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开始从事“考古”这一有点特殊的职业至今，一晃已是20多年，经常在听和看别人对于“考古”这项工作和“考古学”这门学科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最近几年里我本人也常被别人问起这个“最大”的问题，也努力着向不同的人做自己的解答，但我相信无论谁，对此也没有一个终极、圆满的答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内干栏式长排房的复原场景
自开始从事“考古”这一有点特殊的职业至今，一晃已是20多年，经常在听和看别人对于“考古”这项工作和“考古学”这门学科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最近几年里我本人也常被别人问起这个“最大”的问题，也努力着向不同的人做自己的解答，但我相信无论谁，对此也没有一个终极、圆满的答案。尽管如此，个人的思考始终没有停止。有一天，不轻易与我联系、交流的女儿，在短信里居然也问起我这个问题，我记得给她的简单回答是：“考古”是现代人精神活动的一部分，而且主要是通过古代人类社会所遗留或影响的物品来认识人类自身的由来，是人类一种高级的本能需求。
环顾在地球上生存的所有动物，人的认识自身的需求最为突出，正因为有这一本能的驱动，才有了国内外这么多的博物馆、纪念馆、革命旧址、名人故居等现代社会设施。这一本能的生理基础就是人类有着特别善于记忆和思考的大脑，还有不断改变世界的双手。
这一本能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有了对童年的回忆、对身边旧物的依恋、对古迹、古物的探寻、收藏和交流、鉴赏、交易等心理追求和行为。它们伴随着人类的成长、发展，愈发显得复杂和流行。1000年前的中国北宋年间出现的“金石学”，正是“考古”行为初步理性化的表现。而“考古”的科学化也就是最近一、二百年的事情，而且是欧洲科学家率先展开的，并经过世界上众多考古学家的长期共同努力，才有了我们今天对于人类起源、文化传播等重大历史问题的科学认识，也使我们对于流传至今的人类祖先的无数创造、发明形成一些基本知识，考古学也才成为一门初步成熟的综合性的新兴学科。
但在考古日益科学化的今天，展现在现代人面前的远古世界依然是朦胧的、不完整的。首先是因为远古世界的绝大部分均以不同的方式埋藏于自然环境各不相同的地点；其次，它们各自形成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多则几万、几十万、甚至数百万年，少则数千、数百年；再次，形成或制作它们的材料质地也多种多样，有的如瓷器，质地非常稳定，千百年来变化极小，有的如动物肉体、皮毛、植物种子等，在通常的保存条件下，没有几年就可能消失殆尽；最后，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自古至今人类只有一个生存家园，后人往往会在有意无意间改变或损毁了先人留下的物品或痕迹。因此，经历数千、上万年还能保留到今天的古代物品，均可以说是极其幸运的历史宠儿。更进一步说，我们现代人要凭借这些仅存的时空“化石”，来拼接出历史的原貌，那真是一件十分困难且艰辛的过程。但令人欣慰的是，依然有无数的考古学者们不辞辛劳地从事着这份特殊的“差使”。
我们中国自己的考古学家，也在近100年前就开始担当起了“复原”或“重建”中国境内的人类远古历史的使命。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探寻，我们现在才可以不同程度地了解到关于“北京猿人”“周口店山顶洞人”“河姆渡遗址”“城子崖遗址”“半坡遗址”“西阴村遗址”“红山遗址”“大汶口遗址”“良渚遗址”“后岗遗址”“三星堆遗址”“殷墟遗址”“金沙遗址”“曾侯乙墓”“秦始皇兵马俑坑”“马王堆汉墓”“南越王墓”“满城汉墓”等一个个响亮名词所代表的人类故事。正是它们，代表了今天中国境内上百万年间在不同地区生存、发展的祖先履迹。
其中的河姆渡遗址，40年前偶然发现于浙江余姚姚江岸边的一个古渡口，它的发现，震惊了处在那个文化荒芜时代里的很多人，中外考古学界更是对它特别关注。1973年，学者们对河姆渡遗址进行了超规格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让一个已尘封7000年之久的地下江南古村落惊现在世人眼前，其中发掘出土的大片干栏式木构件建筑遗迹、丰富的稻谷遗存、夹炭陶器、骨器、象牙雕刻器以及其他动植物遗存等，让生活于20世纪后期的人们首次看到了7000年前长江流域史前文明的辉煌原貌，更由此改写了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传统观点，并深深地影响到了炎黄子孙的精神家园。
河姆渡遗址 1977 年发掘中木构建筑遗迹出土场景
河姆渡遗址地处浙江东部沿海，离现代海岸最近处仅30多公里，地势低下，目前地面海拔仅2米上下，埋藏于地下的远古村落大部分处在海平面以下的深度里。因此，长期被带有弱盐份的地下水浸泡的木头、骨头等有机质遗物，与空气几乎完全隔绝，这使得出土的很多文物，时隔数千年，有的依然鲜活如初。这一状况是最让身临发掘现场的所有人震惊和感慨的，犹如真的穿越了时光隧道。在当年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中，空前地汇集了全国各地的知名考古学家和自然科学多个领域的专家，最终使“河姆渡”成为中国史前考古领域的一个百科全书式的遗址。不过，虽有着独特的埋藏环境，但因为时代的工作局限，当年发掘中未能系统、定量地提取各类有机质遗存，也给我们后学者留下了继续努力的空间，将进一步“复原”河姆渡文化的历史任务推到了21世纪初叶。
2001年，几乎是与秦兵马俑发现同样的机缘，离河姆渡遗址仅7公里的田螺山遗址，在一次普通的打井过程中，最终得以初露面容。这个时候，离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已经过去了近30年。因为遗址所在地基本建设规划的需要，对田螺山也必须有一次正式的考古发掘，方能判定它的价值和命运，因此，2004年初，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田螺山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
田螺山遗址现场馆保护棚内的聚落发掘区
2004年上半年的第一次发掘，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从地下2、3米深处的饱水土层里出土了与当初河姆渡遗址类似的、保存良好的干栏式木构建筑遗迹和极为丰富的生产、生活遗存。考古队员们深感这一考古机遇的宝贵，也让当地政府领导意识到抓住河姆渡文化进一步研究、保护和宣传机遇的重要性。此后，以罕有的高效和高质量，仅仅用了1年多时间就在田螺山遗址发掘区上方建起了一座集考古发掘与研究、出土文物遗迹现场保护和展示开放于一体的4000多平方米的“考古遗址现场馆”。这一做法在当时全国的史前考古领域具有很大的创新意义，也确实为后来持续多年的发掘、研究、保护和宣传等一系列工作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极佳工作条件。
田螺山遗址自然环境
田螺山遗址发掘中文化层泥土淘洗场景
作为负责田螺山遗址考古的专业人员，我深感唯有充满内心的感恩、加上高度专业的科学精神和数年如一日的艰辛付出才与这样独特的天时、地利条件相称，因而内心里越来越坚定地升腾起这么一个愿望：把老祖先经过数千年留下来保存到今天的生命痕迹，通过我们的努力尽可能完整地展现到子孙后代面前。所以在十年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埋头仔细观察、记录各个遗迹的细节，并且不厌其烦地独创性地坚持把挖出的几乎所有文化层的泥土，全部进行过筛淘洗，提取和保存只要肉眼能够分辨的几乎所有遗物。于是，经过难以用语言描述的繁杂过程，远古江南曾经生存、奋斗过的一群先民的全景影像在我们面前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来。下面，通过我们考古人的“镜头”向大家做一次分项快进式的展示：
村落与房屋
河姆渡—田螺山人的村落，通常选择在靠近杭州湾和东海边的小山丘环绕的小块平地中间，周围往往还有一个小山包，因此居住地附近既有林木茂密、蒿草遍野、野兽出没的山丘土岗，也有游鱼成群、菱藕生长的河湖溪塘和潮起潮落的古海湾，还有芦苇丛生、稻田分布的低湿平地。
中国西南一侗族村寨景观——南方史前村落的活化石
他们的房屋，通常建造在地势高低适中的山麓水岸边，大小木材是最主要的建筑材料。早期的时候，砍伐的木材大多比较细小，直径一般在10厘米左右，建造房基时，用大量的顶端削尖的木桩并排打入地基来承重房屋的地面以上部分。这样的木构房屋虽然建造相对容易，但承重性能差，坚固性和耐久性也差。先民累积经验之后，改进和提高了砍伐技术，建造选用的木材越来越粗大，有的原木直径将近1米。而且木柱加工也更加规整、平直，横断面几乎呈正方形，边长一般在40厘米左右，埋入地基前先挖一个大土坑，向下埋大约1米。这样用成排的大柱子作为承重骨架建造的木构房屋，在规模上和坚固性方面要比之前的提高了很多。到了距今大约6000年前的更晚的阶段，河姆渡人在建造房基的过程中，普遍地使用在木柱底下铺垫多层木板来增加承重性能的方法。这一方法开创了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中柱础使用的先河。另外，一些木构件也创造性地使用了不同形态的榫卯结构技术，也对中国后世的传统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田螺山遗址早期建筑遗迹——密集排桩
田螺山遗址目前可看到的距今6000多年的木构房屋遗迹，有的明显具有长方形的单元结构，南北长约20米，东西进深约8米，从每相邻两根木柱的均匀间距来推测，居住的地板面以上应已出现分间布局。从村落范围和木柱排列密度来看，当时村落中有3～5栋长排木头房，居中的一栋在规模和用材上要明显大于左右的房屋，表明6000多年前的田螺山古村落，大致已有了日常居住房屋和村落中心礼仪大房子的功能分区现象。
由于当时村落大多是依山傍水的环境，为了生存所需要的打猎、采集、走亲访友等各种出行活动，大多采用划舟泛水的水路交通方式。田螺山发掘揭开的仅1000多平方米的村落一角竟然出土了20多件各种形态的木桨，这是当时先民主要靠水路出行的最直接证据。还有一组位于村落居住区西侧的木构遗迹，包括栅栏式木头篱笆墙，以及与之垂直相交的架设在村西小河上的独木桥和水边的多件木桨，都可以向我们后人清晰地勾勒出一个远古江南水乡典型氏族村落的田园风貌。
在村落木构房屋的附近还留下了各种日常生活遗迹和废弃物，如橡子储藏、处理坑，成堆成片的稻谷壳、碎鱼骨、鱼鳞和龟甲壳，小片的芦苇席子，大量的骨器、石器、木器、陶器碎片，还有一些零散的墓葬、几丛用于绿化或当茶喝的茶树的根部遗存，甚至还出土了不少夹杂在当时柴草和草木灰堆里的完整狗粪块。这些纷杂的遗物更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远古先民粗陋又充满天然野趣的生活气息。
用来砍伐和进一步加工大量木材的工具，简略得似乎有点让人难以相信。出土的7000多件各类器物中，仅有500多件石器，从它们的形态和硬度来看，似乎适用于木材加工，用于砍、劈、裂、刨、削、凿、刮等加工环节，也许还有骨凿用来做精细加工。从清晰保留在木构件表面的工具痕迹和一些加工实验感受来看，先民们在与我们现代人很不一样的时间观念下，运用他们熟练的加工技巧，使得当时营造木构房屋的能力和速度也许比我们想像的要强得多、快得多。从出土的一件两端带凸榫的象纹雕板来看，当时的房屋内部甚至已可能出现一些装饰艺术。
觅食和生产——采集、渔猎与稻作、饲养
“民以食为天”，这一古训最直白地点明了食物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尽管天道如此，但7000前的河姆渡—田螺山先民们食物的丰盛程度仍然让我们现代人心生惊讶和羡慕。
田螺山遗址出土骨镞
当年先民身居杭州湾南边四明山脚下，独拥山海河湖、溪滩沼泽、低丘平原之上好“风水”，同时靠着自己的辛勤劳作，就能换来“富足”的生活。从河姆渡—田螺山的深厚土层中，我们发掘到了数量惊人的动植物遗存，各类动物骨头色泽之鲜亮、质地之坚实，恍若昨日刚被丢弃，种类之多也如进入远古动物园。光是出自河姆渡遗址的动物骨头，经鉴定的所属种类多达61种，其中还有多种热带特有动物，如大象、犀牛、华南虎、红面猴等；光是鱼类就既有大量的淡水鱼，如鲫鱼、鲤鱼、黄刺鱼、黑鱼等，也有一些海洋鱼类如金枪鱼、鲨鱼、鲸鱼、石斑鱼等；还有无数梅花鹿、水鹿、麋鹿、螃蟹、龟鳖、蚌螺类的动物骨骸；更难得的是还有各种飞翔的鸟类骨骸。有了这些动物标本，让我们对这群先民的渔猎技艺有了无穷的遐想空间，出土的数千件骨箭头就可让我们的眼前幻影出众人合力围猎的刺激场景。
各种动物骨头的出土，似乎还不能让人们觉得神奇，而保存良好的无数植物遗存，如种子、果核、稻谷壳、炭化米粒甚至木屑、树叶的密集出土，让我们更加相信，河姆渡—田螺山先民的生活是那么的丰富多彩！
其中，散落在文化层泥土中的很多炭化米粒，形态几近完好，不知就里的普通参观者看到它们时常惊疑地问我，“河姆渡人居然已开始种植黑米水稻？”其实，泥土中能够保留下来六、七千年前的稻米，主要是因为它们一直被埋藏在地下水丰富的湿软土壤里，虽流失了营养，它们体内碳的成分却没有被分解掉。从骨耜（翻耕泥土的农具）、只能从显微镜下看到的包含很多“水稻硅酸体”的稻田土，以及跟稻谷收割、加工有关的骨镰、磨盘、木杵等农具可以看出，我们现代南方人生存所特别依赖的稻米，在数千年前的河姆渡人手中，也已开始有较大规模的生产。由此看来，古语中“饭稻羹鱼”、“鱼米之乡”的说法，真有着那么深厚的渊源！
另一方面，当时的河姆渡先民虽已较熟练地耕田饲养、捕鱼打猎，但上天并没有给他们永远衣食无忧的恩赐，从出土的炭化米粒和简单的耕种技术来看，当时的水稻产量还很低。此外，天灾带来的饥荒也时常会逼迫他们急切地到上山下水寻找可以充饥的物品，在田螺山遗址的土层里，我们也找到了不少他们遗留下来的，如采自山上的平时不太吃的苦涩橡子、酸枣、豆子，以及从水里采的菱角、芡实等。
总之，因为当时人口稀少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果腹并非是太难的事情，那么，穿衣保暖方面他们已达到怎样的水平了呢？
编织和衣着
在一般的的考古发掘中，要发现几千年前的衣着方面的资料，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在河姆渡遗址和田螺山遗址中，此类遗存虽然也比较少，但仍有一些相关文物出土，让我们能够大致看出河姆渡—田螺山先民可能已会熟练地纺线织布、穿针制衣，甚至可能已经开始养蚕纺丝织绸。
田螺山遗址芦苇编织物出土情形
田螺山遗址出土骨针
河姆渡遗址曾出土过用麻类植物纤维搓制的绳索，还有不少用骨头加工的多种纺织工具，如梭形器、机刀、绞纱棍、骨针等，以及雕刻有很像蚕形图案的象牙器。而在田螺山遗址中，更是出土有粗细不一的多片芦苇编织物，规整和精细程度可旁证当时人已具有较成熟的纺织技艺；细如现代钢针的带小孔骨针也从侧面证明他们似乎已开始熟练地缝衣制被。
交通和交往
在平地低湿、草木阻隔、河网密布、沟壑纵横的远古江南水乡，外出行动对河姆渡先民来说，一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然而，先民的智慧也让他们因地制宜地很早就创造、应用了木质舟楫。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8件残缺的木桨和1件很象独木舟形的捏塑小陶器。而田螺山遗址仅1000多平方米的发掘区中，就出土了近30件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木桨，其中多数比较完整，而且大部分出土于村落西侧的河岸边和独木桥两侧。因此，通过水路驾舟出行无疑是当时东南沿海地区主要的交通方式。
一项关于河姆渡—田螺山遗址石材产地的研究曾得出一个很有意义的结论：两处遗址中的磨制石器的原料很可能是先民沿着村落周围的古海湾划桨驾舟50公里从现在宁波城东南方向的一处山坡上采集来的；另外，从田螺山出土的多种海洋鱼类如鲨鱼、鲸鱼、金枪鱼、石斑鱼的骨头来看，田螺山人一定会划着大小不一的独木舟沿着海岸边经常性地进行海鱼捕捞。因此，河姆渡文化也可以说是中国史前文化中最早走向海洋、开拓海洋的一支；恰如其分的是，国内外考古界也把“河姆渡”公认为西太平洋史前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
工艺和思维
环顾史前人类的物质遗存，由于他们面对的是神奇而又充满危机的自然界，内心对于自然所具有的最大感受无疑是敬畏和感恩，同时，受制于人类社会的进化水平，先民们发挥着各自的聪明才智，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并自觉和不自觉地理解和阐释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现代人虽然继承了先民部分的智慧，但只有依赖考古的手段才可以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而河姆渡文化遗存中所表现出来的先民创造之力和心灵之声，也许是最能吸引和震撼我们的一个力量之源。
就陶器而言，河姆渡先民不仅能制作功能各异的多种容器，如釜、灶、罐、盆、豆、盘、钵、盂、碗、盉等，单单以陶釜为主的炊器，更是发展到形态空前多样的程度，如敞口釜、敛口釜、直口釜、盘口釜等，并在陶釜加三个支脚的基础上发明出了可以方便搬动的陶灶，看似这一简单的改造，却对中国南方地区后来的食物炊煮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当代广泛应用的电饭煲的结构也可以从田螺山的连釜陶灶中找到造型的渊源。大多数实用器的外表还装饰各种纹样，使得它们更加美观和富有灵气与神性，其中刻猪纹圆角方钵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件特殊陶器，尤其是用捏揉、雕刻等艺术手法制作了多种属于单纯精神诉求的陶塑品。这方面的艺术表现水平在全国同时期的所有文化类型中居于超前和突出的位置。
此外，在骨、牙、木、石、玉等其他质料的器物上，也常常展现出独到和娴熟的技艺，同时也有着以崇拜自然万物为核心的原始思维的鲜明时代特征。河姆渡出土的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蝶形器，田螺山出土的龟形刻纹陶盉、双鸟木雕神器可以直观地引导我们深入河姆渡先民们率真质朴和敬畏自然的心灵世界，由此也许还可以训示我们现代人应该少一份浮躁，多一份沉稳，果真若此，考古也才会升华成更有社会意义的学科。
是的，那家园虽然非常遥远，但依然清晰和温馨。
来源：大明湖畔看今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