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书是第一部近现代中国科幻理论资料汇编，所录资料起于1891年，止于1949年，收录范围包括论文、序跋、发刊词、编者按、读者来信、杂评、广告、书信、日记以及个别作品的片段和批语等，凡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段国人对科幻作品的关注及看法的，均尽量收录。全部资料按时间顺序

第一部近现代中国科幻理论资料汇编按时间顺序呈现中国科幻的早期面貌

内容简介：

本书是第一部近现代中国科幻理论资料汇编，所录资料起于1891年，止于1949年，收录范围包括论文、序跋、发刊词、编者按、读者来信、杂评、广告、书信、日记以及个别作品的片段和批语等，凡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段国人对科幻作品的关注及看法的，均尽量收录。全部资料按时间顺序排列，以呈现近现代中国科幻理论的发展流变，为研究早期中国科幻历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简介：

贾立元，文学博士，科幻作家，笔名飞氘。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短篇小说集《中国科幻大片》《机器人的漫游时代》等，作品被译成英、意、日等文字，荣获“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中国科幻银河奖”。学术专著《“现代”与“未知”——晚清科幻小说研究》荣获“北京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优秀学术著作再版项目支持。此外，主编《想象科学——科幻文学经典撷英》《长生法——清华学生科幻创作选》等书。

导 言

一

近年来，科幻文艺成为中国当代文化中独具特色且极富活力的版块。回顾历史，可以发现，科幻文艺在中国的兴起，源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晚清以来，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急切地汲取新知，现代的历史观、科技观、时空观重塑了国人的视野与思想，赋予小说家们新的灵感，让他们写下一个个国富民强、天下大同的未来梦想，中国最早的科学幻想由此而来。

值得注意的是，自科幻文学这一舶来品进入中国，对它的理论性探索也随之而生，参与者中既有知识精英，也有普通读者。这些以序跋、评论、广告、书信等形式展开的探索，加入了当时的种种文学议题论辩，与创作实践互为映衬，折射出时人对“科学”“幻想”“文学”等问题的认知，为深入理解现代科学与中国文学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入口。

因此，对中国科幻早期历史的研究，不但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科幻在20世纪中国的发生机理与命运起伏，丰富对文学史的认识，也能为理解近现代中国为自己选择道路时的艰难性、自主性与多面性提供有益的视角。而对相关作品及理论资料的整理与分析，正是这一研究的坚实支撑。

但长期以来，在文学史的书写中，早期的中国科幻作品近乎湮没不彰，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重见天日。随着晚清小说成为文学研究热点，晚清科幻逐渐引起中外学界的关注，并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讨论。近年来，对民国科幻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一些作品被重新发现，以往认为民国科幻作品稀缺的印象也得到纠正。可以说，早期中国科幻中的一些重要作家、作品已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作品年表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

与之相对，小说之外的近现代科幻资料，却依然散落在数量广泛的报刊、图书、书信、日记中，迄今尚未得到系统而全面的搜集整理和深入的研究，成为一项有待填补的学术空白。也因此，中国科幻的早期面貌依旧显得模糊：在近现代中国，哪些科幻作家具有影响力？证据何在？当时的读者对科幻作品的观感如何？有哪些著名人物曾对科幻问题发表过见解？这些或批评或肯定的见解，与当时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斗争活动是何种关系？有哪些科幻作品获得过官方的嘉奖？又有哪些进入了学堂、课本，影响了青少年的成长？中国观众观赏过哪些科幻电影？……这些问题，仅靠对相关作品的研读和阐发是无法回答的，而必须依赖对资料的系统梳理。

编者最初尝试搜集相关资料，源于博士论文《“现代”与“未知”——晚清科幻小说研究》的撰写。为说明“科学小说”“理想小说”等概念的关联与演变，以及某些作家、作品的影响力，编者检索了一些数据库，发现了不少有趣的资料，遂计划将它们汇编成册，作为博士论文的附录。随着搜集范围的扩大，资料数量急剧扩张，这一计划未能实现。此后，编者以“近现代科幻理论资料整理与研究”为题，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于2017年获批，之后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持续了五年之久。期间，编者以“科学小说”“科学（的、地、底）幻想”“科学（的、地、底）理想”“科学（的、地、底）空想”“科学想象（像）”“理想小说”“哲理小说”“政治小说”“未来小说”等十几种概念以及200多种作家、作品名称为检索词，查阅了20余种数据库以及一些名人日记、资料 汇编等纸质材料，发现了大量过去不曾被科幻研究者们注意的文献，最终累计搜集、整理资料约56万字，发表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如下：

应该说，这批资料内容之丰富、体量之庞大，已远超出立项时的预期，中国科幻的早期面貌也因此大为清晰。由于这批资料涉及的问题较多，难以通过一篇导言将它们全部论及，接下来只就读者查阅本编时可以注意的一些方面做一点简要的提示，它们源自编者通读全部资料后形成的综合印象和初步判断，并非深入的分析和详细的论证，相信有兴趣的读者能够参考这些提示，从相关资料中形成自己的看法，推进相关研究。至于“近现代中国科幻理论的发展流变”这一宏阔的论题，只能留待将来再从容勘察。

二

第一，近代以来，出现了对想象力转轨的要求。

中国知识界对科幻作品的兴趣，起源于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和变革现状的渴望。1891年，爱德华·贝拉米的乌托邦小说Looking Backward：2000—1887被李提摩太译成中文，以《回头看纪略》为题发表在《万国公报》上，1894年，该书以《百年一觉》为题出版，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此后，类似的作品多有译介，如《极乐世界》《梦游二十一世纪》等。对这些描述理想世界的作品，人们一方面觉得熟悉，将其与《礼运》等古代典籍对照，另一方面又感到新颖——理想世界不在过去而在未来。为了追求理想世界，应对当前的危机，知识界开始强调 “小说”重塑国民的力量，富于新知的外国小说因而得到重视和译介。最早的科幻理论探索就从相关作品的评述中萌发。

在“小说界革命”之前，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梁启超的《读西学书法》、孙宝瑄的日记，都已提及科幻作品。1900年，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中译本出版。译者强调此书与诲淫诲盗的寻常小说不同，可作为西学入门读物。此后，通过《新小说》等期刊的推广，“科学小说”成为晚清“小说界革命”中引人注目的版块。在第一批科幻译介者看来，“科学小说”有西方学问，读者不可等闲视之，同时，它的趣味性、冒险精神、自由精神，对重塑国民亦十分重要，读者不应只注意科学内容。

小说市场的繁荣和功利化的小说观，让人们尝试用大量的小说标签来描述具体作品的特征与价值。其中，“科学小说”“哲理小说”“政治小说”“理想小说”几种标签有着较近的亲缘关系，虽然不同的论者对它们有不同的理解，但从相关讨论中我们能发现一种不断被强调的观点：

在万国争雄、不进则退的时代，国民应树立何种理想，已成为至关重要的政治议题；中国传统小说也有“理想”，但常荒诞不经、妄谈鬼神，荼毒人心，如今需要经受“科学”的洗礼，把有害的谬想变成有用的发明。

可见，在“科学幻想小说”这一概念尚未出现的清末，文化精英已经开始要求用“科学/哲理”来重新安排“理想/幻想/梦想”。这是中国小说史上的新现象，其结果是，“哲理小说”“科学小说”“理想小说”“政治小说”等范畴多有重叠，存在着彼此过渡的通道。当然，“政治小说”未必描写未来，“理想小说”之理想未必关乎科学，“科学小说”也不一定要有幻想色彩。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标签都不能等同于今天的“科幻小说”，但在它们的交叉与互动中，本土的科幻叙事已破土而出，从中可以看到用“科学”新知规训“幻想”的尝试。

第二，想象力的转轨，离不开对外国科幻作品的译介与模仿。

第一批中国科幻作品有着明显的模仿痕迹。最早登场的是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1902），以60年后的繁盛中国开篇，显然受到了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之后的《月球殖民地小说》《新石头记》《新中国》等作品，都有着凡尔纳或《百年一觉》的影子。这些内容上的模仿是明显的，而通过小说之外的资料，可以进一步佐证外国科幻译介与本土创作的关联。

第一类是改造性的翻译。如《银山女王》，署“（日）押川春浪撰，摩西补译”，但根据《时报》《图书月报》上登载的广告，可以判断该书实为黄摩西以原作为底本进行的二次创作。

第二类是为译作续写新篇。如徐念慈为乡邻讲谈友人包天笑翻译的《法螺先生》，因乡邻意犹未尽，于是编出了《新法螺先生谭》。之后，作为《小说林》的编辑，他又在陈鸿璧翻译的《电冠》连载结束后的“觉我赘语”中表示，如有余暇，准备撰写一册《续电冠》。

第三类是受外国作品启发，尝试与之争胜。如威尔斯的《未来世界》出版后，因预言了日军全面侵华而备受关注。周楞伽认为该书中的一些预言颇不合理，因此于1938年出版了《二次世界大战预言》。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方式的关联，这里不再详述。

第三，想象力的转轨，经历了曲折的摸索。

外国科幻为近现代小说家提供了参照，但由于时代的局限，许多早期的中国科幻作品不算出色，有的潦草敷衍，有的有头无尾。通过本编资料，可以更好地了解小说的创作、发表过程，更合理地分析作品形态的成因。具体而言，有的序跋类资料阐明了创作动机，如《电球游》的作者称自己只有制造“电球”的原理而无制造的能力，故而付诸小说，以俟来哲；《医林外史》的作者志在广纳古今中西医药知识，故在“绪言”中征求各界赐予可供编入小说的药方及素材，说明这篇作品是边写、边连载、边收集材料的。有的资料表明作品由多人合作完成，如《新七侠五义》最初由“治逸”撰写，原稿多有土语，经“浊物”润色、增删后出版；《格白勒大学旁听记》原稿由精通科学的“星海”所写，再由其友人、小说名家徐枕亚以白话体裁重新演绎。一些报刊启事类的资料则表明了作品连载中断的原因，如《月月小说》停载《乌托邦游记》是因为作品宗旨与期刊不合，《上海画报》停载《极乐世界》是因为作者遭遇母丧，《科学画报》停载《火星人的大炮》是因为作者未再寄送后续稿件。类似资料，呈现了近现代小说想象力转轨过程中的丰富细节。

第四，对科幻作品的关注与讨论，没有出现过明显的中断，且一直都有重要的人物参与。

近年来，学界已确认以往有关中国科幻“兴起于晚清，沉寂于民国”的看法不符合事实，科幻译介和创作活动在民国时期一直存在，本编的资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早期中国科幻的出版、传播、评价情况和相关理论探索的演变。

总体而言，自1902年“小说界革命”将“科学小说”“理想小说”等话题引入文化改造议程后，对科幻的提倡与批评之声一直并存，历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而不曾断绝，相关资料的时间分布大体上比较均匀，所传递的看法也可谓多样：提倡者或者强调科幻作品可以帮助人们亲近科学、增进学问、激发理想、促进实业、预见未来，或者注重它们对卑琐现实的超越、给读者带来的精神抚慰，或者论述科学与文学的交融、建设科学文学的必要；批评者或者虽承认科幻的价值但认为国人科学素养太差难以创作出优秀作品，或者质疑功利化的小说观，认为文学不应该承担传播科学之类的任务，或者质疑物质化、机械化的人生观，反对科学小说描绘的图景，或者从文学应该科学地观察生活、积极介入社会斗争的角度断言“科学小说”不是正道，批判“幻想”会麻痹读者，流于低俗而有害的消遣。发表这些意见的人物，既有“新文化”的倡导者，也有娱乐文学的拥护者，既有北大、清华等名校教授，也有青年学生、普通读者，既有爱国军官、政治人物，也有技术专家、高僧大士，范围之广，从本编目录中可见一斑。

第五，在科幻理论的发展中，“幻想”始终是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这在概念的演变中也得到了体现。

首先，“科学”与“幻想”之间常有冲突。一方面，通过虚构和想象，科幻小说被认为能够以富于趣味的方式传递科学的内容，合理地展示未来的可能性，激发人们了解科学知识、投身发明创造，化“理想”为“现实”。另一方面，小说中的虚构和想象又常逾越现有认知，从而招来诟病：凡尔纳的作品虽受欢迎，但如《环游月球》中主人公被装入炮弹中发射升空去月球探险的情节也一再遭到质疑；在官方机构“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内部讨论中，押川春浪的小说《秘密电光艇》被认为不合科学原理，因此只能评为“中等”而非“上等”；《科学趣味》的编辑顾均正认为美国科幻杂志上的作品空想成分大于科学成分，但他自己发表的小说也被读者认为不合科学。

其次，“现实”与“幻想”之间存在张力。这方面的讨论随着现实的日益严峻而增多，并在对欧美科幻电影的批评上体现得尤为鲜明。电影对公众的影响甚于文学，因此将科学与神怪、恐怖、艳情等元素混杂的电影引来了许多进步人士的严厉批判，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没落与精神颓废的征兆，有着逃避现实、麻痹群众的意图。当然，也存在对这些影片较为正面的评论，有的认可影片能表现科学家的钻研和奋斗，有的从电影技术的角度予以肯定，此类观点，亦不无可观之处。

正是“幻想”与“科学”“现实”之间的张力，让人们不断尝试选择新的词语排列方式，用新的概念来描述这类作品。在最初的“科学小说”“理想小说”“哲理小说”被继续使用的同时，“幻想”的因素开始浮现在名称中，逐渐出现了几十种概念，现将编者所见者罗列如下：

“科学理想”（1905）、“理想的科学”（1907）、“理科小说”（1909）、“科学的想像”（1912）、“科学的幻想小说”（1921）、“未来小说”（1922）、“科学的理想”（1924）、“机械的空想家”（1929）、“科学的理想小说”（1931）、“科学理想巨片”（1931）、“科学的罗曼斯”（1931）、“科学空想小说”（1931）、“科学的空想”（1931）、“科学化的理想”（1933）、“科学的技术的小说”（1933）、“科学的技术的幻想”（1933）、“科学幻想”（1933）、“理想科学化的画片”（1933）、“科学奇事”（1934）、“空想的科学文学”（1935）、“空想的科学小说”（1935）、“科学幻想片”（1936）、“科学幻想家”（1936）、“科学化的理想小说”（1937）、“理想的科学小说”（1938）、“科学幻想故事”（1939）、“空想科学小说”（1941）、“科学传奇”（1944）、“幻想与科学小说”（1946）、“奇怪的幻想小说”（1946）、“幻想神奇的小说”（1946）、“科学幻想小说”（1946）、“理想科学小说”（1946）、“怪异的传奇故事”（1947） 等。

需要说明的是，即便同一种概念，在不同论者那里也可能有不同的指向，比如，“科学小说”有时被强调带有理想化的内容，有时则用以统称一切包含科学知识的小说；“科学（的）理想”“科学（的）幻想”有时等于今天的“科幻”，有时则指科学家的理想、在科学研究中发挥想象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21年，就已出现了“科学的幻想小说”，而此时英语世界中还没有出现后来被作为 “科幻”统一称谓的“Science Fiction”一词。 凡此种种，让我们看到，如何处置 “幻想”是中国科幻从萌发期就遇到的问题，对这一核心问题的思考，贯穿了20世纪中国科幻的历史。

第六，多数科幻作品在近现代中国没有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出现了科幻的印迹。

从阅读体验来看，不少中国读者从优秀的科幻作品中获得了启迪和愉悦，他们或在阅读后撰写日记、书信、诗歌以记录感受，或公开发表观点分享心得，或在多年之后念念不忘写下回忆文章。比如，梁启超翻译的《十五小豪杰》虽半途而废，仍让许多读者激动不已、惦念结局；他翻译的《世界末日记》给一些读者带来或凄凉或恐怖或解脱之感，常被学佛者提及。当然，也有读者对科幻作品中的科学内容感到沉闷无趣，或认为其中的幻想内容与旧的神怪小说大同小异。

从辐射范围来看，科幻作品散布于图书馆、教育机构，相关广告见于各类报刊、书籍乃至城市旅行指南；凡尔纳、威尔斯等著名作家的传记文章常见于书报，重要作家、作品也被收入到文学、文化类的辞书中，有时也会在一些社会名流的著作、演讲中被提及；中小学生能在教材中读到《十五小豪杰》的片段和带有科幻色彩的文章《五十年后》，会在面向学生的杂志上读到更多有趣的科幻作品，其中既有较为忠实的翻译，也有名著的缩写版，他们的教师则能从对应的教学指导书籍中获得如何训练学生想象未来世界的建议，大学生会在校园里听到教授谈及科幻作品，专业读者可以从外国文学史著作中了解到更多信息，广大观众则能从科幻电影、广播剧、舞台剧中获得别样刺激，从相关的评论中获得赏鉴这些作品的参照，甚至犯人在看守所也能阅读“科学小说”。

从关注焦点来看，人们对科幻最看重的还是教育功能。除了前已述及的一般性的科学教育、针对性的青少年教育外，面对战云密布的国内外形势，人们也对描述未来战争的故事深感兴趣，将其视作对国民进行国防教育、军事教育、爱国教育的有效手段。在这种背景下，《空中战争未来记》（1907）、《英德战争未来记》（1909）、《日美战争未来记》（1920）、《远东大战未来记》（1933）、《未来世界》（1934）、《未来的日苏战争》（1938）、《纳粹进攻美国记》（1941）、《未来世界大战之想象》（1948） 等欧、美、日、苏的作品被迅速译成中文。从认知的累积来看，人们对外国科幻经典的了解经历了从知之甚少到有所认识的变化。比如，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早在1898年就在《国闻报》登载的译文中被提及并译为“佛兰金仙怪物”，此后，“佛兰金仙”逐渐演变成“睡狮”并随着后者的流传而很少再出现，直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电影《科学怪人》的放映，人们才熟悉了这个故事。之后，在被译成中文的外国新闻、书籍中，日本侵略者、蒋介石、红军战士都曾在不同的意义上被比喻为“科学怪人”，但小说原著一直未有中译本，熟悉原作和原作者的人仍然不多。又如，晚清时期，凡尔纳小说的一些中译本弄错了作家的国籍，让读者难以意识到它们出自一人之手。之后，作为“科学小说”大家的凡尔纳形象逐渐确立，但由于一些资料经由不同语言的转译，他的中文名五花八门，仅编者所见就有四十多种。

就目前看来，到了20世纪20年代，知识界对凡尔纳、威尔斯、柯南道尔等科幻名家已有相当的了解，进行着持续的介绍。此后几十年中，影响力最大的科幻作家当数凡尔纳和威尔斯，前者被誉为兼具非凡想象力和广博科学知识的卓越作家，尤其受到青少年读者的欢迎，后者则作为国际文化名人受到知识界的关注，尤其是他对于国际形势的看法、对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支持、对日本侵略者必将失败的预言，使他在抗战爆发后声望大增，刘半农、茅盾、胡愈之、罗家伦、赵景深、萧乾、陈原等都曾对他有所介绍或评价，他去世后诸多报刊亦刊文悼念。当然，他对苏联的看法、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也遭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至于凡尔纳和威尔斯究竟谁更胜一筹，不同论者也有不同见解。

另外或可一提的是，当时的信息传播并不均衡。一方面，即便是威尔斯这样声名显赫的作家，要读到他的中译本也不容易；另一方面，在上海等地，杂志编辑可以看到较新的外文杂志，将一些最近发表的科幻小说或带有科学幻想色彩的文章及时地译成中文。例如，雨果·根斯巴克的未来预言被胡愈之译为《五十年后》并收入教材，约翰·坎贝尔有关原子能的预言、罗伯特·海因莱因关于防止核战的构想、奥拉夫·斯特普尔顿有关星际战争的思考等都得到了翻译，只是当时的中国读者甚至译者本人大概都不能预料这些文章的原作者将会成为名载科幻史册的人物。

总的来说，外国科幻作品在近现代中国的影响力要明显大过本国作品，本国科幻作品中的大多数没有引起太多讨论，但这不妨碍不断有重要人物尝试创作此类作品，以表达自己对理想未来的憧憬。

除了以上几点，本编资料中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方面，这里不再一一细述。

总之，这些资料为我们了解科幻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从中可以发现，相关的理论探索与时代的文化论题紧密交织在一起。

三

作为第一部近现代中国科幻理论资料汇编，本编的整理工作虽耗费不少精力，仍有很多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项目获批后不久，编者正式成为一名高校教师，此后只能利用工作余暇推进研究；各类数据库仍在持续增添新的资源，相关词条的检索流程难有止境，本编所收资料难免有所遗漏；受各种条件限制，编者暂未查到少量资料的原件或扫描件，只得权且从其他学者已出版的成果中转录。2022年末，编者带着这些遗憾提交了结项申请。幸运的是，项目成果“近现代中国科幻理论资料（1891—1949）”最终被鉴定为“优秀”。评审专家在对成果给予高度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完善建议，下面简要说明编者根据这些建议的要点所做的改进。

（一） 注释

近现代科幻作品多流传未广，不为人熟知，本编资料若无注释，读者确实不易了解议题的背景。但如前所述，对这一阶段中国科幻的发掘与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要凭借一己之力对本编收录的繁多资料逐一注释，已大大超出编者目前的精力限度。实际上，编者汇编这批资料的初衷正是希望引起学界注意，促成更多的调查与发现。果然如此，则近现代中国科幻诸多议题的来龙去脉便有望逐步廓清，本编亦有望在条件成熟时推出注释版。此次出版，编者仅在结项版的基础上增加了少量注释。另外，自2022年4月起，编者在《科幻世界》杂志开设的“科幻史话”专栏，即以本编资料为线索，调查相关作家、作品、期刊、事件背后那些不为今人熟知的故事，多少带有一点注释和研究的意味。

（二）“近现代”

对于1840年之后的中国文学如何分期，学界有不同见解。本编将所录的这批截至1949年的资料统称为“近现代中国科幻理论资料”，同时，以1912年为界分为上、下两编。

（三） 订补与索引

本编资料在结项版基础上订正了部分错误，补充了一些后续发现的资料，并增加了“索引”部分，以便研究者查阅。

数年来，这项编校工作成为编者的一桩心事，多亏许多师友不吝赐教、慷慨相助，本编终于得以完成，在此并致谢忱，恕不一一列出姓名。

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在近现代科幻的发表和出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在本编资料中有着清楚的体现，如今本编又在商务出版，或许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整体来看，科幻作品在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力不算浓墨重彩，但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值得学界同人们多加留意。倘本编能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帮助，是为编者之幸。

2024年6月13日

来源：商务印书馆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