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声音是从客厅传来的，像一根极细的丝线，穿过门缝，不偏不倚地钻进我的耳朵里。是母亲的声音，带着一种我既熟悉又陌生的怯生生的试探。

那声音是从客厅传来的，像一根极细的丝线，穿过门缝，不偏不倚地钻进我的耳朵里。是母亲的声音，带着一种我既熟悉又陌生的怯生生的试探。

“同志，请问……你知道这家的主人去哪儿了吗？”

我刚换好拖鞋，一只脚悬在半空，整个人僵住了。拖鞋的绒面触感还停留在脚心，温温的，痒痒的，像一只猫的软毛。可我的背脊却窜上一股凉意。空气里浮动着一股淡淡的草药味，混杂着老房子特有的、阳光晒过木头的陈旧气味。这是我熟悉的家的味道，但此刻，它仿佛成了一个陌生舞台的背景气味。

我听见父亲的声音，温和得像被岁月磨平了棱角的旧石头：“他啊，他去供销社买东西了，一会儿就回来。你找他有事？”

“我是他爱人。”母亲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骄傲，像小孩子在炫耀自己最心爱的糖果，“我等他回来。”

“好，那你坐着等，喝点水。”父亲的声音里，我听不出一点波澜。

我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挪到客厅门口，像一个不敢惊动梦游者的旁观者。我的心跳声在耳蜗里放大，咚，咚，咚，每一下都敲在胸口的同一个位置。

客厅里，午后的阳光斜斜地打进来，在地板上切割出一块明亮的、温暖的梯形。无数细小的尘埃在光柱里翻飞、旋转，像一群迷路的金色精灵。母亲就坐在这片光里，穿着她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碎花罩衫，背挺得笔直，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像冬日里覆盖在枯枝上的霜雪，但在阳光下，竟然泛着一层柔和的银光。她的眼神是清澈的，却又是空洞的，像一口望不见底的古井，里面映不出任何人的倒影。她望着父亲，那个与她同床共枕了五十多年的男人，眼神里只有礼貌的疏离。

而我的父亲，正背对着我，佝偻着身子，小心翼翼地从一个玻璃杯里倒出一点热水，再兑上凉白开。他手臂上松弛的皮肤随着动作微微颤抖，褐色的老年斑像褪色的墨迹，印在时间的宣纸上。他试了试水温，才转身，将水杯递给母亲。

“谢谢你，同志。”母亲接过水杯，指尖与父亲的指尖短暂地触碰了一下，又迅速收回，仿佛那不是她熟悉的、曾为她撑起一片天的手，而是一块无意中碰到的、冰冷的石头。

父亲笑了笑，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每一道沟壑里都填满了阳光。他没有看我，而是拉过一张小板凳，在母亲面前坐下。他的目光，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像一汪深不见底的湖水，将母亲小小的、迷路的身影整个包裹了进去。

然后，我看见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张照片，一张黑白照片，边缘已经泛黄、卷曲，被摩挲得光滑无比。照片上，是一个英气逼人的年轻男人，穿着那个年代最时髦的白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嘴角微微上扬，眼神里闪着光。

“你看，”父亲把照片递到母亲眼前，声音压得更低了，带着一种分享秘密般的亲昵，“这是他，对吧？你等的人。”

母亲的眼睛一下子亮了。那光芒，就像在漆黑的房间里突然划亮的一根火柴，瞬间照亮了她整个沉寂的世界。她凑过去，几乎是贪婪地盯着那张照片，伸出手指，小心翼翼地、带着无限珍重地，抚摸着照片上那个年轻男人的脸。她的指腹在那张光滑的纸面上来回滑动，仿佛能透过这薄薄的纸，触摸到真实的、温热的皮肤。

“是他……是我的建国。”她喃喃自语，声音轻得像一阵风，却清晰地落在我心里，砸出一个深深的坑。

建国。李建国。是我父亲的名字。

可她口中的“建国”，是照片上那个二十岁的青年。而她眼前的“同志”，是我七十多岁的、满脸风霜的父亲。

父亲看着她，眼神里是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有疼惜，有无奈，还有一丝……一丝我后来才明白的，近乎悲壮的满足。

“是啊，他就是李建国。”父亲顺着她的话说下去，语气自然得仿佛他们真的在讨论一个共同的朋友，“他跟我说，他去给家里买点茉莉花味的雪花膏，你最喜欢那个味道了。让我在这儿陪你等他。”

母亲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羞涩的红晕，像少女被说中了心事。她低下头，嘴角却忍不住地向上翘着。“他……他还记得……”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这不是一场荒诞的问答，这是一场已经悄然开演的戏剧。舞台，就是这个我们生活了几十年的家。演员，是我的父亲和母亲。而剧本，是他们早已逝去的青春。

我悄无声息地退回房间，轻轻关上门，将那一方上演着时空错乱戏剧的舞台，留给了他们。我靠在冰冷的门板上，身体里的力气仿佛被瞬间抽空了。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上来，不是嚎啕大哭，而是一滴一滴，安静地，滚烫地，砸在手背上。

我不知道这场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或许是上个月，我回家时发现母亲把盐当成糖放进了菜里；或许是上上个星期，她站在小区门口，茫然地问我“我们家住几楼”；又或许，就是今天，现在，当她彻底忘记了时间的模样，只记得时间的起点时。

阿尔茨海默症。医生说出这个名词时，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它像一块橡皮擦，一点一点，擦去母亲脑海中的记忆。先是最近的，再是稍远一些的，最后，或许会擦掉一切，包括我们。但它似乎格外偏爱某一部分，将母亲的记忆，精准地、固执地，停留在了她与父亲相爱的那一年。

那一年，她十九岁，是纺织厂里最漂亮的姑娘，两条乌黑的辫子垂在胸前。那一年，他二十岁，是刚退伍回来的军人，白衬衫穿得最好看。他们的相遇，就像所有老电影里的情节一样，简单而美好。

而现在，时间在母亲身上倒流，回到了那个起点。而父亲，那个被时间推着一直往前走的人，却选择停下来，调转方向，去追赶她的时光列车。他无法让她回到现实，于是，他选择走进她的记忆，陪她把那段最美的时光，重新演一遍。

从那天起，我们家就变成了一个奇特的剧场。

每天早上，父亲会比母亲先起。我曾偷偷看过一次，天还没亮，他就蹑手蹑脚地走进卫生间，对着镜子，用那把老旧的梳子，蘸着水，仔仔细细地把花白的头发向后梳理，努力模仿着照片上那个年轻人的发型。他会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哪怕那衬衫的领口已经磨损，他也会把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到最上面一颗。

然后，他会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粥走进卧室，用一种轻快的、属于年轻人的语调说：“小许，醒啦？建国让我给你送早饭来了。他说他今天要去单位开个重要的会，让我跟你说一声。”

母亲，那个叫许静雅的姑娘，就会在床上慢慢坐起来，接过碗，脸上带着新婚妻子般的娇羞。“他又忙。让他别太累了。”

“他让我转告你，他心里惦记着你呢。”父亲会坐在床边，像一个忠实的信使，传递着另一个时空里的爱意。

我，这个家里唯一的观众，学会了沉默。我不再试图去纠正母亲的记忆，不再指着父亲对她说“妈，这才是爸”。因为我试过一次，那一次的后果让我至今心有余悸。

那是一个傍晚，父亲出去散步了。我陪着母亲看电视，电视里正在放一个家庭伦gether剧。母亲指着电视里那个白发苍苍的男主角，突然问我：“他老了真难看。”

我心里一动，觉得这是个机会。我坐到她身边，拉着她的手，说：“妈，人都会老的。爸也老了。”

她疑惑地看着我，像看一个陌生人。“我丈夫不老。他才二十岁。”

“妈，你看我，”我指着自己，“我都这么大了，爸怎么可能才二十岁呢？”

她的眼神开始变得慌乱，像被石子投中的湖面，泛起一圈圈不安的涟漪。她用力抽回自己的手，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踱步。“你骗我……你们都骗我……建国呢？我的建国去哪儿了？”她的声音越来越大，从不安变成了恐惧，最后变成了尖锐的质问。她开始砸东西，抱枕，遥控器，茶杯……噼里啪啦地碎了一地。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如此失控的模样。她像一个在森林里迷路、被全世界抛弃的孩子，绝望地哭喊着，寻找着她唯一的依靠。

直到父亲推门进来。他看到满地狼藉和缩在角落里哭泣的我，什么也没说。他只是走过去，从背后轻轻抱住狂躁不安的母亲，在她耳边柔声说：“小许，别怕，我在这儿。建国他……他马上就回来了。”

母亲的哭声渐渐小了下去，她在他怀里转过身，看到他，眼神依然陌生，但那种极致的恐惧却慢慢平复了。她抓着他的衣袖，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你……你看到建国了吗？他们都说他老了，不见了……”

“没有，他没老，也没不见。”父亲的声音坚定而沉稳，有一种让人信服的力量，“他好好的，跟我一样年轻。他只是……只是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出差，要很久才能回来。他委托我，在他回来之前，好好照顾你。”

母亲怔怔地看着他，看了很久，终于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去戳破那个美丽的谎言。我明白了，对于现在的母亲来说，真相是一种残忍。而父亲用谎言为她构建的那个世界，才是她唯一的避难所。

父亲的“演技”越来越精湛。他不仅是信使，还是历史学家和故事大王。

他会拿出那些老旧的相册，一页一页地翻给母亲看。那些泛黄的照片，像一个个凝固了时间的琥珀。父亲指着照片上的人，用一种旁观者的口吻，讲述着“他们”的故事。

“你看这张，”他指着一张两人在公园划船的照片，“这是建国第一次约小许你出去玩。那天他紧张得不得了，把船划得东倒西歪，差点掉进湖里去。你当时笑得可开心了。”

母亲凑过去，看着照片上笑靥如花的自己，也跟着笑了起来。她的手指轻轻点着照片上的年轻人，“他就是个傻小子。”语气里满是宠溺。

“还有这张，”父亲又翻过一页，那是一张他们在自家小屋前的合影，背景是几株盛开的向日葵，“这是他们刚结婚的时候。房子是单位分的，很小，但小许你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你还在院子里种了向日-葵，你说，向日葵永远朝着太阳，就像你们的日子，会越过越有盼头。”

母亲的目光落在那些向日葵上，眼神变得悠远。她仿佛闻到了阳光的味道，看到了那片金色的希望。

我常常在旁边听着，听父亲用第三人称，讲述着他自己的人生。那些他亲身经历过的喜悦、辛酸、奋斗和温情，如今都变成了“那个人”的故事。他像一个灵魂出窍的作者，平静地叙述着自己作为主角的一生。我不知道，当他说出“建国当时很高兴”或者“建国为此难过了好几天”的时候，他的心里是怎样的感受。他是否会感到一种巨大的割裂感？仿佛自己的身体里住着两个人，一个是苍老的、疲惫的现实，一个是年轻的、鲜活的故事。

有时候，故事讲完了，母亲会突然抬头问他：“同志，你认识建国这么久，那你……结婚了吗？你的爱人呢？”

每到这时，父亲总会沉默片刻。阳光照在他花白的鬓角上，显得格外刺眼。他会低下头，看着自己布满褶皱和斑点的手，然后抬起头，对母亲笑一笑。

“我啊……我爱人也姓许。”他会这样说，声音里带着一丝微不可察的颤抖，“她跟你一样，也喜欢种花，也喜欢穿蓝色的衣服。只是……她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旅行，很久……很久没有回来了。”

母亲会露出同情的表情。“那她一定会回来的。就像我的建国，他出差结束了，也一定会回来的。”

“嗯，一定的。”父亲点点头，眼眶却是红的。

我躲在门后，捂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我知道，父亲口中那个“去旅行的爱人”，就是眼前这个问他问题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他在用一种隐晦的方式，诉说着自己的思念和永恒的等待。他在自己的故事里，也变成了一个等待者。他和母亲，在两个不同的时空里，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互相等待着。

这场戏，需要很多道具。而我，就成了那个负责搜集道具的“场务”。

父亲会突然想起某个细节，然后让我去找。

“你记得吗？你妈年轻的时候，最喜欢用一种叫‘友谊’的雪花膏。白色的瓷瓶，绿色的盖子。你去网上看看，还能不能买到。”

于是我花了好几天时间，在各种怀旧商品网站上翻找，终于找到了那种早已停产的雪花膏。当我把那个小小的瓷瓶递给父亲时，他像个得到宝贝的孩子。他拧开盖子，凑到鼻子下闻了闻，闭上眼睛，仿佛在用力回忆着什么。

“就是这个味道。”他轻声说。

第二天，他把雪花膏递给母亲，说：“小许，这是建国托我从上海给你带回来的。你闻闻，还是不是你喜欢的味道。”

母亲闻了闻，脸上露出惊喜的笑容。“是茉莉花味儿的。他怎么知道我快用完了。”

“他心里时时刻刻都惦念着你。”父亲重复着这句他说了无数遍的台词。

我们还找来了老式收音机，每天下午，父亲都会调到播放革命老歌的频道。那些激昂或婉转的旋律，像一条条通往过去的小径。母亲会跟着收音机轻轻哼唱，有时候，她会拉着父亲的手，邀请他：“同志，建国教过我跳舞，你……能陪我跳一曲吗？”

父亲的身体早已不再灵活，但他会学着年轻时的样子，一手扶着母亲的腰，一手牵着她的手，在狭小的客厅里，随着吱吱呀呀的音乐，笨拙地挪动着舞步。他们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投在墙上，轻轻晃动。那一刻，我分不清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虚幻的。我仿佛看到，两个年轻的影子，和一个年老的影子，重叠在了一起。

日子就在这场无声的戏剧里，一天天流淌过去。母亲的精神状态，在父亲精心构建的世界里，显得异常的平静和满足。她不再哭闹，不再恐慌。她的世界很小，小到只剩下一个等待归来的爱人，和一个温柔的、讲述着爱人故事的“同志”。她的世界也很满，满到被那些过去的甜蜜细节填得没有一丝缝隙。

但父亲，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下去。

他的背更驼了，脚步更慢了，咳嗽声也越来越频繁。我知道，演这场戏，耗费了他全部的心力。他不仅要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更要时时刻刻绷紧一根弦，扮演着那个“年轻的信使”。他要在母亲面前隐藏起自己所有的疲惫、病痛和悲伤，只呈现出一种温和的、积极的、属于“建国的朋友”的状态。

一天深夜，我起夜，看到书房的灯还亮着。我悄悄走过去，门虚掩着，我看到父亲正坐在书桌前，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的，还是那张被他摩挲了无数遍的黑白照片。

他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昏黄的台灯下，他的侧脸显得格外憔셔。他伸出粗糙的手指，轻轻地，轻轻地，抚摸着照片上自己年轻的脸，然后又移到旁边，抚摸着照片上母亲年轻的脸。

我听到一声极轻极轻的叹息，像一片羽毛，飘落在寂静的夜里。

“静雅，”他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呼唤着妻子的名字，“你看看我……我变成这个样子了……你是不是就真的不要我了？”

他的声音里，带着我从未听过的脆弱和无助。那一刻，他不是那个无所不能的、坚强的“信使”，他只是一个失去了爱人辨认的、孤独的老人。他守着一个活生生的人，却像守着一座孤坟。他每天都在对她说“我爱你”，却只能借一个年轻的自己的名义。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无法呼吸。我多想冲进去，抱住他，告诉他，他不是一个人。可是我不能。这是他一个人的战争，一个人的深情，一个人的牺牲。我任何的打扰，都可能让他苦心经营的一切瞬间崩塌。

我默默地退了回去，眼泪再次无声地流淌。我突然明白了，父亲拿出那张旧照片，不仅仅是为了陪母亲演戏。

他也是在给自己演戏。

他每天对着镜子梳头，每天扮演着“建国的朋友”，每天讲述着过去的故事，或许也是在提醒自己——提醒自己，他曾经是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他曾经被照片上那个美丽的姑娘深深地爱着。他用这种方式，来对抗被遗忘的恐慌，来留住那个唯一能证明他们爱情存在过的证人。这张照片，既是母亲的记忆，也是他的执念。

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一场大雪过后，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白色。父亲的咳嗽越来越严重，去医院检查，是肺炎。

医生要求他住院治疗。

这个消息像一块巨石，砸乱了我们家平静的戏剧节奏。父亲住院了，谁来给母亲演戏？

父亲躺在病床上，手上打着点滴，脸色苍白。他最担心的却不是自己的身体。他抓住我的手，反复叮嘱：“我不在家，你妈……你妈怎么办？她会害怕的。”

“爸，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她。”我向他保证。

“你怎么照顾？”他急切地问，“你不能……你不能告诉她真相。”

我点点头：“我知道。我演。”

父亲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怀疑。“你……你会吗？”

我从口袋里，拿出了那张我偷偷复刻的黑白照片。我把它递到父亲面前。“爸，台词我都记住了。道具，我也准备好了。”

父亲看着那张照片，又看看我，浑浊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一丝亮光。他松开我的手，疲惫地躺了回去，喃喃道：“好……好……你替我……演下去。”

父亲住院的第一天，我忐忑不安地开始了我的“演艺生涯”。

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早早起床，为母亲准备好早餐。我端着碗走进她的房间，心脏在胸腔里狂跳。

“许阿姨，”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然，“早上好。李……李叔叔让我给您送早饭来了。”

母亲看着我，眼神里有些许困惑。“你是……？”

“我是住您家对门的邻居，我叫小江。”我飞快地编造着自己的身份，“李叔叔他今天要去一趟外地，帮建国同志办点急事，可能要几天才能回来。他让我这几天过来照顾您。”

母亲“哦”了一声，似乎接受了这个设定。她接过碗，小口地喝着粥，没有再问什么。

我长舒了一口气，感觉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

接下来的几天，我笨拙地模仿着父亲的角色。我给母亲读报纸，陪她看那些她根本看不懂的电视节目，在下午的时候，拿出相册，磕磕巴巴地讲述着“他们”的故事。

“许阿姨，您看这张，这是……这是建国同志带您去天安门广场拍的。李叔叔说，那天人特别多，建国同志一直紧紧牵着您的手，生怕把您弄丢了。”

母亲听着，脸上会露出微笑。但更多的时候，她会坐在窗前，望着窗外那棵光秃秃的树，怔怔地出神。

“小江，”她会突然问我，“你说，建国他什么时候回来？”

“快了，快了。他办完事就回来。”我只能这样重复着。

“那个李同志呢？他怎么也还不回来？”她又问。

我的心猛地一沉。我这才意识到，在母亲的世界里，她不仅在等她的“建国”，也在等那个每天陪她说话、给她讲故事的“李同志”。在她心里，父亲已经分裂成了两个人，一个是记忆里的爱人，一个是现实里的朋友。而这两个人，现在都“不见了”。

我无言以对，只能含糊地说：“他……他也快回来了。”

母亲不再说话，只是脸上的光，一点一点地暗了下去。

我开始恐慌。我发现，我能模仿父亲的言行，却无法复制他眼神里的那种深情和安抚人心的力量。我能讲述他们的故事，却无法像他那样，将自己完全沉浸在故事里，让故事变得真实可信。我的表演是空洞的，是苍白的。我只是一个蹩脚的模仿者，一个失败的替身。

母亲开始变得焦躁。她常常在半夜醒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嘴里念叨着“建国”和“李同志”的名字。她不吃饭，也不再看那些照片。她唯一做的，就是守在门口，从猫眼里一遍又一遍地向外望。

我无计可施，只能每天给父亲打电话，告诉他家里的情况。电话那头，是父亲压抑的咳嗽声和沉重的呼吸声。

“爸，你快点好吧。妈她……她快撑不住了。”我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再……再等等……”父亲的声音虚弱得像风中的烛火。

转机发生在一个下着小雪的午后。

我正焦头烂额地劝母亲吃饭，门铃突然响了。我以为是社区送温暖的工作人员，打开门，却愣住了。

门口站着的，是我的父亲。

他穿着一件厚重的大衣，围着我给他买的围巾，头发上、肩膀上都落着一层薄薄的雪。他的脸依然苍白，但眼神却异常明亮。他手里，提着一个纸包。

“爸！你怎么回来了？医生不是说还要观察几天吗？”我惊讶地问。

“我跟医生请了假，我说家里有天大的事。”他绕过我，径直向客厅走去。

母亲听到动静，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她看到父亲，眼神先是茫然，然后，一丝光亮浮现了出来。

“李同志！你回来了！”她快步走过去，像个见到久别重逢好友的孩子。

父亲笑了，他把手里的纸包递过去。“小许，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母亲打开纸包，里面是几个还冒着热气的烤红薯。一股香甜的、焦糊的气味瞬间弥漫了整个客厅。

“这是……”母亲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

“建国托我买的。”父亲的台词说得无比自然流畅，“他知道你冬天最喜欢吃这个。他说，他上学的时候，每次下雪，都会买一个烤红薯，揣在怀里，跑到你家楼下等你。等你拿到了，红薯还是热的。”

母亲捧着那个滚烫的烤红薯，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了下来。她没有吃，只是把脸贴在上面，感受着那份温暖，仿佛那不是一个红薯，而是她逝去的、再也回不来的青春。

“他……他还记得……”她哽咽着说。

“他什么都记得。”父亲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他只是……回不来了。”

说出最后那句话的时候，父亲的声音很轻，但我和母亲都听见了。

客厅里一片死寂。只有窗外，雪花簌簌落下的声音。

我紧张地看着母亲，生怕她再次崩溃。

然而，她却出奇地平静。她抬起头，用那双被泪水洗过的、清澈的眼睛，看着我父亲。她看了很久很久，目光从他的头发，到他的额头，到他布满皱纹的眼角，再到他紧抿的嘴唇。

她的眼神，在一点一点地变化。从陌生，到困惑，到探寻，再到……一丝熟悉的、恍惚的微光。

她慢慢地伸出手，像第一次那样，轻轻地，抚摸着我父亲的脸。她的手指是颤抖的，带着一种确认般的、小心翼翼的虔诚。她抚过他花白的头发，抚过他深刻的皱纹，最后，停在了他的眼睛上。

“建国……”

她轻轻地，吐出了这个名字。

这一次，她不是在叫照片上那个二十岁的青年。她的眼睛，清清楚楚地，看着眼前这个七十多岁的、满脸风霜的男人。

父亲的身体猛地一震。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母亲，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建国，”母亲又叫了一声，声音里带着无限的委屈和心疼，“你怎么……变得这么老了？”

父亲的眼泪，在那一瞬间，决堤了。他一把将母亲紧紧地、紧紧地拥入怀中，像一个失而复得的旅人，拥抱着他唯一的故乡。他嚎啕大哭，哭得像个孩子，把他这几个月来所有的隐忍、疲惫、孤独和深情，都哭了出来。

“静雅……静雅……我对不起你……我把你弄丢了……”他在她耳边反复地说着。

母亲在他怀里，也跟着哭了起来。她伸出手，一下一下地，轻轻拍着他同样在颤抖的后背，就像过去五十多年里，每一次她安慰他时那样。

“不哭……不哭……老了就老了……老了，我也认得你……”

我站在一旁，看着相拥而泣的父母，早已泪流满面。

那短暂的清醒，像一场美丽的梦。

第二天，母亲醒来，又回到了她的世界。她看到床边的父亲，依旧礼貌地问：“同志，你找谁？”

父亲没有丝毫的失望。他像往常一样，微笑着对她说：“我找许静雅同志。她的爱人李建国，托我来看看她。”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那场戏，继续上演。

只是，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父亲不再执着于扮演那个“年轻的信使”。有时候，他会坐在母亲身边，什么也不说，只是静静地看着她。而母亲，在看向他的时候，眼神里偶尔会闪过一丝不再那么陌生的、柔和的光。

那张黑白照片，依旧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但父亲拿出它的次数，渐渐少了。

又是一个春天，院子里的那株老茉莉，竟然又抽出了新芽。阳光暖暖地照着，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

那天下午，我陪着父母在院子里晒太阳。母亲靠在躺椅上睡着了，脸上带着安详的微笑，不知道在做什么样的美梦。

父亲坐在她旁边，手里拿着一把蒲扇，轻轻地为她扇着风，驱赶着偶尔飞来的蚊虫。他的动作很慢，很轻，充满了耐心。

我看着他的侧影，突然觉得，他不再需要那张照片了。

因为他自己，已经活成了那张照片。

他用自己的衰老、自己的陪伴、自己的不离不弃，为母亲的记忆，做了一个最长情的注脚。

爱是什么？

或许，爱不是让你记住我年轻的模样。

而是当我老了，病了，忘记了全世界，你依然愿意走进我的世界，陪我演一场只有我们两个人懂的戏。

戏的名字，叫“我爱你”。

从开始，到结尾，从未改变。

我低下头，看着地上斑驳的树影，仿佛看到了时间的流动。那条长长的河，带走了青春，带走了记忆，却带不走刻在骨子里的爱。父亲用他的方式，在时间的尽头，为母亲筑起了一座坚固的城堡。城堡里，没有疾病，没有遗忘，只有十九岁的她，和二十岁的他，永远定格在初遇的那一刻。

而我，作为这场盛大戏剧唯一的观众，有幸见证了这一切。我将用我的一生，来反复回味这场关于爱与记忆的演出。我知道，这出戏，没有落幕的那一天。只要他们还在，戏，就永远不会散场。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父亲的蒲扇还在一下一下地摇着，母亲的呼吸均匀而平稳。我拿起手机，没有拍照，只是静静地录下这一刻的声音——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远处孩童的嬉笑声，还有父亲蒲扇的轻响。

我想，很多年以后，当我老了，或许我也会忘记很多事。但只要听到这段声音，我一定会记起，曾有这样一场戏，在我家的客厅里，日复一日地上演。

它告诉我，有一种爱，可以穿越时空，战胜遗忘。

来源：张小凡动画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