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听沈昌文先生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有人动议恢复三联书店，其中也有“中央领导同志”的同意。既然有领导同志，那就不只是动议了，还能领会出“要求”甚至“指示”的意思来。

《洗澡》的出版

听沈昌文先生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有人动议恢复三联书店，其中也有“中央领导同志”的同意。既然有领导同志，那就不只是动议了，还能领会出“要求”甚至“指示”的意思来。

即便如此，事情也不容易。终成正果已是几年之后。

1986年元旦，三联书店正式恢复、挂牌。当时，三联书店的不少前辈人物（所谓“老三联”）都到了退休年龄，只能发挥余热了。于是，属于“新三联”的沈公受命上任，就职总经理，负责主持三联书店的工作。

初任老总，沈公遇到不少问题，除了开办费仅30万元的杯水车薪之窘，出书方向也是大问题。当时，出版业实行专业分工体制。比如说，在北京，文学类的书只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美术书只能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在这种情况下，从名称上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不具有任何专业色彩，出什么书合适？没有现成的规定。

这是难处，也是机会。拿出点文化智慧，就会有腾挪空间。

沈公提出，出版杨绛的《洗澡》，立即引来质疑。有人说，《洗澡》是小说，小说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三联该出什么书，当时确实费琢磨。沈公说，好在路总是人走出来的，而且最主要的是，碰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形势。这种形势的一个特点是，尽管大的体制还没有变，但是允许人们想一点招了。他和同事想到了一个词：文化。

沈公问“上面”：我们不出小说，出文化类的书可不可以？“上面”答复说，可以。

于是，三联把杨绛的小说定义为“有深刻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然后再问可不可以出。

“上面”说，当然可以出，有文化内涵的书，适合你们三联书店出。

这一下，不仅出了想出的书，而且把多年沿袭的所谓专业分工体制也部分地打破了。

XO当黄酒喝

三联书店恢复之初，改革开放已持续数年。出版界有了利用海外文化资源的条件。沈公昌文先生干脆把重点放在海外。标榜的口号是，学习周恩来总理当年广泛团结海内外作家、搞好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经验。

为开辟海外文化资源，出版海外文化类的书，沈公到香港去发掘资源。香港三联书店的朋友听说总店的老总来了，设宴招待，喝酒助兴，摆出XO。

沈公祖籍宁波，很熟悉绍兴黄酒，问：你这个酒什么牌子啊？朋友告是XO。一问一答，沈公确认，这一定是XO牌的绍兴黄酒，遂放心畅饮，居然喝下一瓶。然后，就醉得“钻到桌子底下去了”。

如今说及，沈公笑言：“这就是我这土老帽儿第一次到香港去的悲惨经历啊。”

一瓶XO，打开了三联利用海外文化资源的大门，沈公得以引进蔡志忠的漫画。这是他很得意的一件事情。此前，其接触到的漫画有叶浅予的，有丁聪的，等等。其中比较进步的，很多是讽刺蒋介石的作品，表达一种政治立场。蔡氏的漫画却是另一种，用漫画的形式传播知识，而且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沈公评价道：难能可贵。

当年“批林批孔”，很多人都“奉命去消灭那些搞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的教授们的研究成果”。结果，“文革”结束后，很多年轻人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完全无知，不知道中国文化的来源和老祖宗了。沈公认为，出蔡志忠的书，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当即拍板引进。

《孔子说》、《孟子说》、《庄子说》等书出版后，很多中学生、大学生致信沈公，说他们是看了蔡志忠的漫画以后，才知道孔子说了什么，孟子说了什么，庄子说了什么，以及那些古训的真实含义。

蔡氏漫画的出版，为三联书店引来了更多读者，也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业界说起这桩事，有“沈公拣了一棵菜（蔡）”的段子。后来三联出版金庸的书，又被说成“拣了一块金”。言及此，沈公说：现在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很多，成了时髦。比如于丹等等。我冒昧地说一句：在帮助大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方面，蔡志忠的成就比于丹大，收入比于丹少。

沈公送书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个暑天，一位朋友领着沈昌文先生到家里来。

那时，《读书》杂志在知识分子心中何等地位？总觉得这杂志的主编是个大人物。迎寤进门时心想：一个平常读者，见他就这么容易么？

那天，沈公边吃西瓜边聊天，时有玩笑，适度，自然。虽是初见，却不给人陌生感，更没有某某驾到的架势。完全像个邻居串门，随和，家常，善意十足。说说最近有什么好书，好文章，吃点水果，告辞，又去忙他的事了。

匆匆20年过去，与沈公交往渐多，对他的平民感、平常心有了更多体验。比如，见面时说起一本书，他知道我没有，又想看，就会想方设法再弄一本。实在弄不来，他会费点周折复印一本，用牛皮纸包好，或骑车来，或走路至，放在我所在单位的收发室。这些年来，经这样中转而得的沈公赠书总有几十本。

某年临近春节，是个雪天，沈公又来送书，我刚好走到，在大门口碰上。接过书，内心感动得不行，他神色一如既往。这算什么？一本书嘛。聊上几句，我欲留，他要走。长年里，他要见的人很多，想见他的人更多，日程总是很满，当然该让他走。

看着沈公摇晃于雪中的背影，想起传说中季羡林先生在北大帮新生看行李的事，想到一个词：古道热肠。季先生看行李大概不会重复多次，沈公送书可就是家常便饭了。他认识多少人啊，多少喜欢书的朋友啊。相信享受过沈公上门专递服务的朋友不在少数。

有些年，遇有不好买大家又都想看的书，沈公会复印多本，放进双肩背包，骑车出门满北京城转，或是专程送到朋友家门，或在餐叙时掏出来，赠人惊喜。

沈公广交天下名流，遍识各路神仙，时常高朋满座，为他们备点书，自在情理中。对一个完全属于芸芸众生的平常后辈，何必劳神费心惦记着送书？这样的念头，模模糊糊地转悠过，又觉得不该去想。

一个老人，见一个孩子饿了，给他馒头，无非是不忍看他饿着。非去琢磨为什么，未免有失厚道。

有这样一本书为沈昌文先生记录其口述历史，说到一本书，是他在“文革”中与史枚先生等人合编而成。该书为《人民出版社出版工作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5）》，油印，孤本。编者落款：遵义兵团韶山战斗组、孺子牛战斗组。

沈公善解人意，知我想看，遂复制一本，慨然相赠。

粗略翻阅，见到正史里难得讲到的一些出版掌故，很有意思。

1951年6月至7月，胡乔木名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当年10月18日，胡乔木就该书的出版致信该社，建议出版物上的社名不用毛泽东的题字。信中说：“出版社用毛主席题字实在不好。”“我坚决主张干脆一律不用”。11月19日，该社通知全国各人民出版社，“一律不在书上印毛主席的题字”。11月28日，又通知全国新华书店也一律不准在印刷品中使用毛泽东的题字。同时，用三联书店名义出版的该社出版物“继续保留生活书店等三家的招牌字”。

1959年，陈伯达提出文化上要“厚今薄古”。王子野说：古今都是钢板，厚薄都有用。

同年，陈原传达邓小平提出的对有问题的翻译书稿的处理原则：各取所需，能删不能改。

周扬主张“出版社要为作家服务”。1962年，王子野、范用等谋划成立了“作家服务组”，把冯友兰、冯定、朱光潜等数百人列为服务对象，为他们提供购书证，“要买什么书给什么书。有些书没有了，也要竭力为他们寻找，送货上门，还可以不付书款，欠款也不催”。

1963年召开出版工作会议，周扬说：“政治第一，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多出政治书籍。”会后。林默涵、陈原等起草了一个报告，提出“要注意出版一些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内容无害，而在学术上或艺术上有一定价值的东西”。

同年，刘少奇说，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就要了解它。既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要读读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著作，这叫“比较学习法”。大概与这一主张有关，“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办公室”，推动出版了“灰皮书”、“黄皮书”系列，在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沈公当年参与其事，今日忆及，仍有快意。

随沈公买折扣书

为《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的增订，与传主和责任编辑约好，在蓝旗营的万圣书园见面，苏里兄也参加。四人中，沈公路最远，到得最早。本以为自己是提前到场，进门时，见沈公已买下一套《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价钱打五折。

见此煌煌四卷，自是眼馋。一问，书还有，也要了一套。沈公说：“你对降价书也感兴趣呀，那我带你再去两家，就在附近。”

随其出门，东行。过了隔壁，沈公指着一个牌子说：“这家店里边有个‘小平的店’，进去就看见了。都是旧书，都有折扣。再往前，这家超市里也有一家。这两家我都看过了，都很好玩。我都有收获。”

依沈公指点，进得超市，直奔书店。见有“五元区”、“十元区”、“二十元区”及“七折区”、“八五折区”，不仅便宜，值得一买的也不少。

那套新版的剑桥中国史，堂皇厚重，成排站在“八五折区”。对衷心喜爱者，这实在是不算少的优惠。在万圣书园，最高级别的“荣誉会员”也不过享受这样的折扣。

拎着一大包书，进了“小平的店”，淘到一本施蛰存先生著的《昭苏日记／闲寂日记》。封面古朴雅致，内文用影印与排印对照，板式古意盎然。信手一翻，128页，见施先生先卖书再买书的一段记录，如下：

“十六日 卖去杂书七十六本，得四十八元，将以为买碑之资。宝刻类编阙卷撰成，颇亦可观。十八日 至朵云轩、古籍书店，碑无可购，得赵举之和珠玉词刊本一册，乃赵叔雍之女所撰，未闻有此书也。廿三日 晨谒尹石公谈一小时而出。下午至南京路访碑，得十二种。有旧拓未断本根法师碑整张裱本，尚佳。归家得李白凤寄来拓片一束，凡十余种，皆河南图书馆藏石，……一日之内得碑十七种，摩挲至深夜，殊不觉倦。”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