你们倒霉。”
她的“倒霉”两个字让我胸口一堵。
晚上回家，王梅正烧着一锅米粥，熬得软软的，蒸汽带着米香把厨房的墙壁熏得潮。
她低声说，“他要是躲着我们一辈子呢？那这钱就是砸锅卖铁还给别人，留不住一点。你跟我说实话，你后悔不后悔？”
我站在厨房门口，身上还带着外头的冷，“我后悔的是没做足准备。借，还是要借，我那会儿觉得他难，没有想到，我也会难。”
她沉了一下，“你是好人，但做好的代价，是不是太大？”
我们当时的小女儿许楠还在初中，课本一摞一摞堆在桌上，她拿着圆规，把一张纸画得满满的，抬头看我，眉眼像我，她说，“爸，老师说，圆规的针脚必须钉在纸上，圆才不会走形，你是不是一直在找你的那个针脚？”
我笑了一下，笑得酸，“也许吧。”
那段时间，我每天醒来，脑子里就是那三个字，“七十五”，像三块石头，压在我的胸口上。
我在厂里不敢歇，休息时间别人抽烟聊天，我去仓库帮忙搬东西，能挣一点是一点。晚上回来，有活接活，没有活我也找，谁家的门掉了，窗户坏了，水管漏了，我都去，只要对方给工钱，哪怕少，我也不挑。
王梅的手背裂了几条小口子，冬天洗衣服冷，她坚持不戴手套，她说戴了手套洗不干净。
孩子们懂事，没有开口要过新的衣服，鞋子破了补，补了穿。
年前的腊月二十七，我把大哥欠的八万还了四万，拿着钱给他，他“哼”了一下，嘴角拉了拉，“欠账的人最能装可怜，看你忙，你听着，大年初一你也别来我家上桌，我怕你多拿一块肉。”
我看着他笑笑，伸手摸摸怀里那张借条，边角已经软了，像人的情绪。
那年的烟花还是放了，楼下孩子们围着看，一个个抬着头，眼睛里光亮得像玻璃珠，我家许楠拿着手机拍，说，“这个很好看，像雨落下来。”
我觉得像钱，一点一点，变成火，变成灰。
第3章 十四年光阴
人到中年，日子像一条河，表面上看平顺，脚下踩的是石头，深浅不一。
厂子后来真的并了，名字换了个，又减了人，我没在减员名单里，但心里也不踏实。
我把在外头的活路做得更勤了，小区里大家对我的称呼从“许师傅”变成“许师傅你来了”，多了一个“你”，像多了一个依靠。
我学着用手机拍视频，拍我拆开一个旧风扇、换掉里头一枚小小的电容，拍我把一扇窗户锈死的铰链用油泡开，拍我拧紧一个松了的门栓，随后加上一句，“朋友们，拧紧一颗螺丝，是对别人的放心，也是对自己的负责。”
有人在评论里说，“许师傅，人活着，不就是这样，一颗螺丝一颗螺丝拧，最后把日子拧紧。”
几年过去，起初那些借来的钱，我一笔一笔还，跟每个人说，“对不起，让你们受惊了。”也会跟别人解释，“我当时也难，可我不能难到不去还。”
眼看着家里日子一点点回暖，王梅脸上的紧绷慢慢松了，她会闲下来跳跳广场舞，会跟楼下老嫂子坐在小石凳上聊菜价，聊孩子结婚。她说起“何国强”三个字的时候，语气变成刻意地平，“过去的事，不提了。”
“你不恨吗？”有一次我半夜醒来，窗外下了雨，雨滴在空调外机上敲出整齐的节奏，我问她。
她转过身来，借着窗外昏黄的路灯，我看见她眼角多了些细细密密的小纹，“恨过，后来……恨也没用，恨是舟上的水，咕噜咕噜响，船还是要往前划。”
她的话让我心里有一种被安抚的感觉。
我们的小女儿许楠读完了大学，学的是设计，回来在本地一家广告公司，忙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她谈了一个男朋友，是同事，个子不高，但对人温和，我见过几次，心里有数。
儿子许宁在技校读了三年，跟着我去过几次工地，手脚利索，后来去了市里的轨道公司，做设备维护，他比我更会读说明书，回到家，我问他，“你看这图纸像什么？”他笑，“像演算题，一步一步算，算错一步，后面全错。”
我笑他，“你妈的基因，细。”
他也笑，“你呢，就是那根针脚，钉在那里，大家围着你画圈。”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一暖，又有点酸。
邻里间的消息，我们一直也打听着，关于何国强，这些年冒出来的“消息”很多。
有人说，“我小舅子在南边开大车，看见过他在装货台上干活，黑瘦黑瘦，不像以前那样体面，问他他还敢回头看，躲起来。”
有人说，“我表姐夫认识的一个人说他进去了，说是合同诈骗，判了几年，出来后人就像被风吹过的树，一半叶子没了。”
还有人说，“你们都错了，他在那边娶了个二婚的女人，开了家小饭店。”
每条消息都像一只浮萍，被风一吹，就飘远了。
我每次听，就把它们收在心里某个小盒子里，上面写着“无从证实”，然后把盒子放回去，不去碰。
我也想过去找，但我手上的活没有松的时候，两个孩子的嘴在等饭，老人的病需要钱，生活像一个大网，每一个节点都有牵扯，我稍微用力在某一边，另一头就会松。
后来老厂彻底改制，给了一笔补偿，我没要，换回来一台设备，旧的，但能用，我拿回家，给自己做了一个小工作间，维持那种“手里有活儿”的踏实。
有一回，一位年轻的姑娘来找我，说她家奶奶的搪瓷盆磕了个口儿，问能补吗。
王梅笑，“搪瓷盆补什么，你买个新的好了。”
姑娘摇头，“奶奶说这盆是她嫁过来那年买的，陪她一辈子，我就想问问有没有办法。”
我把盆拿在手里看了看，图案是蓝色的牡丹，边上起了小小白刺，那个磕口像嘴唇破了个小口，我找出以前用的搪瓷修补剂，按比例调好，花了一下午，和合成了颜色，一点点涂，最后用小火烤了一下，疤痕不明显了。
姑娘接过去，眼圈红了，“许师傅，谢你。我奶奶说了，一辈子的东西，不是说换就能换的。”
我笑，心里忽然想到一张借条，想到一个人的名字。
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磕口，不是说换就能换的。
王梅晚上烧了三碗面，给我的那碗多了一个荷包蛋，她说，“别以为我不说，就是忘了，你那心里的事，我都知道。我也想过，如果有一天，他们回来了，说一声‘对不起’，会怎么样？”
我没答。
直到昨天，我收到那封信。
第4章 遗产继承书
信送来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半，邮差是个小伙子，戴着眼镜，声音细细，“许先生，有一份公证文件，签收一下。”
我在签收单上写字的时候，手有点抖。
他把信交给我，笑，“恭喜啊，拿到遗产。”
我“哎”了一声，不知道回什么。
我拆开那封信，王梅在旁边看我，我读了开头，心跳加快，读到中间，心像被揪了一下，到了落款，眼睛里有一点湿。
“他真的……走了？”王梅轻轻问。
“是。”我把生卒年月念给她听，读到“立遗嘱人于××年×月至××月，在××看守所服刑×月”，手顿了一下，“他真的进去过。”
王梅的眼神复杂，有怜、有恨、有松口气，有压不住的感慨，“那他给你遗产，是想……”她没说下去。
我知道她想说，是想还。
信里还夹着一张手写的短笺，纸质粗糙，字迹力道不均匀，像一个生病的人写的，“老许，我一直想当面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但没机会了。你那钱，我用了，没还上，是我对不起你。人这一辈子，欠别人的，不是用死就能抵。我留了点东西，留给你，你就当我死后还了一点债。你要是不收，那就捐了。别恨我。”
那几个字“别恨我”，像两个钩子，钩住我的心。
该见的路径写得一清二楚，要求带上借条原件，身份证明，去南边的某市某公证处办理继承。另附律师的名片，律所叫“恒信”。
“南边。”我把那个城市的名字念了一遍，二十多度的海风像从那几个汉字里吹过来。
王梅在一旁说，“你去吧，带上许宁，有个照应。”
我点头，“不去，对不起他；去了，对不起自己吗？”
“你对不起自己什么？”王梅看着我，“这是你该得的，不是白给你的，也是他的心。你讨厌的是他走的那一段，不是他这一纸遗嘱。”
我沉默了。
晚饭的时候，孩子们都回来，家里热闹。
我把信拿出来给他们看，许楠“哇”了一声，睁大眼睛，“这不是电视剧里才有的吗？爸，你成了被遗赠人了。”
许宁沉稳一些，拿着纸看完，问，“爸，借据呢？”
我从抽屉里把那张旧票据拿出来，小心撑平，它已经发黄，笔迹却还清晰。
许宁点点头，“那就按程序。既然有遗嘱，又有借据，公证处会核实，法律上没有问题。但其他继承人可能会……”他停了一下，找词，“可能会提出异议。爸，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异议什么？”许楠插嘴，“人家生前立遗嘱了，这又不是一个亿，是他想还咱们。”
许宁笑她，“你以为谁都像你这样单板，他还有父母、孩子、配偶，大家都有心里的秤。我们在法律上合理，在情理上要过得去。”
“那你说怎么办？”王梅问他。
“先去，把情况搞清楚，见见律师，面谈一下，看有没有其他人也在遗嘱里，分配方式是什么。别一下全收，也别一钱不要。我们家这回事，我们要能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别人。”
他说话的时候，像个成年人，我心里有一股莫名的感动。
第二天，我给那位律师打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平稳，南方口音不深，“许先生，我们已经收到您这边的回函，确认您是遗嘱中指定的遗赠人。请您按约定时间来，我们会安排见证。遗嘱里所述遗产包括一套房屋和一个银行账户，账户余额截至遗嘱生效日为一百二十八万。”
“他留了一百二十八万？”王梅在旁边小声重复。
“还有房？”许楠也挤过来，“哇，对面海吗？”
我对着电话，问，“这套房子……我的名字能领吗？”
律师说，“遗嘱里是将这套房屋的一半份额遗赠给您，另一半由其女儿继承。房屋本身并无争议，但其弟弟何国华已提出拟对遗嘱的有效性提出异议，预计会在见证时出现。”
“会吵吗？”王梅低声问。
“可能。”我内心有个小小的叹息，“这是他生前留下的尾巴。”
我合上电话，抬头看着一家人。
“我们去吧，看看他留下的，看看他最后一眼在什么地方。别的，走一步算一步。”
第5章 南行与相见
那是一个阴凉的上午，我们坐高铁南下，窗外树像影子飞过，像日子被人用手一掌一掌推过去。
许宁扛着背包，一路上不说话，到了站，他把水递给我，“爸，喝点水。”
出站是海风，咸味一点点扑进鼻孔，海没有看到，但沿街晾晒的鱼干在街角摇摆，像前面有谁在招手。
律师的办公室在一栋玻璃大厦的二十楼，电梯里有淡淡的柑橘香，门一开，一个穿着灰色套装的女助理迎上来，“许先生，您好，何律师在等您。”
何律师五十来岁，戴着金丝眼镜，皮肤略黑，笑容得体，他伸出手，“许先生，别来无恙。”
我也伸手，“第一次来你们这儿，什么都不懂。”
他点点头，“理解，您先坐。”他把遗嘱原件拿出来，递给我，“您看，这份遗嘱是我们律所办理的当事人自书遗嘱，附有视频留存。时间是三个月前，当事人在医院，身体状况尚可，意识清楚。遗嘱里对您所述借款一事也有简单说明。”
他把视频调出来，屏幕里出现了一张蜡黄的脸，脸像干草一把握在一起，眼睛里却有水光，他看着镜头说，“许明全，老许，我欠你，不还不行。你不找我了，我更难受。我不留这些给别人，我留给你，算个头。”
他话说到“头”的时候，两只手在床单上用力抓了一下，像在揉一团棉花。
我看着屏幕，感觉胸口有一团什么在膨胀，又缩，缩了又膨胀，像在做深呼吸。
视频的末尾，他抬起头，目光坚硬，“不要恨我。”
我想起十四年前那个楼道口，他说“后半辈子我给你当牛做马”，现在他只剩一张纸，剩他的眼睛。
何律师清了清嗓子，“我们今天是遗嘱见证日，除了您之外，还有当事人的女儿何小雪，弟弟何国华，前妻刘青也可能会来。我们希望各方能在法律与情理上有一个交集。”
我的心里有一点紧，像是要去一场不知好坏的宴席。
公证处在不远的一条街，老式的楼，外墙是掉了色的白，牌子是蓝底白字。
我们到门口，看到一个瘦瘦的女人站在门口，头发齐肩，一件灰蓝色的外套，眼睛很大，眼圈有点黑，一看我们，她怔了一下，“你是……老许吗？”
我点头，喉咙里那根刺似乎又狠狠扎了一下，“小雪？”
她笑了一下，笑容细碎，“我小时候见过你，你给我修过一个书包的拉链，你说拉链的牙要一颗颗对齐，不能急。”
我愣住，脑子里倒映过一个瘦瘦的女孩，背着书包在楼道里跳跃，她笑的时候，门牙有点突。
“你爸爸……”我看着她，话没说完。
她点头，眼眶红，“走了。”她低声，“他走的时候，说了很多。他说对不起的次数比说谢谢还多。”
这时，一个中年男人匆匆走过来，背有点驼，眼睛瞪着我，“你就是许明全？你就是那个……那个‘许师傅’？”
我点头，“在。”
他‘哼’了一声，抬下巴，“你要是今天敢把我哥的房子拿走，别怪我不客气。”
许宁站在我身边，眼神冷静，“先生，有话可以坐下来讲。”
男人瞥了他一眼，没有理，冲小雪，“你也是，我们家到底还有没有规矩？一个外人，凭什么拿我们家的东西？”
小雪抬眼看他，眼神里有一种倔强，“舅舅，这是我爸的意思。你要跟他吵，你去坟头吵。”
他愣了一下，脸上掠过一丝尴尬。
我们进去，公证员是一位中年女干部，说话温和，把各方坐定，她先把法律规则讲了一遍，“遗嘱继承指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我们要确认其在立遗嘱时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各方的意见可以表达，但结论以遗嘱为准。”
她把遗嘱原件呈上，播放视频，房间里安静，只听见视频里那人的呼吸声。
视频放完，小雪吸了一下鼻子，何国华的眼睛里有水，却硬生生不让它掉，“他就知道他自己，他有问过我们吗？他有想过我们以后怎么办吗？”
公证员看着他，“先生，我理解您的心情，但这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
刘青坐在角落里，一直没说话，她戴了一副浅色的口罩，眼睛里是细细的红血丝。她开口的时候声音发干，“我没意见。那钱……该给许师傅。我当年，是我拉着他走的，我怕他出事，我怕他被人打。我们在南边，有一段日子，真的……像老鼠，白天不敢出门，晚上听着楼下的脚步数数。”她看了我一眼，眼里有一丝怕，“老许，我不是不讲信的人，我只是……那时候我也不知怎么活。”
我心里像被一只手按了一下，又抬起，像被风吹着。我看着她，想起那张小纸条上“搬去南边”的四个字。
“我知道。”我说，声音有点哑，“我也知道这十四年，你们不容易，我……我也不容易。”
公证员把程序一个个进行下去，最后，我们在一份见证书上签了字，何国华签字的时候手抖得厉害，像是在抽丝，他把笔按得紧，笔尖在纸上“咯吱”作响。
出去时，已是下午的四点，阳光落在街上，一面墙的影子被拉长。
小雪拦住我，塞给我一个小纸袋，“这是我爸留下的信，有几封，写给你，写给我妈的，还有两张旧照片。你拿着。”
我接过袋子，感觉它很轻，却压得我手臂有些沉。
“住哪儿？”她问。
“宾馆。”我说。
“晚上，去海边走走？”她有点试探，“我爸生前最喜欢坐在海边。”
我点头。
我们在海边的一条防浪堤上坐下去，海面一层一层的浪花，像某种方言，重复说着一句听不懂的话。
“你妈还好？”我问。
小雪摇头，“她前两年做了个手术，现在还好。在这边开了个早餐摊。我爸出来之后，也帮着干，后来发现……得了病。”她呼出一口气，“他走的时候很安静，像睡着了。我在他枕头边听见他说，一个名字，‘老许’。”
我不说话。
她继续，“我小时候，我妈说，地球太大，每个人都是一粒沙子。有的人，风一来就没了，有的人，落在鞋里，一步一扎，叫人记一辈子。我爸说，他欠你，是落在鞋里的沙。”
海风像一只大手轻轻摸过去。
“那套房子……”她转头看我，“在城北，不大，老式的。爸爸说过四个字，‘落叶归根’。这是他的根吗？我们都不知道。他只说，你拿去，他心里才松一点。”
我把手搭在膝盖上，手掌往下一按，一点粗，像锉刀磨过，像年轮。
我开口，“我不会把东西全拿走。我拿我该拿的，剩下的，咱们坐下来算清楚，公道，是要讲给心里的，不是讲给旁人的。”
小雪看着我，眼里亮了一下，像海面上一道光。
第6章 真相渐明
第二天，我们去看那套房。
在城北，一条旧街的尽头，四层老楼，外墙上爬着一些浅绿的藤，已经枯了。小区里有人推着一辆旧三轮，卖豆腐，叫声拉得长。
何律师拿着钥匙，打开门，屋里空，空气里还残留着一股淡淡的药味和海盐味混在一起的味道，墙上有几张钉子钉过的孔，地板木头有点翘。
窗边有一张旧沙发，靠垫塌陷，我坐上去，坐下去的一瞬间像落进了什么温的东西。
墙角有一个木箱，盒子里放着一些旧东西，翻出来，是一些病历、几张电话号码写在小纸片上，还有一支用得很短的铅笔。
有一张照片，是我们楼道里那次拍的，邻里聚餐，谁家的锅碗瓢盆端出来摆了两桌，孩子们穿着冬衣笑，成人举着杯子，说“来来来”。照片上，何国强右手举杯，左手搭在我的肩上，我们都偏着头笑，笑得很真。
“他以前很少提起以前的事。”刘青站在门口，细声，“有一次喝醉了，他趴在桌上说，‘我对不起老许，他是好人。好人，被我害惨了。’第二天醒了，又装作没说。你来之前，我也想好了，我不能拦。拦了，是我拦了他最后一个想做对的事。”
她说着，眼眶又红，“你那年找过我们在南边租的房子，半夜，我真的听到楼下有脚步。你不要怪我，我……我那时候也怕。我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
我看着她，点头，“有时候，人活着，只是为了过下一天。谁能知道下一步怎么踩？我现在不怪了。”
我像是对她说，也像是对我自己说。
我们一行人坐在地上，把那些纸张一点一点理出来。
有一张折得很小的借据影印件，是我那张借条的影印。他用红笔在上面圈了个圈，圈下面写着两个字，“记着”。
还有一张破旧的小账本，上面写着一些零碎的钱，一百四，一百，三十六，旁边写着“给小雪的早餐零用”，“给刘青买药”。
在某一页，密密麻麻写了许多字，字歪歪斜斜，“老许，我去找过你两次，站在楼下，看了很久。我却没敢上去。那天你家的窗里有火光，我想，你在家。可是我的脚不往上挪。我怕你开门骂我，我怕你不骂我，我怕你看我，不认识我。”
我看着那一页，喉头发紧，“他来过？”
王梅不在这里，她要是听见，可能会捂住嘴，“哎呀”。
我忽然想起那一年冬天，有一晚我在阳台上晒衣服，楼下有一个男人站在灯下很久，头上戴着一顶深色的帽子，没动，后来风把他帽檐吹起来，我看见了一点眼睛的光。我以为是电灯的反光。
我合上那本账，心里像被重重地按了一下，也像被轻轻地抱了一下。
何国华站在窗前，手背抵在额头，脸上青筋绷起，他突然转身，“许师傅，我……对不起。我昨天说的话，不该。”他眼睛里一片浑，“我哥从小对我好，给我买过新鞋，帮我交过学费，我就想，他的东西，应该在我们家里。但是昨晚，我想了一夜，他留给你，是他想有一个交代。你拿走，是替他放下。”
我看着他，点头，“这事，怎么分，你们先商量。钱，我要拿多少，房子，我要拿多少，这不是你们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怎么合理，就怎么来。”
小雪看着我，眼里有泪，嘴角却笑，“许叔叔，我爸说过，你不是一个尖的人。你手是硬的，心是软的。”
我也笑了一下，眼睛里热。
接下来几天，我们在律师和公证员的协调下，就遗产部分达成了协议，钱按遗嘱打到我的账户，房子的一半份额更名，加上我的名字，另一半仍是小雪。何国华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请我在何国强的灵前上香，二是希望——如果可以的话——不要把房子卖掉，说，“那是他最后留下的一点点痕迹。”
我答应他两个要求。
第三天，我去了他们的灵堂。
灵堂在一个小小的祠堂旁边，香火味浓，何国强的遗像挂在正中，照片是他中年的样子，精神，眼睛里有一种不服气的亮。他头发梳得很整齐，嘴角一点点上扬，像要开口讲笑话。
我点了三炷香，插入香炉，手掌合拢，心里唠叨，“我不再恨你了。我替你把这一笔，了了。”
我对着他鞠了一躬，眼睛里不知什么时候润了。
刘青在旁边低声，“谢谢你。”
我摆摆手，“别谢。欠账的人还账，天经地义。你们也别把我当仇人，我们就是另一个家庭的人。”
小雪走出来，把一袋子酥糖塞给我，“你爱吃这个吧？我记得你爱吃甜的。”
我笑，“你小时候经常偷我口袋里的糖。”
她睁大眼睛，“啊，你知道？”
我点头，“那时候我装作不知道，觉得一个孩子的偷，像一只猫去抓一个毛线球。”
她笑出声，笑中带泪，“你这么说，我怎么觉得自己那么可笑。”
我摇头，“可爱。那时候你的眼睛亮，像一盏灯。”
第7章 取舍之间
拿到钱的那天，我站在银行柜台前，屏幕上显示的一串数字静静地躺在那里。
不是我那会儿借出去的七十五，而是一百二十八。
这个数字比那三个“七十五”轻，轻得像一片叶子，又在我的手上加上了重，沉得像一块石头。
许宁说，“爸，把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归还那些当年借给我们的人，该加的利息给上。第二部分，留作家庭用。第三部分，如果你愿意，可以做点心里想做的事。”
“第三部分是什么？”许楠好奇。
“你爸不是一直想开一个小工作室吗？招几个喜欢手艺的孩子，教他们，别让好东西失传。”许宁说。
“你说手艺是不是会没人学？”王梅插了一句，“现在的孩子都想坐办公室，穿衬衫，打字。”
许宁笑，“总有不是的人。我们就是。”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家里也需要一种安稳的声音。”
“你是说你爸那句话？”王梅问。
“拧紧一颗螺丝就是责任。”许宁说，笑。
我们那天晚上在家里开了一个小会议。
我拿出一个小本子，把当年的每一笔借款一一列出，王梅从橱柜里拿出那叠借条，一张张整理。
“大勇那边八万，已经还了四万，当时少了的四万，现在连本带利给上。”我说，“妈的两万，补给她，让她老人家买点好吃的。”
“老李那三万，人已经去世了，给他儿子。”王梅提醒。
“对，对。”
我们算来算去，把一百二十八分成了三份，一份去还钱，一份留下给家里应急和孩子的房贷，一份，我拿出来，放在桌上，“我们开一个小工作室，叫‘老许小屋’。招两个学徒，给一点补贴。我也晓得，我们家的日子没富余到可以做公益。但我心里有一把火，老是想烧。”
王梅看着我，半晌，笑，“烧吧。”
第三天，我在小区楼下的告示栏贴了一张纸，“老许小屋，收学徒，要求肯学，肯吃苦，家里条件一般优先。”下面留了我的电话。
第一天没人打，第二天，有一个男孩子来敲门，瘦，眼睛有一点发青，穿的衣服不合身，他说话小声，“许师傅，我想跟你学。”
我问他，“学什么？”
他挠头，“什么都学。”
“你叫什么？”
“阿城。”
“家里呢？”
“爸在外地打工，妈走了。”他说话的时候不抬头，像怕人看见他的眼睛。
我点头，“好，留下来。从今天起，你把手上的手机先放下，先从锯一个木头开始。”
他看着我，点头，“好。”
没过几天，又来了一个女孩，短头发，干干净净，拿着一个破了手柄的茶壶，她把茶壶放在桌上，“许师傅，能修吗？”
我拿过茶壶，摸摸，“能修。”
她笑，笑得像晴天里突然从云缝里冒出来的一束光。
“你想学吗？”我问她。
她点头，“我不怕苦。”
我看着她的手，手上有茧，是洗碗洗出来的。
“那你就留下，先把这个茶壶修好，修好了，我给你发第一笔工钱。”我说。
她愣了一下，眼里亮，“真的？”
“真的。”我看着她，心里像透进了一缕太阳。
我们的工作室就开在那套房子楼下的小店面里，何国华帮我在街道上跑关系，小雪拿出她会的那些东西，帮我设计了一个木牌，木牌上刻着四个字，“许家工房”。
牌挂起来的那一天，风很暖，街上过的老人在木牌下抬头看了看，笑，“许师傅，你这做的事，比卖手机有意思。”
我们修的不只是东西，很多时候，是人心里的一个坎。
比如那个来修搪瓷盆的姑娘后来带着她奶奶来看我，老太太把我手握住，“孩子，你这手真好，如果我年轻时候遇见你，我要给你介绍一个对象。”
我笑的眼泪都出来了，“妈呀，你的嘴真甜。”
我也去了一趟学校，跟许宁联系上他单位的技师，申请用一部分钱成立一个小小的奖学金，专门给喜欢动手的孩子。我们把它叫做“国许奖学金”，前两个字取自“何国强”的“国”，后两个字取自我们家的“许”，王梅起的名字，她说，“欠债不欠情，我们把这事记在心里，但我们也要把好传下去。”
有人说，“你们这是在纪念你那邻居？”王梅说，“纪念的是‘还’。他还了，一直担着，他放下了。我们也放下。”
在一台老电风扇上，我刻下两个小字，“许国”。
我心里明白，这两个字不是为了谁看，是为了我看。
许楠的男朋友求婚了，一家人坐在一张圆桌上吃饭，笑声把天花板都要顶翻。那天晚上，王梅回家踢掉鞋子，轻轻靠在沙发上，“以前我怕饭桌，我怕听那些话，说什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好人不长命’，‘恶人走得快’。”她笑，“现在我不怕了。我知道，我不欠那句话，我也不欠那个‘天经地义’。”
我把她的手握住，“我们这一生，最幸运的，可能不是有多少钱，而是有几个过得去的人和过得去的心。”
第8章 落幕与继续
秋天的风来得很细，窗外的树叶一片一片变红，像脸上的血色一点点涨起来。
小屋里，一台老式缝纫机正在哒哒响，阿城坐在机器前，小心翼翼推布，他的脚掌踩得很稳，像踢了一年球之后脚掌的船状骨长大了一样稳。
短头发的那个姑娘，叫小禾，她在用砂纸打磨木板，木屑微微悬浮在光里，像我们小时候在阳光下看见的尘埃，一点点，一点点，沉下来又飞起来。
“许师傅，这样可以吗？”她把打磨好的木板举给我看。
我用手去摸，木纹被她磨得很顺，“可以。但还能更好。你用手去摸，你的手和你的心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叫‘好’。”
她点头，认真。
门外有人敲门，是小雪，她推门进来，手里提着一袋子虾，她笑，“今天打折，买了，给你们尝尝。”
我接过袋子，“你妈妈呢？”
“她去了菜市场，和那边的娘姨们打牌去了。”她笑，“我妈说，她想见你大嫂。”
王梅从后屋出来，擦着手，“她想见，就见嘛。”
我们一起坐下，剥虾，壳扔在中间一个盘子里，红红的，像一点点过去的事。
“我爸的墓修好了吗？”我问小雪。
“修好了，就在海边。每天早上有人去那里晨练。”她笑，“我以为他会怕吵，结果，想想也好，别人热热闹闹的，他生前最喜欢热闹了。”
她吃了一口，突然把手停住，“许叔叔，你说，如果那年，我爸没有走，留在当地，他会怎么样？”
我把手指上的虾油擦擦，“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被人推着走，可能更深的坑；一种是和我们坐下来，说清楚，负责地走下一步。”我看她，“我不隔着十四年的时间来判断他他的选择。我只看他最后一步。他最后一步，是对的。”
她点头，眼睛里有泪，我递了她一张纸，她接过，轻轻擦去。
“他最后给你的信，你看了吗？”她问我。
我点头，“看了。”
信里没有太多复杂的话，他讲了他在南边的日子，讲了他在看守所里每天数天花板瓷砖的缝，讲了他出来之后开始身体里的癌细胞像坏掉的开关，怎么按都关不掉。他说，最对不起的是对孩子。他说，他到最后才明白，做人是件非常慢的事情，慢，需要对自己说实话，对别人说实话。
他在信的末尾写了三句话，“老许，别学我。老许，谢你。老许，别恨我。”
我把信放回小袋子里，放在我的抽屉里，抽屉里还有我四十岁那年的照片，还有一根我早已不戴的领带，还有一张黄色的借条，角被我时常摸出油光。
那张借条，现在只是一个记号。
后来的日子里，我们的“许家工房”慢慢有了一些名气，城市里喜欢手工的年轻人多了，孩子们的家长把孩子送来，说，“让他吃吃苦，跟着许师傅学学。”
我对着这些孩子讲，“你们以为修东西是修东西，不。修东西是修你们的心。你能坐住，你才做得好。”
他们一脸认真点头，有时候也偷懒，我就拿起一把锤子，在木块上敲一下，“听，这个音是不是有点闷？这就是你心里的那一点气没吐出去。”
没多久，“国许奖学金”第一次颁发，我们用了一间社区的活动室，摆了凳子，我把奖状一个个递给那些孩子，他们手捧着，眼里亮得像新上漆的木头，光亮。
有人问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就说，“纪念两个字，一个是‘国’，一个是‘许’，纪念的是在困难里抱着良心不撒手的人。”
那天晚上，颁奖结束，一位年纪比我稍轻的男人走过来，他握住我的手，手掌粗糙，他说，“许师傅，我是当年出现在你们厂门口那个穿黑衣服的人之一。你不要怕，我不是来要钱的。我只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他低下头，“工作就是工作，我们不知道谁对谁错，只是干活。我们也有孩子要养。我这几年也不做那个了，去做了保安。我见了你，想跟你说，人不能只为钱活吧。”
我拍了拍他的肩，“嗯，人不能只为钱活。我们也不能只为心里的那点仇活。”
他眼里有泪光，他笑，“谢谢你。”
他走后，我望着空下来的活动室，窗外夜色把楼下的草地染成一片浅色，灯光落下来，像雪。
许宁在一旁收拾桌椅，抬头问我，“爸，你有没有觉得，这些年，我们慢慢把事情放下了。”
我点头，“放下了，又不是完全不记得。记得，是另一种放下。”
他笑，过来和我拥了一下，“爸，你真厉害。”
我摇头，“厉害的不是我，是时间。时间，就是那只手，慢慢把我们的肉揉软，再揉开，再揉回去。”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去菜市场买了两条活蹦乱跳的鲫鱼，回来熬了一锅鱼汤。王梅在旁边择菜，她说，“你今天心情好呐。”
我笑，“嗯，没心事了。”
她抬头看我，眼里有一种平静的光，“老许，我们这么过，值。”
“值。”我说，“我不怕别人笑我老实，也不怕别人说我亏。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要晚上睡得着，早上醒得来，中午能笑。”
她笑，手上的菜叶像小小的帆，被她保持着一个方向。
午后，我拿出那本旧账，把当年的最后一笔——“借何国强”那一栏——旁边写上了“完”。
我知道，这个“完”，不是对他，是对我，是对我们一家。
晚上，小屋里灯亮着，孩子们还在打磨、焊接、钉钉，四周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那声音一节一节，像心跳。
我坐在窗边，听楼下的风，风吹起一张旧海报，海报上有几个字，“技艺立身。”
我笑，心里说，“是。”
那晚，做梦，又回到了十四年前那个楼道，灯坏了，冷风从楼口灌进去，把楼道里那张小纸条吹得轻轻晃动。我手里拿着手电，走上去，站在他家的门前，敲门。
门没有开，我就把那张条捡到了手里，纸很薄很薄，几乎透明。
我低头，光照在我的手背上，皱纹像小河，一条一条向外延伸。
第二天醒来，我坐在床边，窗外有鸟叫，清脆，干净。
我起身，穿好衣服，去工作室，我看见阿城拿着一块木板，眼睛里有光，小禾笑着把一只修好的茶壶递给一个老人，老人把它抱在怀里像抱着一只猫。
我走过去，拍了拍他们的肩，“好。”
那天傍晚，我把那封遗嘱放在桌上，旁边放了我的借条，我们一家围着它们坐了一圈，没有谁说话，静静地看，像看两块石头摆在一起，互相靠着，慢慢不再扎人。
“爸。”许楠说，“你看，字都一样，都是黑色。黑色很稳。”
“嗯。”我说，“黑色，很稳。”
我们站起身，关灯，门外的风吹进来，带着一点海的味道，轻轻，暖。
日子就在这样的风里慢慢走下去，脚步不快，不慢，我们一脚一脚，把路跺实。
有人问，“你后悔吗？”
我摇头，“不后悔。”
有人问，“你还恨吗？”
我摇头，“不恨了。”
有人问，“那你学到了什么？”
我笑，“人啊，不能只为钱活。手上的活要有手艺，心里的活要有良心。人家欠你的可能迟早会还，但你欠自己的，别一拖再拖。”
我抬头，看见天边的光像一条缓缓游动的鱼，慢慢消失在夜里。
我知道，故事到这里，不是结束，是另一种开始。因为生活不是剧本，生活是长长的，像这条河，永不停止，你只有把自己的船划稳，才能在风雨里不翻。
来源：一遍真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