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内蒙古口岸城市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肩负着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文明互鉴的重要使命。本文聚焦内蒙古口岸城市对外传播机制，探讨战略定位、核心挑战与实践路径。

【内容提要】作为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内蒙古口岸城市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肩负着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文明互鉴的重要使命。本文聚焦内蒙古口岸城市对外传播机制，探讨战略定位、核心挑战与实践路径。

研究表明，内蒙古依托满洲里、二连浩特等口岸城市构建区域话语体系的过程中，面临着传统单向传播模式与数字时代要求不相适应的困境，具体表现为地域脱嵌、文化折扣以及传播效能低下等问题。通过分析多元复合传播结构、边境地理空间制约及“数字鸿沟”效应，本文以融媒体创新为核心，提出构建“三位一体”协作模式与“三维体系”传播路径。研究发现，场景化叙事、多语种传播及复合型人才培养可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实现从“单向宣传”到“双向共鸣”的跨越。本研究旨在为边疆地区对外传播提供理论参考，助力“一带一路”文化互鉴与国家形象塑造。

从理念到行动，从方案共识到高质量共建，10年间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内蒙古依托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战略支点优势，将政策机遇转化为对外交流传播的创新实践，更成为“数字丝绸之路”中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节点。

作为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内蒙古满洲里、二连浩特、策克等口岸城市凭借地缘优势和文化亲缘性，在对外传播中承担起构建区域话语体系、促进文明互鉴的战略使命。然而，在数字时代背景下，传播生态日新月异，传统的政府主导、单向输出的传播模式已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对外传播需求。内蒙古作为一个拥有丰富民族特色和文化潜力的对外窗口，更应积极应对区域国际传播中可能出现的地域脱嵌、文化折扣等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所带来的传播效果减弱、目标受众定位模糊等挑战。

在此背景下，口岸融媒体作为新型主流媒体矩阵的一种实践探索，既继承了传统模式下的政策支持，又融入了数字时代的新兴传播理念和手段。它通过整合边境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和地缘传播资源，致力于构建边疆口岸城市的立体传播机制，从而助力内蒙古口岸城市有效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一）战略定位与传播需求

内蒙古地处中蒙俄经济走廊核心枢纽区域，其重要节点城市的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对深化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意义重大。在作为地缘政治中的重要辐射点和经济贸易往来的实体接口的同时，内蒙古口岸同样应肩负起“一带一路”倡议交流互鉴中的文化传播职能和外宣任务，保证区域内各项重要工作齐头并进。其中，满洲里市和二连浩特市作为口岸型节点城市的典型代表，对外开放和传播条件均较为优越。

口岸城市的多维定位决定了其传播需求具有复合性、动态性与战略性特征，需要构建与地缘格局适配的传播体系。[1]内蒙古口岸城市对俄罗斯、蒙古国的对外宣传进一步加强，不仅是深化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需要，也是加强区域间合作、实现边疆繁荣稳定的迫切需要。就当前内蒙古口岸对外传播的实际情况而言，口岸城市媒体格局及其整体传播能力尚未达到成熟、独立的形态，而更多作为一种信息传达的桥梁而存在。

鉴于传播体系的完善是一项过程性、长期性的工作，那么当前内蒙古口岸城市的传播重点则更应该从实际能力和关键需求出发，依托国家战略和政策支持，主要聚焦对蒙俄的边境传播，做好国家叙事的地方性转化工作。

作为国家对外传播的边疆触角，内蒙古口岸正应发挥自身“小”“微”“近”的特色和优势，将宏观政策话语转化为具有边疆文化特质的叙事符号，将国家层面的宏大战略叙事同民族、边疆的生态智慧相融合，这种扎根地域特色的传播实践，既能筑牢国家叙事的边疆根基，又能架设民心相通的跨国桥梁。其中，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就始终坚持“小媒体 、高站位、内外宣两翼齐飞 ”发展战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搭建起了科学完整的网、端、号架构。另外，对外传播过程中内蒙古口岸城市在以国家战略和政策话语为传播基点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要改“照搬、传达、转述”为“提炼、解读、再传播”，通过加工使得传播内容更加具象化，使对外传播摆脱自说自话的困局，以灵活应变承担起全球化过程中不断更新的传播需求。

（二）空间布局与主体构成

内蒙古位于祖国北疆，横跨“三北”，内连八省，外接俄蒙，与俄蒙两国边境线长达4261公里，是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省份，也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扩大向北开放的前沿和重要桥头堡。目前，内蒙古共有经国务院批准的对外开放口岸20个，其中铁路口岸2个、公路口岸12个、航空口岸6个，已形成铁路、公路、航空等多方位、立体化口岸开放格局。[2]由此，内蒙古口岸城市的对外传播沿4200多公里边境线形成“两核三带”的空间传播架构。其中，满洲里和二连浩特构成战略核心节点，依托中蒙俄经济走廊形成跨境传播辐射轴；策克、甘其毛都等口岸形成能源通道传播带，阿尔山、额布都格等口岸构建生态文化传播带。

这种多层级的对外传播体系既有利于通过圈层扩散规律实现有效的传播触达，又能够通过轴线联动机制实现传播效能的空间溢出。依托内蒙古口岸城市对外传播的空间布局，数字时代的虚拟传播网络与实体口岸空间的传播效能得到有效连接，拓展了信息传播的时空维度，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了中华文化向北传播、区域安全治理和生态协同保护理念在对蒙俄传播中的有效落实，全方位支撑“一带一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的文化传播和外宣工作。

内蒙古口岸城市传播体系的主体构成呈现出多元协同态势，整体表现为一种“1+3+N”的复合型架构。尽管传播生态不断革新，但当前口岸对外传播仍以传统模式为主，政府机构作为核心主体，承担着对外传播工作中最重要的引领带动作用，整体的传播路径以各口岸城市的电视台、报社、网媒及客户端等官方传播主体的政策宣介、形象建构、外宣话语体系为依托。

而官方媒体外的社会传播力量主要呈现为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及民众个体三类，作为社会传播力量，此类传播主体往往以官方权威的传播重点和话语体系为大框架，对区域内外的经济交往动态、社会文化活动以及民生生活进行一定的传播和交流。而其中，跨文化传播中的双语媒体人、跨国企业管理者等特殊传播主体也在信息解码与意义再生产过程中发挥关键中介作用，各主体通过“政策驱动—市场联动—社会互动”三重机制形成传播合力，构建起立体化对外传播体系。

（一）传统国际传播理论的适用性反思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深入推进，我国对外传播的实践逐渐依托传统国际传播理论的指导建立起一定范围内通用的框架和范式，但鉴于内蒙古口岸城市地理位置的接近性、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在中蒙俄经济贸易中的枢纽节点地位，传统国际传播理论核心假设在一定程度上难以覆盖边疆传播的复杂现实，其在这一区域内是否仍具有对本土实践的指导价值值得反思。

传统国际传播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传播即控制”，典型表现为媒介的信息垄断和意识形态的单向输出，例如文化帝国主义、现代化理论以及依附理论等，这些理论在今天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关于“单向性”“不平衡”，以及“削弱本土文化自主性”的争议。针对内蒙古口岸城市对外传播的实际操作而言，这种理论适用性的困境既源于理论本身的时代局限性，也深深植根于内蒙古口岸独特的地缘文化特性和传播情境的差异性。

一方面，口岸地区多元文化共存的现实要求传播主体突破单一国家叙事，而传统理论难以解释地方政府、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甚至个体在传播中的协同作用；另一方面，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涉及的文化互鉴需求，与传统理论的 “中心—边缘” 结构存在本质冲突。

口岸传播场域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类传播主体共生与博弈，使得传播实践呈现出传统理论框架难以预测的复杂情况，尤其是边境口岸地区跨文化传播中部分跨国“双栖人”的存在，使得各主体的传播行为往往突破传统外宣的话语规范，这种传播实践的复杂性，使基于传统国际传播范式的传播理论失去解释效力。因此，当前基于内蒙古口岸地区的地缘政治特征和社会文化意义对于理论指导进行路径重构，在批判性继承传统理论的基础上纳入传播实际的新维度，方能真正解释口岸传播中“国家叙事地方化”与“中国经验国际化”的双向过程。

（二）边境地理空间对传播效度的影响

内蒙古口岸城市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确实拥有地缘亲近性和文化特色优势，然而，其特殊边境地理空间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口岸对外传播效能构成了制约。这种制约性既源于自然地理的分割性，也体现在人文地理的复杂性之中。

内蒙古的地理空间特征以地广人稀著称，而基于“地广”与“人稀”的现实情况，内蒙古口岸城市的对外传播则更加难以形成系统性的完整传播链路。从自然地理空间格局的视角来看，边境地理空间的天然分割性导致了传播网络的碎片化现象。内蒙古与蒙俄边境线长达 4200多公里，其间分布着 20 个口岸，但口岸间平均距离超过200公里，且口岸城市多位于荒漠、草原等自然屏障区域。这种空间布局使得口岸间难以形成协同效应，各口岸城市在对外传播工作中呈现单点单线模式，传播效果难以聚合扩大。

例如满洲里与二连浩特作为内蒙古边境线上两大核心口岸，虽承担了区域内半数以上的政治、经济和外宣职能，但因两地相距较远，其传播工作的开展几乎不产生连接，难以构建连贯的传播链，进而导致传播效能提升空间不足。

而就区域内的文化特征而言，跨境人文地理的复杂性也成为加剧传播内容适应性挑战的一个因素。内蒙古边境地区与蒙俄毗邻区域存在跨境民族分布，语言文化的相似性虽然为传播提供了天然亲和力，但是基础传播能力的差异、政治经济差异、不同社会背景带来的文化认同差异，以及特殊情况下地缘政治关系的波动性对传播准入的直接影响等情况，都容易在两地之间形成传播屏障，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内蒙古口岸城市对外传播的传播效能。这种物理距离的阻断和文化认同的差异制约了口岸城市对外传播渠道的拓展，传播效能中的 “空间可达性” 与 “文化认同度”动态平衡的把握也成为内蒙古口岸城市对外传播中面临的切实挑战。[3]

（三）口岸对外传播中的“数字鸿沟”效应

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时效性与通达性成为区域对外传播的核心竞争力，内蒙古作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枢纽，其口岸城市的传播基础设施建设虽取得显著进展，但仍在不断完善的进程中，这种动态发展的现实情况使得区域内外的传播实践中均存在着“数字鸿沟” 问题，不仅制约着口岸城市对外传播的深度与广度，同时也加剧了区域内外传播生态的不平衡性。

从内部口岸城市的传播数字化实践来看，内蒙古正积极推进口岸城市“智慧口岸+数字国门”的建设，将智慧口岸建设列为推动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提质升级的重点任务之一。然而，当前内蒙古20个口岸城市的传播基础建设尚存在发展差异，如满洲里、二连浩特等重点口岸的数字化提升较快，但部分边境口岸的传播手段、传播技术等却均未实现同步更新，口岸间存在的“数字鸿沟”现象进一步导致了对外传播中信息同步的滞后性和协同效率的低下，少数口岸城市的对外传播数字化改造进程缓慢，形成了 “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的马太效应。

这种“数字鸿沟”在口岸对外传播中还表现为蒙俄毗邻地区基础设施存在的 “梯度差”。相较于内蒙古，蒙古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更为滞后，其通信网络稳定性差，难以支撑高频次、大容量的跨境数据传输，这种不对称性导致对外传播中的信息流动呈现单向渗透的特征，技术落差正重塑文化传播的方向与强度。当今，口岸城市的数字化基建已超越单纯的技术范畴，成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支点，在内蒙古口岸对外传播的数字化实践中，正确认识区域内外的基础传播设施建设的差异，并积极采取行动弥合“数字鸿沟”，成为提升口岸传播效能的当务之急。

（一）口岸对外传播中的融媒创新实践

近年来，由于地处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枢纽节点上，内蒙古口岸的传播体系也在政治交流和经贸往来中不断迭代升级，依托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核心口岸的融媒体创新以及内蒙古索伦嘎新闻中心、内蒙古蒙古语卫视频道等专业对蒙古国宣传机构的建设，内蒙古口岸城市在各方融媒发展与协作中构建起兼具文化穿透力与外宣辐射力的对外传播矩阵，最大化做好对外宣传工作。

当前，内蒙古口岸的对外传播工作依托“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打造当地融媒体场景化传播新范式，满洲里、二连浩特口岸通过融媒体技术打破地理限制，整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资源，建立了包括门户网站、社交媒体平台、短视频平台在内的多维度传播渠道，将政策解读与跨境场景深度融合，以双语传播实现对蒙俄传播的互联互通[4]。在口岸对外传播的融媒实践中，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打造了“阿科诺”中俄全媒体传播平台，形成了端网并重、端做汇聚、网做引流的对俄外宣格局。

2023年，“阿科诺”中俄全媒体传播平台累计发布更新稿件12500余次，发布的中俄双语外宣产品《壮丽内蒙古 亮丽风景线》等点击量达10w+次，《这里是中国》《有一种美，叫内蒙古》等点击量突破百万次，“阿科诺”中俄双语网站视听节目制作目前已被列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推动内蒙古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中的重点支持指导项目，满洲里的对外传播工作依托融媒体中心的有效实践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二连浩特同样充分利用全媒体传播矩阵优势，通过传播资源、内容、形式、载体的相融互通，呈现口岸的政策解读、跨国文化活动以及文旅实况，以丰富且具有贴近性的融媒内容助力区域形象塑造和对外传播效果的提升，为政策解读推广、文化展示传播、对外交往交流交融等提供平台。

而由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中心主办的索伦嘎网，通过整合报纸、网站、刊物、“两微一端”等六种形态，以区域文化为主要报道内容，向蒙古国进行目标明确的传播活动，其与蒙古国国家公共电视台开展合作的《早间节目》栏目，以符合蒙古国网民接受习惯的传播路径对鄂尔多斯当地的过年习俗进行了拍摄，有效增进了蒙古国民众对当地民俗文化的认知，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卫视频道则在对外传播中依托主流传播媒体，完善频道建设，以蒙古语受众作为传播对象进行用户画像，利用文相近语相通的优势开展亲民互动，增强国际传播亲和力和吸引力。

内蒙古口岸的融媒实践表明，边疆地区对外传播需以技术为翼、以文化为桥，通过精准化、场景化、智慧化传播，实现从“单向宣传”到“双向共鸣”的跨越，积极探索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新突破口。

（二）“三位一体”模式构建协作路径

在内蒙古口岸城市对外传播的实践进程中，各口岸在融媒实践中已取得显著成效。然而，由于传播生态的不稳定性和口岸地区特殊的传播环境，内蒙古口岸城市的对外传播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路径，构建更为稳定高效的 “三位一体”协作模式，并强化纵向联动、横向协同与跨境合作的立体化传播体系。

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实施的背景下，内蒙古口岸对外传播正经历从传统模式向智能融合模式的战略转型。面对当前官方主流媒体在口岸对外传播中的主导地位，构建纵向联动的立体传播中枢已成为突破地域限制、提升传播效能的关键路径。通过深化中央媒体与地方机构的协同机制，依托央视等国家级平台的传播优势，联合地方媒体，实现选题共商、素材共享、人才共培机制，打造兼具国家站位与地域特色的内容产品。

同时借助央媒平台的传播力量，整合全区广电资源译制民族文化、经贸往来等主题传播内容，形成 “中央统筹 + 地方特色” 的内容矩阵，推动对外传播声量的扩大。在纵向联动机制不断完善的同时，区域内口岸城市间的横向协同正在形成新的传播生态。在口岸城市间的矩阵建设中，各方应借势强化满洲里、二连浩特、策克等口岸的资源共享，建立选题、内容共同与互换机制，在推进口岸城市对外传播素材库一体化的基础上，将中俄冰雪旅游、中蒙经贸合作、生态治理经验等特色内容进行有效的跨区域整合，提升区域内整体传播合力。

提升口岸对外传播的效果不能仅局限于“闭门造车”的单向输出，更应将视野放到推动中蒙俄媒体的常态化合作和联合生产上，致力于打造中蒙俄传播共同体。中蒙俄媒体可就“一带一路”相关专题内容以及各地经贸往来和文旅互通进行协同传播，定期开展联合采访、节目互换与人才互访，策划一系列跨国主题报道，将“一带一路”合作成果转化为可感可知的传播内容。[5]通过纵向凝聚合力、横向整合资源、跨境拓展空间，内蒙古口岸能够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传播新格局，为实施向北开放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三）“三维体系”创新强化传播效能

内蒙古作为“一带一路”向北开放的重要节点，其口岸对外传播效能直接影响国家形象建构与区域发展动能。基于智能时代传播规律与边疆传播特性，内蒙古口岸城市亟须构建以内容创新、渠道融合以及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的三维协同传播体系，在提升国际传播力的同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职业伦理观融入传播全链条。

基于当前现实传播生态，口岸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特殊性要求其对外传播需突破“通道经济”的单一叙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内核的指导下，拓展内容丰富度，以构建多维度话语体系。内蒙古口岸对外传播可通过“中欧班列+民族文化”的叙事融合，将国家战略与区域特色有机结合，并在传播中嵌入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价值符号，以期在内容传播上改变传统叙事方式，用“碎片化”替代宏大叙事，[6]将各种政治、商业交往行为可视化地转化为价值传播载体。

进而，创新型内容更需匹配新的传播渠道，智能传播时代，内蒙古口岸需加速构建“全域覆盖、虚实联动”的传播渠道网络。一方面，在传播基础设施建设中加大投入，拉动技术欠发达地区对于智能传播的跟进工作，以数字技术为驱动尽快实现全域智能传播渠道的全面覆盖。另一方面，深度开发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跨境电商直播等数字渠道，利用算法推荐实现精准触达，以“场景化叙事”增强国际受众黏性，同时通过多语种智能翻译模块实现“中国话语”的本土化转译，形成技术赋能与价值传播的协同效应。

而归根结底，传播内容创新、渠道革新的背后生产力还源于传播人才队伍的建设。在内蒙古口岸对外传播的融媒实践基础上，强化人才队伍建设需聚焦智能传播时代需求，构建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当前，口岸对外传播人才需兼具国际视野与价值定力，兼具数字素养和职业伦理，对此，在人才教育和培养中应积极推进 “新闻传播学+N”的跨学科教育，整合资源以建立学科融通的培养链条，开设数据新闻、智能传播等课程，培养兼具技术应用能力与文化传播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其中，口岸对外传播还需特殊储备并培养多语种人才，依托中蒙俄媒体各国平台开展联合培养，提升外事翻译与国际传播能力。最重要的是，对于新时代对外传播人才队伍的建设，更需强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才培养全流程，引导相关人员在智能技术应用中坚守职业伦理，规避算法偏见与数据安全风险。要在人才队伍培养中多措并举，吸纳具备数字技术、跨文化传播背景的高端人才，充实口岸一线传播力量，为构建向北开放传播新格局提供智力支撑。[7]

内蒙古口岸城市作为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承担着独特的对外传播职能。本研究通过系统分析其传播机制的结构性特征与实践成效，揭示了内蒙古口岸在战略定位、资源整合与技术应用中的创新探索，同时也直面其面临的现实挑战。如今，内蒙古口岸通过融媒体手段赋能对外传播，满洲里、二连浩特等口岸城市的对外传播实践显著提升了传播的互动性与亲和力，逐步实现国家叙事与边疆文化的深度融合。基于此，内蒙古口岸对外传播的未来实践进路应依托“三位一体”协作模式，协同推进“三维体系”建设，将传播需求纳入智慧口岸建设的进程中，通过中蒙俄常态化传播往来增强文化互信，通过专业对外传播人才队伍建设为边疆传播提供持续更新的智力支撑，进一步强化对外传播能力。

内蒙古口岸的传播实践不仅是国家战略的地方化落实，更是边疆地区探索国际传播新范式的缩影。在“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其经验可为其他边疆地区提供借鉴，助力构建更具包容性、互动性的区域话语体系，最终实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战略目标。

【本文系国家民委共同发展司资助项目“构建现代传播矩阵推动共同现代化”（项目编号：2023101600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王玉莲.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内蒙古节点城市的战略定位[J].财经理论研究，2019，（06）：32-41.

[2]刘文林.优化口岸功能布局推动口岸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J].北方经济，2023，（10）：33-38.

[3]蒋凌昊，唐顺姣.县域边境城市形象对外传播的实践与思考——以广西凭祥市为例[J].对外传播，2019，（11）：68-69.

[4]毛瑀涵，曹国东.县级融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实践与启示——以内蒙古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为例[J].新闻论坛，2024，38（02）：42-45.

[5]刘长宇.外宣媒体如何建构蒙古国对华认知——以内蒙古日报社“索伦嘎”新闻中心为例[J].新闻论坛，2019，（02）：48-51.

[6]王粟.区域形象构建对国家形象塑造的影响——以内蒙古形象展示为例[J].传媒论坛，2021，4（19）：23-24.

[7]王勇，宋梅，刘晗.论边疆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J].新闻论坛，2019，（06）：37-40.

来源：新闻论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