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自卫反击战参战老兵的少年往事:反潮流思想贯穿了学生时代！

摘要：自从“沈大腚”沈老师被剥夺了班主任的权利之后，我们班里的学习秩序好了很多。虽然我们的语文课落下了不少，但至少我们几个不会逃课，也不再没事儿找事的给老师添麻烦了。

自从“沈大腚”沈老师被剥夺了班主任的权利之后，我们班里的学习秩序好了很多。虽然我们的语文课落下了不少，但至少我们几个不会逃课，也不再没事儿找事的给老师添麻烦了。

1973年，全国教育开始改革，实行小学五年，中学三年，高中两年的十年义务教育。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学师资不足、财政相对困难，很难一下子接收如此之多的中学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优先安排当年六年级的小学毕业生直接进入当时的中学校园，而五年级的小学毕业生暂时在原校址就地上中学。也就是说，虽然还是在小学校园内上课，学的却是初中的课本。因此，就有了当时的“戴帽中学”。

于是，我们就在原来的小学校园里念起了初中的课本。

也正是因为我的这些调皮捣蛋的行为，导致我在小学毕业的时候，都没能评上当时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讲的最高荣誉——“红小兵”。

那一年，在黄帅掀起的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浪潮还没消停，社会上又刮起了一股读书无用论的风潮。起因是一叫张铁生的人，在当年的大学考试中几乎交了白卷：语文38，数学61，理化6分。眼见录取无望，张铁生在理化考卷的背面写了一封信，表示对考试的不满，同时又希望各级领导在入学考试中对他加以照顾。

悲剧的是，因为这封信表达了张铁生对当时教育制度的不满，以及对“文革”的支持，这封信被玩弄政治的人发现后，一下子就成了他们利用的工具了。

时任中共辽宁省某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将原信作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加了“编者按”发表。（这位领导是谁，网友们可以自行搜索）该报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辽宁日报》的“编者按”和张铁生的信，并加按语，说张铁生的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省”。随后，各地报刊纷纷转载。《文汇报》在转载的同时，发起“选什么样的人上大学”的讨论。《红旗》杂志等权威媒体也都以张铁生的信为引子，围绕高校招生的文化考查发表文章、评论，说文化考查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张春桥、迟群说这是“复辟”，“反攻倒算”。

反潮流英雄张铁生

于是，张铁生被吹捧为“反潮流的英雄”，江青说他“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还说他“才是真正的又红又专”。结果他不但因此被当时的“铁岭农学院”录取，还破例被发展为党员，甚至获得了“白卷英雄”的称号。

最可恨的是当年还发生了一起学生自杀的事件。

当时，河南省南阳市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张玉勤，因在期末考试英语中回答不出来试卷中的考题，于是在考卷的背面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当时，张玉勤写后也觉得挺没趣的，就没有交给老师随手便把卷子揉成一团给扔了。谁知，这张被揉成团的卷子让她的一位同学捡到后，又把它展平后交给了英语老师。后来英语老师又把考卷拿给班主任杨天成看，晚上，杨天成在开教师会时说了此事。第二天早操后，校长罗长奇在会上批评了张玉勤，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

1973年7月14日早上，有人在虎山水库里发现了张玉勤的尸体，原来她被老师批评后想不通自杀身亡了。

1973年10月27日，南阳地委批示，要求全区各级学校开展“狠批孔孟之道的反动教育思想，批判右倾回潮思想”的运动。12月15日，唐河县委对“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做出处理，撤销该校党支部委员、革委会副主任罗长奇的职务，开除班主任杨天成公职，留用察看两年。后来“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所造成严重恶果”的调查报告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内参上。

大家想想看，上面那么多事情一闹腾，全国的学生还有几个愿意好好学习了，全国的老师又有几个还敢好好教书了？

虽然这种悲剧只发生在了张铁生、黄帅、张玉勤等少数几个人的身上，但他们却是扎扎实实的走入公众视野中的人，而他们的作用，却是影响了整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学生们的最关键十年。而我们这批60后的学生，基本上整个中小学阶段都处于轰轰烈烈的“文革”期间，啥也没学到。

我自己读小学的时候好像还认了几个字，学了算数的加减乘除，进入初中后，受张铁生、黄帅事件影响，我们整天都在学习交白卷英雄、反潮流英雄中度过的，再没有好好读过一天书。1975年三月，我的父亲转业到了地方，我们家也随之从海淀的西郊机场搬到了位于崇文区的光明楼。我也从海淀区的蓝靛厂中学，转到了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现在的北京汇文中学）读书。

刚转到二十六中的时候，刚好赶上了轮到我们班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学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是在工厂里度过了。随后的一年多里，我们又去了北京崇文门菜市场学商，还去了位于大兴县（现在的大兴区）解放军某部坦克师的一个农场。在农场里，我们既进行了军事训练（齐步走，正步走），也学会了干农活（收麦子和插稻子秧）。就这样，我在农场里待了两个月后才回到学校上课。总之，在两年的中学时间里，几乎全部时间都浪费在学工、学农、学军、学商上了。

直到1976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各个学校的正常的学习秩序才逐渐还是恢复。而这时的我，初中三年级都快毕业了。

好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也就是毛主席逝世的那一年。由于原来的班主任意外受伤住院，学校给我们安排了一个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也就是后来的中学数学特级教师，中国数学奥林匹克高级教练员，北京数学普委会副主任）乔家瑞老师。他的数学课讲得特别好。一道题有好几个思路，都能解出，很巧妙。他也擅长讲故事。做人和锻炼自己的意志。很风趣地上完每一堂课。

在之后的高中两年内，我们班几乎所有同学的学习兴趣和秩序都非常好。但是文革期间落下的功课太多，很多同学都跟不上学习进度，所以班上同学的学习成绩参差不齐，而且差距拉的也比较大。

1977年那年全国都恢复了高考，但我们所有同学都知道，仅凭我们目前的学习成绩，能有机会考上大学的人数却寥寥无几。好在距离1978年的一月份，我们高中毕业了。这时，距离高考还有半年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