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着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国家加紧了对全球南方的竞争与分化，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制造中国和全球南方的对立，尝试使世界格局阵营化集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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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伴随着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国家加紧了对全球南方的竞争与分化，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制造中国和全球南方的对立，尝试使世界格局阵营化集团化。
2025年8月25日，欧洲智库研究员加利普·达莱和印尼智库创始人迪诺·帕蒂·贾拉勒在《外交政策》杂志刊文，指明了全球南方不会放弃中国的原因。文章认为，当今大国竞争中，美国为首的西方视中国为对手并施压迫使全球南方国家选边站队，却因自身软实力衰落、缩减对外投入适得其反；中国则将全球南方界定为“非西方”阵营，将自身界定为全球南方的一员，并致力于将自身打造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可靠且具吸引力的选择，通过免除部分关税、推广“一带一路”等契合全球南方国家需求的行动扩大影响。虽然中国也面临部分项目存在争议、与全球南方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和全球南方担忧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霸权风险”等挑战，但全球南方国家仍然认为中国的叙事更具吸引力，不会放弃中国。
译者认为，文章依托两位跨区域智库学者的观察，较为中立地陈述了“西方施压失效—中国契合需求—全球南方自主选择”的互动逻辑，为研判大国与全球南方关系提供了事实依据；此外，文章既提及中国部分项目的争议与双方利益分歧，也直面全球南方对“霸权风险”的担忧，既破除了西方“制造对立”的叙事陷阱，也未做单向美化，这种辩证视角对理解全球南方在多极化趋势下的政策选择具有参考意义。
图源：Foreign Policy
*本文作者：
加利普·达莱（Galip Dalay），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研究所）高级顾问研究员、“当代土耳其项目”协调员、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博士研究员，同时担任中东全球事务委员会非驻会高级研究员；
迪诺·帕蒂·贾拉勒（Dino Patti Djalal），印度尼西亚外交政策共同体创始人兼主席。
大国竞争构成了当今国际政治的总体框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在全球诸多地区不断深化的参与感到不安，将中国视为必须加以对抗的系统性战略竞争对手，这与其在冷战时期对苏联影响力扩张的担忧不无相似之处。如今，遏制或平衡中国崛起的意图正塑造着西方对全球南方的战略。迫使各国选边站队已成为一种常见策略，但全球南方不会放弃与中国的合作，也不会做出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
近期的一个鲜明例证体现了这一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任何“与金砖国家的反美政策结盟”的国家都将面临额外关税。而巴西总统卢拉的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则表示，此类威胁“正加强我们与金砖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希望实现关系多元化，而非依赖单一国家”。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威胁称，如果金砖国家真的“以有意义的方式组织”，（该集团）将很快终结。图源：路透社
冷战时期全球政治与经济组织间标志性的竞争理念已不复存在，在此背景下，美国通过施压遏制中国在非西方世界影响力的做法很可能适得其反。相反，特朗普政府政策的不可预测性和对规则与规范的轻视，加之西方软实力的不断衰落，既助推了中国影响力的提升，也助力中国在话语层面将自身所属的全球南方重新界定为非西方甚至反西方的阵营。
全球南方国家多为价格接受者，而在交易世界中，中国提供的合作条件优于其他主要大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仍处于推进阶段的东南亚国家，情况尤为典型。中国作为“基建超级大国”，直接契合了全球南方的核心需求。过去十年，中国在全球南方“一带一路”倡议（BRI）项目上的投入已超1.3万亿美元，远超欧盟“全球门户”计划、美国“印太经济框架”（IPEF）及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等同类项目的投资。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所有项目均进展顺利。在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缅甸、马来西亚、肯尼亚和赞比亚等国，部分项目已出现各类问题，包括债务困境与债务陷阱争议、成本虚高、过度依赖中国劳工、管理难题、安全隐患以及国内不满。
尽管如此，中国仍能较灵活地根据东道国国情调整项目，目前正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对接，后者计划在未来50年推动非洲大陆转型。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企业向非洲大陆多国出口了大量太阳能设备，使得非洲2023年的装机容量几乎翻了一番。图源：Getty Imagies
中国将特朗普政府退出全球承诺、缩减软实力投入的做法视为机遇。今年，当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在全球多地的办事处陆续关闭时，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合同及投资总额已达1250亿美元。尽管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规模有所收缩且更具针对性，但2025年上半年仍是该倡议推出以来半年期合作活跃度最高的阶段，其中非洲与中亚地区获得的投资最多。
并且，在“收缩”这一趋势上，美国并非个例。英国、德国、法国虽未采取极端举措，但也纷纷削减对外援助预算，将资源转向国防开支，优先发展硬实力而非软实力。中国自身的软实力有限。尽管各国对中国商品可能抱有兴趣，但对中国的生活方式或文化产品的接受度较低。然而，当前中国软实力的核心来源之一，恰恰是美国“例外论”及吸引力的衰落。
因此，印度尼西亚外交政策协会与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开展的多项调查显示，如今更多东南亚民众认为本地区经济未来与中国的关联度，高于与美国或欧洲的关联度，这一结果也就并不出人意料。
第2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批入境展品经由钦州港口岸入境。图源：新华社
外交领域也呈现出类似趋势。当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议程、抨击多边机构与协议时，全球南方国家认为中国提出的“共同未来”“相互尊重”等叙事更具吸引力。中国长期致力于塑造“可靠合作伙伴”形象的努力同样收效显著：目前已与东南亚、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非洲和中东等建立了合作论坛。
借助美国及西方在道德层面的失势与物质实力的相对衰落，中国正将全球南方的地缘政治身份重新界定为“非西方”，并将自身定位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在3月7日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
“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因为我们有着反殖反霸的共同历史、发展振兴的共同使命。”
与此同时，在特朗普通过贸易战及对多国加征关税引发广泛担忧与焦虑之际，中国宣布对同其保持外交关系的53个非洲国家免除全部关税。该声明在中国外交部网站的标题为《中非维护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长沙宣言》。
《中非维护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长沙宣言》图源：中国外交部官网
中国这种叙事的目的，是从更突出地缘政治的角度构建全球南方的身份，而非延续冷战时期以经济维度为核心的界定方式。同时，它将全球南方的地缘政治身份等同于“非西方”与“反霸权”，暗含“反西方”的意味。
全球南方的许多国家将中国视为同等身份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将中国崛起视为威胁，但众多发展中国家却从中国的成功中获得启发，并希望效仿。印度尼西亚前总统佐科·维多多曾要求内阁成员学习中国的发展战略。
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对35个国家民众开展的调查显示，各国对中国影响力的看法存在分歧：高收入国家民众对中国在本国的经济影响持负面态度的比例更高，其中美国民众负面比例最高，达76%；相反，中等收入国家民众的态度更为积极，例如约三分之二的马来西亚人和尼日利亚人对此持正面看法。
皮尤研究所今年7月的报告指出，在对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南非等九个中等收入国家的调查中，58%的受访对中国投资持正面看法。图源：皮尤研究所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将全球南方建构为“非西方”阵营、并将自身定位为其核心成员的叙事与战略，并不意味着双方利益完全一致。在诸多议题上，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立场相左。典型案例便是中国在二十国集团（G20）“低收入国家债务处理共同框架”中的立场：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双边债权国，中国明确表示，除非世界银行及各区域开发银行同意减记其贷款，否则不会参与多边债务重组。
同时，中国作为美国潜在竞争对手的地位，进一步推动了多极化进程——而这正是许多中等国家及全球南方行为体眼中，实现自身全球政治能动性的必要体系条件。全球南方的许多国家（即便包括印度等与西方签署军事同盟的国家），均通过“多元结盟”或“战略对冲”的方式追求战略自主，并将多极世界视为提升自身独立性的重要途径。
全球南方国家同样担忧，明确的战略选择可能使自身卷入阵营政治，进而面临区域进一步分裂的风险。这种担忧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冷战历史，当时的两极阵营加剧了区域极化与分裂，例如1954年成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以及1955年在中东成立的巴格达条约组织（1959年伊拉克退出后更名为中央条约组织）。与北约类似，这些组织均以遏制苏联影响力与共产主义为目标，最终加剧了区域分裂。但即便在当时，多数区域国家仍拒绝接受冷战两极逻辑，不愿加入此类组织，导致这些组织的区域参与度始终有限。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秉持不选边站队的立场，既与美国、也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东盟既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开展合作，也参与了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
尽管中东地区目前面临区域内极化与对抗问题，如以伊冲突、伊朗与海湾国家的争端等，但多数区域行为体并不愿意在现有区域紧张局势之外，再叠加全球层面的对抗。美国仍是该地区首要的安全行为体，但中国已成为该地区，尤其是海湾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区域国家并不将与美国的关系视为深化对华合作的障碍：美国为海湾国家提供安全保护伞，而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同样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
沙特阿拉伯投资中国香港市场的交易所买卖基金（ETF）Albilad南方东英MSCI香港中国股票ETF在沙特证交所上市。图源：新华社
在2023年新德里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美国宣布启动“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项目。这一大型跨区域互联互通项目旨在与“一带一路”倡议竞争，以削弱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然而，区域国家认为参与这两个项目并不矛盾，它们相信，加入多个项目可降低对单一国家的依赖，同时提升自身战略灵活性。
但重要的是，全球南方并不希望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取代现有秩序。这些国家担忧，一旦中国崛起为超级大国（即便目前尚未完全成为超级大国），也难免会染上在大国中屡见不鲜的“霸权综合征”。全球南方同时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感到担忧——它是否会像美国那样，演变为一种缺乏安全感且带有保守倾向的形态。
中国通过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政策，与西方形成鲜明区别。然而，这一政策尚未在东南亚、东亚等中国战略优先区域得到考验；一旦中国在超级大国地位上获得更强安全感，即便其在全球层面倡导多极秩序，也可能试图在亚洲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单极秩序。作为大国竞争的产物，势力范围的存在可能导致国际安全环境变得更为复杂，全球南方国家在其中周旋的难度也将加大。
中国的国际叙事与美国及苏联、英国、法国、奥斯曼帝国等历史上的超级大国均不相同，这些国家都宣称自身具有“例外论”与“普世性”。
尽管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植根于具有普世话语的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但中国在政治和价值层面均拒绝普世主义。这种对普世主义的拒绝，不仅为全球政治的多极化铺平了道路，也为“多重秩序”（与势力范围相契合）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无论这种叙事在短期内具有多大吸引力，放弃普世主义、摒弃人类共同的参照标准与原则，从长远来看对全球南方并非好事。
中国始终致力于将自身打造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可靠且具吸引力的选择，而非强迫它们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与之相反，美国一方面施压全球南方国家做出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另一方面却未切实投入资源，让自身成为更优选项。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中国的叙事更具吸引力。因为它们认为，一个能提供多元选择、而非强迫选边站队的国际体系，更符合自身利益。
编译｜刘悦 IPP实习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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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周浩锴
审阅｜刘 深
终审｜刘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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