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9年11月20日上午，一辆崭新的天蓝色“上海”牌轿车来到成都市龙泉驿区西河公社大龙大队，车上下来两个男子径直走入大龙大队大队长的家中，这两个人中一个是西河公社负责搞副业的革委会副主任贺前仁，他向大龙大队大队长介绍他带来的另一个身着时髦、风度翩翩的男青年道
1979年11月20日上午，一辆崭新的天蓝色“上海”牌轿车来到成都市龙泉驿区西河公社大龙大队，车上下来两个男子径直走入大龙大队大队长的家中，这两个人中一个是西河公社负责搞副业的革委会副主任贺前仁，他向大龙大队大队长介绍他带来的另一个身着时髦、风度翩翩的男青年道：“这是江芹同志，他父亲是省化工局局长，小江这次来是帮助我们打翻身仗的。”
天蓝色“上海”牌轿车
几番寒暄后，“江芹”介绍了他带来的“项目”：“省化工局决定给你们生产队投资两万元，拨一辆汽车，十四台机器，供给一切原材料来筹建一座香蕉水厂。你们只需出地盘和劳力，每年赚个十万元不成问题。”
一听每年能赚这么多钱，大龙大队大队长乐不可支，于是吩咐妻子杀猪宰羊，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将生产队中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全部请到，郑重款待省里来的客人，酒足饭饱之后又送了大量的土特产，又将人恭恭敬敬地送走。
几天后，“江芹”又带着一个自称化工局王处长的中年男人乘坐着同一辆蓝色“上海”牌轿车来到大龙大队，说是来“测量地形”，“选择建厂地址”，然而两人没有携带任何测量仪器，就这么东游西荡地转悠了几圈后，“王处长”就表示：“好了，我拿到建厂的第一手资料了！”
随后，接待规格从大队上升到公社，由西河公社党委副书记亲自出面张罗，大摆筵席，热情款待“王处长”和“江芹”，觥筹交错，推杯换盏，好不热闹，热闹了一下午，直到傍晚才尽兴而散（当时农村一天吃两顿）。
11月27日，“江芹”又乘车来到大龙大队，一下车就钻进大队长的家中，兴奋地表示：“我家老头同意了，就在这里建厂，你们先拿出一笔活动经费来，这样施工队就能入住动工了。”
大队长不敢自己擅自做主，于是给西河公社那个张罗招待“江芹”和“王处长”的副书记打了个电话请示汇报了一番，那位副书记拍板：“给！”
于是大队长立即从信用社中取出1500元的公款交给“江芹”，“江芹”接过钱后一把塞进提包，然后和大队长告别后匆匆钻进轿车中，随后轿车迅速驶离——
自此以后，日夜盼望开工的西河公社党委副书记和大龙大队大队长就再也没有见到那个“江芹”，意识到情况不对后把贺前仁找来一问，贺前仁也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于是三个人顿足捶胸，相互指责，但已经为时已晚。
……
1980年4月24日上午，“江芹”在春熙北段电讯器材商店反复拨弄和调试一台新款的日本造松下RX5010型收录机，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但好像他一时半会拿不出现钱来购买，于是他掏出记事本，记下了收录机和十四盘TDK磁带共计1377.52元的价格，又除以4，得到344.38元的商数后离开商店，钻进了“上海”牌轿车——
松下RX5010型收录机
一个小时后，轿车来到东城区某中学的校办工厂停下，“江芹”下车找到负责工厂的副校长说：“你上次托我找的白纸板我帮你找到了，市百货公司有四吨白纸板要卖，我已经帮你们联系好了！”说着就掏出记事本，翻到他记录的收录机和十四盘磁带的价格数目后一本正经地说：“每吨单价三百四十四元三角八分，四吨总计一千三百七十七元五角二分。”
该副校长已经对这个乘坐小轿车的“局长儿子”深信不疑，立即如数开具支票和学校证明，委托“江芹”帮忙提货。从学校离开后，“江芹”立即驱车赶到春熙北段电讯器材商店，用那张支票提走了那台松下RX5010型收录机和十四盘TDK-D60磁带。
TDK-D60磁带
……
1980年6月中旬，“江芹”乘坐的轿车又出现在江苏省扬州地区兴化县沙沟公社，“江芹”下车后先是信步走进一家小百货店，买了一盒牙膏，拧下瓶盖小心翼翼地放进皮夹中，而随手将牙膏本体丢进垃圾箱，然后寻路来到公社社办塑料厂，通过几天前在旅馆里邂逅的该厂采购人员谢某的引荐见到了该厂厂长。自称成都牙膏厂的采购员，来这里洽谈大宗加工订货。说着，“江芹”拿出那个牙膏盖，表示要订价值二十万元的牙膏盖，塑料厂厂长当即喜不自胜，立即和“江芹”签订了加工合同。
在“成交”后的闲谈中，“江芹”还表示还需要去沈阳一趟，不过差旅费不够。听出弦外之音的塑料厂厂长当即慷慨解囊资助了五百元。
将这位“财神爷”送走后，整个塑料厂全厂动员，停止其它一切产品的生产，改变工艺流程，加班加点地突击生产牙膏盖，然而当他们完成生产任务后却根本没等到“江芹”来提货，这时才知道上当受骗。
……
在东城区某学校意识到被骗后他们立即向成都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报警，东城分局刑侦科高度重视，立即对此事立案调查，根据受害人对“江芹”面貌特征的描述，通过明察暗访，很快查清了“江芹”的真实身份——成都牙膏厂青工蒋一斌，其父是成都某化工厂的干部。蒋一斌于1977年因为诈骗活动被东城分局收审半年，解除收审后依然不思悔改，利用一些单位特别是社队企业不择手段拉业务的急切心态，伙同社会上其他不法分子疯狂进行诈骗活动。东城分局经过侦查，除了文中提到的蒋一斌的罪行外，还查明了如下罪行和蒋一斌有关：
1980年1月，蒋一斌伙同彭县青平公社星光大队农机站采购员林少金同乘租来的小轿车去新都县新民公社十大队的木器厂，以订做五百个汽车拖斗的所需木料由蒋负责购买为诱饵，从厂方手中骗取了5490元的“手续费”。
1980年4月，蒋一斌又和林少金携带“调拨钢材”的假证明，乘坐租来的小轿车前往青白江区大同公社农具厂，谎称有单价679元/吨的盘圆钢二十吨，从该厂骗取12300元的采购款。期间农具厂采购员黄某提出要看提货单，蒋一斌却说：“要啥子提货单啊！我家老头子是局长，开个条子就行了！”
而在文中开头出现在西河公社“测量地形”的那个“化工局王处长”就是林少金。
……
经过查实的罪行总共有十七起，总案值68945.43元。
此外还查明，蒋一斌冒充“上海牙膏厂驻蓉采购员”在成都公共汽车公司出租汽车站立了户头，长期记账租车。1980年2月至4月，出租汽车站先后收到分别从龙泉驿区西河公社和彭县清平公社汇来的“预付上海牙膏厂租车费”2500元，此后出租汽车站站长将“江芹”奉为财神爷，一旦用车、随叫随到。
老照片 80年代的出租汽车站内的上海牌小轿车
但是出租汽车站里的一些驾驶员和服务员发现“江芹”大多时间用车都是载着年轻女子到处兜风、游山玩水，半年时间就耗掉了1600元车费，根本不像外地企业常驻成都的业务人员的作派——哪有这么花公家钱的？于是他们向站长反映，而站长却说：“反正人家只要给钱就开车，你们管这么多干嘛”。
1980年6月，东城分局刑侦科已经确定了蒋一斌也就是“江芹”的犯罪事实，并追查到他在出租汽车站有租车业务，于是给出租汽车站去函，要求他们冻结余款，结果站长却以“他犯不犯罪是公安局管的事情，只要给钱我们就开车”为由置若罔闻，拒绝配合。直到东城分局刑侦科正式决定抓捕蒋一斌时，特地派人前往出租汽车站，要求协助捉拿蒋一斌，站长当面答应，但事后对驾驶员布置说：“今后对‘江芹’收现款就是了，只要给现款还是给开车。”
结果导致蒋一斌于1980年6月30日再次租用该汽车站的一辆上海牌小轿车在市内游荡后载上林少金试图外逃，幸好在前往新都县的路口被设卡堵截的民警拦下才没有造成蒋一斌逃脱的严重后果。但气急败坏的东城分局刑侦科在抓获蒋一斌和林少金后也将出租汽车站的站长戴上手铐铐回了局里。
在银行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配合下，蒋一斌和林少金所骗的68945.43元中的大部分被追回，但依旧有11534.25元被两人挥霍掉了。
最终，蒋一斌因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林少金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出租车站站长因玩忽职守罪和包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外加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80年代法院开庭场面
来源：顾氏造船厂厂长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