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7年张学良曾劝父亲张作霖：“李大钊是个有用的人才，不该杀他。”这位少帅的话里，或许有对这位学者影响力的认可，也有对动极端手段可能惹来麻烦的考量。但是已经被郭松龄事件折磨的焦头烂额的张作霖的主意终究没因儿子的劝说而改变，仍旧下令杀害了革命先李大钊，为他的手

1927年张学良曾劝父亲张作霖：“李大钊是个有用的人才，不该杀他。”这位少帅的话里，或许有对这位学者影响力的认可，也有对动极端手段可能惹来麻烦的考量。但是已经被郭松龄事件折磨的焦头烂额的张作霖的主意终究没因儿子的劝说而改变，仍旧下令杀害了革命先李大钊，为他的手上又添加了一笔血债。

李大钊之所以被捕，奉系策划得周密，当然这里面争议也大。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了几百名军警，发挥了自己混世魔王的本色，根本不管外交上的规矩和国际上的法度，硬闯进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

老张派人这一冲，不光抓了李大钊和他家人，还逮了几十名国共两党的人和苏联的外交人员。

张作霖敢这么干，是因为外国列强的驻华公使团默许了，他们都对北方的苏联抱有敌意，这股子敌意，一时盖过了对国际法的看重。

李大钊当时躲在苏联使馆，原以为这里能安全些，没料到张作霖会这么绝。被捕时，为了妻女和同志们的安全，他没反抗，只是从容地把随身的一把袖珍手枪交了出去。

李大钊进了狱，是生是死还没立刻定下来，此时社会上不少人都在想办法救他。北京九所国立大学的校长联名要求给个公正的审判，章士钊、杨度这些文化界的名人，也多次找张作霖说情，连北方的铁路工人都打算劫狱。

不仅如此，就连奉系内部自己人里，看法也不一样。张学良、杨宇霆这些有分量的人都不赞成杀李大钊，怕惹没必要的麻烦。

张学良的劝说尤其有意思，他知道李大钊作为思想家和组织者的本事，或许也想到了杀这样的人，可能会让奉系的名声坏很久。可这些努力和劝说，在当时的政治风气里，显得太弱了。

张作霖最后决定处死李大钊，是好几件事堆在一起的结果，既有老早的恩怨，也有眼前政治上的冷酷盘算。最直接的一个原因，是李大钊在郭松龄反奉时的角色。

1925年，奉系的大将郭松龄突然倒戈，带七万兵直逼奉天，差点把张作霖的地盘掀了。这一事件背后，是李大钊代表苏联和冯玉祥，跟郭松龄订了反奉的密约，答应给军事支持。

张作霖为了渡过难关，只好向日本关东军求救，还口头应了日方在东北“土地商租和杂居权”这些苛刻条件。

于是乎兵变虽然压下去了，但张作霖打这里起，就把李大钊当成“赤化的头头”和心腹大患，这种个人仇怨加政治恨，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根。

虽然张学良也向自己的老父亲求情，但是由于郭松龄事件在前，小张越是求情，老张越是忌惮。

更为紧急的现实情况是，北伐军打得猛，南方的局势也变了。到1927年4月，北伐军已经占了上海、南京、武汉，已经快打到中原地区了。

此时张作霖作为北洋军阀的大统领一叶知秋，能感觉到革命浪潮的威胁。李大钊在北方组织工人罢工、学生运动，单1926年就在北京搞了50多次万人集会。这种思想的传播和老百姓的动员，对靠枪杆子掌权的军阀来说，危险程度不亚于战场上的真枪实弹。

就在张作霖犹豫杀不杀李大钊的时候，南边传来蒋介石发动叛变的消息。蒋介石的动作，等于给了张作霖政治上的默契和借口，听说蒋还从南京发密电，催着“把抓的党人赶紧杀了，免得留后患”。

有人分析过，张作霖大概想通过杀李大钊，以一个投名状的姿态向蒋介石表明态度，换点政治上的妥协或者默契。

在张作霖眼里，李大钊的身份挺复杂，他不只是宣传共产主义的学者，还是“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的代言人”，是“帮洋人办事，搜集国家军事情报，还勾结南方乱党，想推翻政府”的人。

这种看法虽然带着军阀的偏见，眼界也窄，但确实反映了张作霖对李大钊和他代表的力量的怕和恨。张作霖跟日本走得近，而苏联支持北伐军和冯玉祥，这种地盘上的对抗，让李大钊成了张作霖和苏联较量时的牺牲品。

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控制的特别军事法庭匆匆审了审，就判了李大钊等20人绞刑，当场执行。

面对绞刑架，李大钊一点没怕，从容地死了，他曾说过：“我是信共产主义的，只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死，没什么可惜的。”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认死刑，但不愿挨枪子，想受绞刑。面对这样的要求，张作霖居然同意了还批了钱，订了那台有名的绞刑架。

来源：杯中有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