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 20 世纪上半叶荆沙地区的历史图谱中，美国纽约方济各会教士狄隆（Julian Edward Dillon O.F.M.）的身影尤为特殊。他的足迹从松滋沙道观的砖木教堂延伸至沙市城区的学校医院，其活动轨迹既与近代天主教在华传教史交织，也深度卷入了荆沙地区教育

在 20 世纪上半叶荆沙地区的历史图谱中，美国纽约方济各会教士狄隆（Julian Edward Dillon O.F.M.）的身影尤为特殊。他的足迹从松滋沙道观的砖木教堂延伸至沙市城区的学校医院，其活动轨迹既与近代天主教在华传教史交织，也深度卷入了荆沙地区教育、慈善事业的发展，更在时代浪潮中留下了争议性的终章。从 1933 年初抵华到 1951 年被驱逐出境，近二十年间，狄隆在荆沙的活动，恰似一面棱镜，折射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战时社会救济与政权更迭时期的复杂图景。

初入荆沙：传教基业的搭建与教会网络的扩张

狄隆与荆沙地区的联结，始于 1933 年的春天。彼时，因比利时经济困窘，原属比利时宜昌教区的松滋天主教会，正处于管辖权更迭的过渡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狄隆作为美国纽约方济各会派遣的神父，首次踏上松滋土地，前往沙道观开展传教活动。这一行动，既是天主教在华教区势力调整的具体体现，也标志着美国教会势力正式进入荆沙地区。

在沙道观，狄隆的首要任务是构建稳定的传教据点。他迅速启动了沙道观天主堂的重建工程，将这一任务委托给沙市本地的涂福兴建造公司。工程不仅拆除了原有简陋平房，更打造出一座兼具中西建筑特色的宗教建筑群：占地约 600 平方米的区域内，八角楼式砖木结构的礼拜堂成为核心 ——16 米高的钟楼重檐八角、碧瓦覆盖，十字架矗立尖顶，25 步铁梯通向楼台，钟声可传方圆十里；右侧的祷告堂则以三级牌坊式门墙、圆形拱门与刻有 “葡萄藤” 花纹的木柱为特色，堂前 200 平方米的绿地与四扇对开门窗，既满足了宗教仪式的庄严需求，也兼顾了实用功能。

此外，两层楼的神职人员住所、两栋用作教室与医务室的平房，以及环绕整个建筑群的两道围墙，共同构成了集宗教、教育、医疗于一体的传教综合体。这座教堂不仅成为松滋北片（天星市、新江口、八宝等地）天主教活动的中心，更因建筑工艺精湛，历经战争破坏仍保存完好，如今经人民政府拨款维修后，仍矗立在沙道观镇和平街上首，成为近代荆沙宗教建筑的重要遗存。

1936 年，是狄隆在荆沙传教事业的关键转折点。这一年 7 月 11 日，罗马教廷正式将沙市地区天主教会从宜昌传教区划出，成立沙市监牧区，交由美国纽约方济各会管辖，管辖范围涵盖江陵县部分地区及松滋、公安、石首、监利四县，狄隆被正式任命为沙市监牧区宗座监牧，主教府设于沙市洪家巷教堂。这一任命，意味着狄隆的职权从单一的教堂主任司铎，升级为区域性教会领袖。他随即带领十几位助手，以沙市为核心，迅速铺开传教网络：在城区，他推动修女院、孤儿院的建设；在县域，他进一步整合松滋、公安等地的教会资源，到 1945 年，仅松滋一县便有美属天主堂六所，教徒达 585 人；至 1953 年，松滋境内虽仅剩白溪桥、沙道观两所天主堂，但沙道观天主堂仍领有 44 个分口，教徒 740 人，若剔除公安县分口的 46 人，松滋本地教徒仍有 868 人。这一组数据的背后，是狄隆通过 “建立中心教堂 — 划分片区管辖 — 设立分口据点” 的模式，逐步构建起覆盖荆沙多县的天主教传播网络，也印证了其传教工作的成效。

兴学办医：教会事业与荆沙社会民生的交织

在传教之外，狄隆更将教育与慈善事业视为扩大教会影响、融入本地社会的重要途径。他深知，仅靠宗教仪式难以深入民心，而学校与医院作为贴近民生的载体，既能体现教会的 “服务精神”，也能为传教培育潜在群体。这一理念，在他担任沙市监牧区主教后，得到了全面实践。

在教育领域，狄隆的投入尤为显著。1936 年，他主导创办了新沙市中学，这所由美国纽约方济各会筹集经费、费悦义神父具体负责兴建的学校，很快成为沙市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存在。据《沙市教育志》记载，在 1912 年沙市第一所中学私立育才学校创办后，虽有圣路加、振华等中学相继出现，但新沙中学以其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著称。

1938 年 9 月，学校核心建筑 —— 一栋 3 层、面积 2100 平方米的教学楼落成，尽管最初为土木结构，因白蚁侵蚀历经 8 次大修后改为钢筋水泥结构，但它仍是沙市一中（新沙中学后续沿革）仅存的解放前像样楼房，如今占该校现有建筑面积的 16%，成为狄隆在荆沙教育事业的实物见证。此外，狄隆还派遣费悦义创建新沙小学与幼稚园，并接管原宜昌教区所属的文都小学，改为新沙小学分部；1937 年秋，他又增设新沙男子初级中学，1938 年将男女中学合并为新沙初级中学，后逐步发展为包含高中学制的完整中学。这些学校的创办，不仅填补了当时荆沙部分区域教育资源的空白，更引入了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为本地培养了一批人才。

医疗与救济事业，是狄隆贴近荆沙民众的另一重要抓手。1938 年，他在沙市旅寄坊设立新沙医院，仍由费悦义担任院长，并同步创办医院附属护士学校，既为民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也培养了本地护理人才。而 1939 年日军空袭沙市期间，狄隆的救济行动更显特殊意义 —— 他下令将教区所属的学校、医院及部分教堂开放，作为收容战争难民的场所，为在战火中流离失所的荆沙百姓提供了临时庇护所。尽管目前关于此次救济的具体人数与细节记载有限，但从《新华日报》1944 年模糊标题 “沙市区盟国教士的回忆，曾尽力保护我汉口难胞，狄隆神父在纽约追忆往事” 中，仍可窥见狄隆及其所属教会在战时救济中的角色，这种行动既是宗教 “博爱” 精神的体现，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时荆沙民众的生存危机。

1944.12.03《中央日报》贵阳第2版也有：“美神父狄隆演講倭寇在華暴行”

时代浪潮中的身影：从抗日追悼到立场争议

狄隆在荆沙的活动，并非孤立于时代之外。1938 年元月 18 日，在汉口天主教总堂举行的 “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 祭典，成为他参与全国性社会活动的重要节点。作为沙市监牧区主教，狄隆与罗马教廷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汉口教区主教希贤、武昌教区主教艾原道一道，头戴高冠、身着祭服，在主教宝座华盖下参与礼仪，这一身份排序，既体现了沙市监牧区在全国天主教教区中的地位，也显示出狄隆已成为华中地区天主教界的重要代表之一。

此次祭典的肃穆与悲壮，至今仍能从史料中感知：教堂内黑白布幔、黑色台布与白底黑花窗帘营造出哀悼氛围，象征性灵柩周围环绕着绣花锦缎与鲜花蜡台，大门两侧 “追悼阵亡将士殉难平民祈祷人类真正和平方不负沙场热血；担起救国责任抗战到底争取中华绝对自由始对起天国英魂” 的对联，将宗教仪式与民族救亡主题紧密结合。狄隆参与的礼仪分为两部分：先是在主教座前的追悼祭典，后是由蔡宁总主教主持的奉安礼仪，近百人唱经班咏唱圣歌，整个过程历时两小时半，参礼人员逾千人，国民政府军政要员（邵力子、吴国祯等）、各国驻华使节（德国大使陶德曼、美国大使詹森等）均有出席，中共中央与朱德、彭德怀分别赠送的 “成仁取义”“虽死犹生” 挽幛，更凸显了此次活动超越党派的民族凝聚力。狄隆作为参与者，其 presence 不仅是宗教身份的体现，更暗含了教会对中国抗战的立场表达 —— 至少在战时，他所代表的沙市教会，与荆沙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抗日情感，存在着短暂的共鸣。

然而，这种共鸣并未持续到时代的下一个阶段。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国际局势的变化与国内政权的更迭，彻底改变了狄隆在荆沙的生存环境。根据《湖北省志・外事侨务》与《沙市市志》的记载，狄隆利用其主教身份，在教徒中散布反党言论，威胁 “相信共产党就是叛教”；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公开为美国侵朝行径辩护，禁止教会学校学生参加爱国运动、阻止学生参军，甚至以停止经费供给要挟学校校长，并指使教徒撕毁抗美援朝标语。这些行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被认定为 “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迅速激起沙市各界人民的愤怒 —— 民众纷纷集会控诉其罪行，要求政府采取行动。

1951 年 1 月 4 日，沙市公安局依法将狄隆扣押；1 月 25 日，沙市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与沙市人民政府组织人民法庭，判处狄隆驱逐出境；3 月 29 日，狄隆被正式押解出境，结束了他在荆沙近二十年的活动。这一结局，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 “反帝爱国运动” 在宗教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标志着狄隆在荆沙的历史角色，从 “传教士”“教育者” 彻底转向 “被驱逐的外国反动分子”。此后，狄隆虽辗转韩国、日本担任美军避静指导神师，1957 年又前往台湾传教，1961 年病逝于台湾罗东医院，但他在荆沙的历史，却永远定格在了 1951 年那个春天。

历史回响：狄隆活动的多重面向与遗产

如今回望狄隆在荆沙的近二十年，其活动的复杂性远超 “传教士” 这一单一标签。在教育领域，他创办的新沙中学（今沙市一中前身），尽管最初带有教会背景，但其 3 层教学楼历经八次大修仍被保留，成为沙市近代教育发展的实物见证；松滋沙道观天主堂虽几经风雨，却因建筑价值与历史意义，被纳入地方文化保护范畴，经政府维修后继续承担宗教活动功能，成为荆沙地区中西合璧建筑的代表之一。在慈善与救济领域，他在抗战期间开放学校、医院收容难民的举动，虽出于宗教传播的初衷，却在客观上缓解了战时荆沙民众的苦难，这种 “主观为传教，客观利民生” 的双重性，正是近代教会慈善事业的典型特征。

然而，狄隆的终局也提醒我们，近代外国传教士在华的活动，始终无法脱离国家主权与时代立场的约束。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坚持的反华立场，既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与他早年参与抗日追悼祭典时的 “民族共鸣” 形成鲜明反差，这种转变，既是个人意识形态的选择，也折射出冷战初期国际局势对个体命运的深刻影响。

狄隆离开荆沙后，荆沙地区的天主教事业进入了 “自立革新” 的新阶段 ——1951 年 1 月 21 日，沙市 420 名天主教徒（含 3 名神甫）发表自立革新宣言，标志着荆沙天主教摆脱外国势力控制，走上中国化发展道路；松滋的教徒张子和后来多次当选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更体现了宗教界人士融入新中国社会建设的进程。这些后续发展，既是对狄隆时代 “外国教会主导” 模式的否定，也从侧面印证了狄隆在荆沙的历史，终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在荆沙近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狄隆的故事或许只是一段插曲，但这段插曲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启示：它让我们看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碰撞与融合，看到战时社会救济的复杂动机，更看到国家主权与个体命运在时代浪潮中的交织。如今，沙道观天主堂的钟声不再由外国教士敲响，新沙中学的课堂上也早已没有教会的痕迹，但狄隆留下的这些建筑与事业，却仍在以不同方式，诉说着那段远去却值得深思的历史。

来源：宋沮漳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