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晚近以来，抗战文学构成了文学创作极其重要的题材资源与经验动力，也无疑是学界着重观照的研究热点。梳理80年抗战文学所形成与深化的形象序列、源流传统、审美表达，能够发现其既是对百年中国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也是相应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晚近以来，抗战文学构成了文学创作极其重要的题材资源与经验动力，也无疑是学界着重观照的研究热点。梳理80年抗战文学所形成与深化的形象序列、源流传统、审美表达，能够发现其既是对百年中国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也是相应历史阶段具体而微的时代镜像。而另一方面，抗战文学的逻辑起点、精神内核与经验特质是什么，怎样看待抗战文学的作者身份、读者接受与影视化改编，以及在历史延长线上抗战文学何为，依旧是亟待厘清的议题。本期“现场”栏目，我们邀请胡哲、杨毅、葛毓宸三位研究者从各自的观察角度出发，回溯抗战文学的演变脉络，勘探抗战文学的总体结构与阶段性特征，并展望“新大众文艺”倡导下的“抗战文学”如何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主持人：顾奕俊（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于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军事冲突，史称“九·一八事变”，这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端，也是中华民族奋起抵抗的起点。面对强敌入侵，顽强不屈的中国军民从白山黑水间的局部抗战起步，最终汇聚成全民族抗战的磅礴力量。在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华儿女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牺牲精神，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战史诗，最终赢得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作为这段可歌可泣斗争史的记录，抗战文学真实再现中华民族的苦难与抗争，深刻反映中国人民的坚韧不屈，当之无愧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浓墨重彩的一章。

然而具体到文学研究领域，抗战文学实践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受到重视，甚至对其内部的评价也呈现出断裂性倾向。学者张中良敏锐地从文学史篇幅占比中发现端倪，“关于文学理论、文学论争与战时后方生活题材作品的叙述甚至超过了关于直接表现抗战题材的作家作品之叙述”“这种情况并非个案，而是抗战文学在文学史叙述中地位的缩影”，张中良随即提出疑问：“抗战时期直接表现抗战题材的作品难道真的就少得如此可怜，差得不值一提吗？”评论家廖海杰则在肯定抗战文学有“直接描写抗战、配合抗战、呼唤民族精神、与‘五四’新文学形态有差异”的“纯抗战文学”与回归“五四”新文学常态的、受战争时代影响的文学两种形态的基础上，将问题引向深入：“研究对象中是否存在更‘典型’的抗战文学，进而应赋予这种‘典型’的抗战文学更高意义？”以上两个提问方式都涉及抗战文学研究最原初的问题——何为“抗战文学”？正如中国现代文学并非全然是时间概念，而是指涉为一种具有“现代性”的中国文学，抗战文学也应是一种具有“抗战”意义限定的文学，且这种意义限定必须是能容纳抗战文学两种形态的阐释体系。

以此为前提，比如东北作家群的重要成员之一舒群可以成为某种具有典型性的透视角度，这不仅是源于其在时间维度作为抗战亲历者在经验层面的完整性，也源于其文学创作及编辑实践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舒群横跨整个抗战时期的创作生涯生动地呈现出了一位左翼知识分子在民族战争语境下的思想轨迹——由民族救亡走向革命实践，最终融入人民解放事业的历史进程。其文学创作不仅真切记录了战时中国的社会图景，更以其独特的个人经历为纽带，有机串联起救亡与启蒙的双重话语，深刻诠释人民性思想体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路径，而“人民性”这一特质正是贯穿抗战文学始终的重要精神内核。

一方面，抗战文学创作的人民性特质深切体现在通过文艺作品对大众进行民族国家意识的启蒙。出生于1913年的舒群在中学时期就已经对共产党、十月革命与列宁有了基本的认识，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下“反帝大同盟”的游行、示威与宣传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满怀爱国热情的舒群先后参与抗日义勇军与第三国际组织，持续进行文学创作活动，并于1936年前后在上海出版短篇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中篇小说《老兵》，以“国家沦丧之痛”与“反抗斗争之志”这两个主题将已然沦陷的东北带入尚未被战火波及的内地读者视野中并呼唤全民族的抗争。舒群的小说代表作《没有祖国的孩子》通过日本侵占东北后的三个不同国籍小孩的经历向读者展现出国破家亡者的血泪，其中用笔最深的莫过朝鲜小孩果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了高丽这一国家”的细节无疑体现出果里作为国家沦丧者身处异乡的艰辛与酸楚，然而临近文末，故事陡然一转，舒群以中国小孩“我”的视角重现相似场景——“祖国的旗从旗竿的顶点匆忙地落下来；再升起来的，是另样的旗子了，那是属于另一个国家的——正是九月十八日后的第八十九天”。正是这一被舒群着重强调的沦亡时刻使得“我”与朝鲜小孩果里面临“失去祖国”的相似命运，“东北成为失地”的叙述成为激发民族情感和构建国族认同的契机，“他们向内发现了‘故乡’，向外召唤了‘祖国’和‘民族’。”以二萧、舒群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经由左翼文学的发现强调与自身的不断发展聚合，逐渐成为抗战文学具有表征意味的符号，并通过口号论争与文学创作为左翼文学相对单一的阶级价值注入民族内涵，使其在抗战时期呈现出“阶级与民族共生”的形态。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抗战时期的中国文艺将“民族解放”置于“阶级解放”与“个人解放”之前也彰显了人民性思想体系在逐步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的立足现实矛盾、遵循实践逻辑的理论特质。

另一方面，抗战文学创作的人民性特质深切体现在文艺大众化的不断推进中。文艺大众化是贯穿中国文艺发展历程的重要话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文艺人民性的显豁手段，其本质是创造符合大众利益的文化产品并“获得人民大众”。自“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平民文学”到革命文学论争时期“大众文学”的口号与实践，再到20世纪30年代以“左联”为核心的多次文艺大众化讨论，中国文艺历史当中的文艺大众化始终或多或少地呈现出知识分子自上而下的启蒙色彩，没有对文艺界形成全面的影响。然而在抗战全面爆发背景下，民族危机的空前加剧与文学中心向市镇乡村的转移，使得宣传大众、组织大众、教育大众成为中国文艺的显效性目标，文艺大众化的重要性被重新强调。以此为前提，“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这一抗战救亡时期文艺大众化的具体要求，成为此时抗战文艺发展的主要方向。紧跟时代脉搏的舒群也响应号召，及时调整文艺创作方向，在1938年出版的《西线随征记》中以报告文学的形式记述自己在“八·一三”事变后以记者身份西线随征的所见所闻。与此同时，舒群主编的杂志《战地》也以注重时效性与真实性的通讯、报告与速写的稿件为主，这些直接反映战斗状况与战火中人民生活的作品，对抗战的宣传与动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此类短平快的文学创作形式也将许多原本并未出现在新文学中的市镇地方空间挖掘出来，这在客观上超越了战争带来的地域分割，有利于推动民族国家这一想象共同体形成。其后舒群在解放区进行文学创作实践时亦延续此创作路径，经过对讲话的学习，他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改造我们的思想、改造我们的生活、改造我们的语言”的重要性并付诸实践，其创作历程也成为抗战文艺转型为人民文艺的示范性案例。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于此时重勘中国抗战文学实践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意义，而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持续推动文艺大众化实践并发掘中国文艺人民性特质新内涵成为重要且迫切的问题。很显然，这也更加要求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讲好属于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来源：文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