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奇光梅藐：“怀旧拼图”：Z世代群体媒介化交往中的情感连接与记忆实践

摘要：蓝白色相间的单元楼铝合金窗、斑驳的深绿色教室墙裙、摆满泡泡糖的小卖部柜台……这些视觉符号配以校园下课铃或眼保健操广播等复古音效，共同编织出关于Z世代的童年梦境。2025年3月，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发起“我是年代回忆策展人”话题活动，吸引超1.3万用户参与讨论。抖

作者：杨奇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副教授）；梅藐（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8期

导读：

本研究提出以下核心问题：怀旧拼图的制作过程和传播图景反映出怎样的媒介化交往特征？作为媒介化交往形态的怀旧拼图受到哪些心理情感的驱动？又如何在Z世代数字怀旧的过程中形塑了群体的文化记忆？

一、引言：童年梦境与怀旧拼图

蓝白色相间的单元楼铝合金窗、斑驳的深绿色教室墙裙、摆满泡泡糖的小卖部柜台……这些视觉符号配以校园下课铃或眼保健操广播等复古音效，共同编织出关于Z世代的童年梦境。2025年3月，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发起“我是年代回忆策展人”话题活动，吸引超1.3万用户参与讨论。抖音平台“千禧年”话题词条播放次数突破20亿。话题参与者在评论区发出“我的童年DNA动了”“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夏天”等感慨。Z世代群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将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城镇日常生活影像进行碎片化拼贴并广泛传播的现象，被称为“怀旧拼图”（Nostalgia Puzzle），其已成为Z世代在数字空间中进行自我表达、情感慰藉与社群构建的重要媒介化交往实践。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阐释怀旧拼图现象及其意涵，本研究将其置于“媒介化交往”（mediatized interaction）的理论视域下进行考察。既往媒介化研究首先区别了“中介化”（mediation）和“媒介化”（mediatization）的概念差异，前者是指“通过媒介传递某物的行为”，强调的是传播过程在意义制造中所起到的介入作用[1]；后者则是一个更为宏大且长期的概念，弗里德里希·克罗茨（Friedrich Krotz）等学者视其为与全球化、个人化类似的社会“元过程”，意指媒介不断增大影响所带来的社会及文化机制与互动模式的改变[2]。“媒介化”意味着社会各领域运作遵循媒介的逻辑，即媒介组织在选择、建构和呈现信息时所遵循的内在规则与语法[3]。基于此，“媒介化交往”便超越了“通过媒介进行交往”的表层含义，指向一种被媒介逻辑深度塑造甚至支配的社会互动模式，人们不仅通过中介化展开交往，而且交往本身就是媒介化的过程[4]。怀旧拼图正是这种交往形态的产物，其碎片化、视觉化、强互动、易分享的内在逻辑，体现了平台媒介逻辑对记忆实践的规制作用。这种对特定历史时期日常生活视觉符号的怀旧性拼贴，已成为Z世代在社交网络上进行媒介化记忆实践的独特方式，并成为构筑该群体情感连接与文化记忆的重要途径。

现有媒介记忆研究主要关注黑胶唱片[5]、CCD相机[6]等实体物，或传统节日[7]、媒体报道框架[8]等文化活动，本研究转向社交媒体平台中的怀旧实践，立足数字怀旧理论的本土化视角，进一步揭示以怀旧拼图为代表的媒介化交往形态如何影响青年群体的记忆实践，并反思其文化意义。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核心问题：怀旧拼图的制作过程和传播图景反映出怎样的媒介化交往特征？作为媒介化交往形态的怀旧拼图受到哪些心理情感的驱动？又如何在Z世代数字怀旧的过程中形塑了群体的文化记忆？

二、怀旧拼图的媒介生成机制：碎片化拼贴与模板化传播

在媒介化交往的视域下，怀旧拼图并非一种偶然性的文化实践，而是在深度媒介化社会中，由媒介语法、平台逻辑与技术可供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数字怀旧行为。怀旧拼图的媒介语法选择、碎片化叙事风格以及模板化传播方式，共同构筑一个既能触动个体情感，又能引发普遍共鸣，还可被大规模复制和便捷模仿的符号系统。

（一）怀旧拼图的媒介语法

媒介逻辑的运作，暗示存在一种决定时间分配、项目内容选择以及语言与非语言内容选择的“媒介语法”[9]。怀旧拼图之所以能被迅速识别，源于创作者们在实践中共同遵循特定的“媒介语法”。怀旧拼图的媒介语法主要由符号系统、场景构建与色彩基调三方面构成。

其一，符号系统构成记忆的基本元素和识别标志。创作者常选择具有时代标志性的视觉元素，例如老式楼房的蓝色窗框，既映射千禧年代建筑对现代性的粗糙想象，其褪色与模糊状态又构成记忆的隐喻。除此之外，卧室的木制家具、印有牡丹图案的国民床单、罩在电视机上的蕾丝防尘罩，以及点读笔、学习机和Windows XP系统界面等，都成为高频出现的符号。这些符号所代表的物品曾是特定时期中国城镇家庭的标配，从而具备跨越地域、唤起共鸣的力量。其二，场景构建进一步将符号组织在特定的空间环境中，形成具有叙事氛围的情境。“你可以回去，但那里已经没有人了……”是Z世代怀旧作品中的高频文案。许多怀旧拼图创作者偏好构建空无一人的场景：布满灰尘的课桌、废弃的儿童公园游乐设施、拉下卷帘门的校门口小卖部等。此类场景将符号置于消逝或停滞的状态，使得符号的视觉在场与其实际功能的缺席形成对比，凸显过去作为既亲切又遥不可及的存在。其三，色彩基调的处理最终为上述符号与场景施加统一的、承载时代感的滤镜。绝大多数怀旧拼图都呈现出偏青黄色的色调。这种色调模仿老旧相纸因化学氧化而泛黄的效果，或是早期富士、柯达等彩色胶卷特有的显影风格。这种处理在视觉上为内容加上一层温暖柔和的记忆滤镜，暗示一段被理想化、被镀上金色光环的往昔。此外，高噪点、低分辨率画质和失真的光影效果也被普遍采用，其目的在于通过模拟旧有媒介的物理缺陷，营造出技术迭代后的遗存感。

这种模糊失真的美学选择与追求高清逼真的主流视觉文化形成对比，借助这套由符号系统、场景构建、色彩基调构成的媒介语法，怀旧拼图将原本个体化的怀旧情感，转化并简化为可被快速生产、识别并进行传播的标准化视觉产品。

（二）适配社交平台的碎片化叙事

作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兴起的文化实践，怀旧拼图摒弃传统怀旧叙事依赖的线性时间序列，转而采用更适配平台特性与用户消费习惯的碎片拼贴方式。2025年1月27日在抖音平台获得超过48万点赞的怀旧作品《千禧年：玛雅人说得没错，我们都被困在了千禧年》，即拼贴大量缺乏时序关联的影像片段，如童年零食包装、斑驳的墙面、漫画书、公园碰碰车等。这种叙事通过符号的快速堆叠，能在短时间内传递特定的怀旧情绪与时代主题。怀旧拼图叙事还常运用今昔对比的方式，将承载个人记忆的老照片置于当下的现实场景中进行复现拍摄，借助同场景的并置或切换，直观地可视化呈现时间流逝所带来的物质与空间变迁。

媒介技术的革新重塑着人类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网络信息的增长造就了用户“过度注意”（hyper attention)式的观看，表现为主体焦点在多任务间跳转、偏好多重流动信息、追求刺激性信息[10]。怀旧拼图碎片化的叙事能迎合这种注意力生态的转变，在短时间释放高密度的符号刺激，高效捕获用户的注意力，提供即时且易得的情感代偿体验。这些特质使其成为当前媒介环境下迎合注意力经济的产物。

（三）激发社交参与的模板化传播

怀旧拼图得以广泛传播的关键，在于平台提供的模板化生产工具极大地降低了创作门槛，推动普通用户在媒介化交往中参与怀旧实践。例如，美图秀秀、醒图等图片编辑软件提供“复古港风”“千禧CCD”等预设滤镜。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的“一键生成”模板则预制整套转场、滤镜、特效和背景音乐。用户仅需上传素材即可轻松套用，快速产出符合怀旧风格的作品。模板化生产推动形成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所指出的“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图景。该模式降低艺术表达与符号生产的门槛，为个人创作和分享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促成怀旧记忆实践从个体私域向公共展演的转变[11]。同时，模板化的参与具有模因式（memetic）的传播特质。一个流行的“怀旧拼图”模板如同成功的文化基因，通过用户的持续复制与微调能在网络中快速扩散[12]。

然而，在平台驱动的媒介化交往中，这种看似自由的参与，很大程度上受到平台预设的拼图模板的限制。模板提供一套固定的叙事框架和美学效果，在唤起和促成基于图片分享的媒介化社交的同时，也导致怀旧表达的标准化和模式化。其结果是，经由媒介化的独特个人记忆，往往呈现出同质化的交往形态。从这个角度看，模板的功能类似于一种阿尔都塞式的“召唤”(interpolation），它向用户发出邀请：“你也可以拥有这样的怀旧视频”[13]，当用户接受邀请并使用模板时，便无意识地参与到平台设定的媒介化交往模式中，认同并再生产了其预设的怀旧语法与情感结构。

因此，平台虽然在形式上赋予了个体参与媒介化交往的表达工具，但也通过技术与商业逻辑，将这种交往实践引导至可控、可预测且服务于平台价值利益的轨道上来。具体而言，技术逻辑表现在平台通过对用户怀旧拼贴行文数据的实时采集与反馈，不断优化和迭代适用于平台传播的拼图模版，并基于模板化的包装提升怀旧叙事的曝光优先级。通常情况下，内容创作者一方面倾向于制作原创性和个性化的怀旧拼贴影像，但另一方面也在流量导向的驱使下积极采纳平台提供的标准化拼图模版。在商业逻辑层面，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给用户提供标准化的拼图模版可以降低广告投放和植入的成本，例如，不同品牌方可以在相对固定的模版位置批量化呈现广告，同时也可针对相似的怀旧主题模版更为精准地开展场景化营销活动，最终将用户基于怀旧拼图的媒介化交往行为转化为商业价值。

三、情感连接：媒介化交往的心理动因

怀旧拼图行为的出现精准回应了Z世代在当代社会中的心理需求，而这一回应得以实现并产生广泛社会效应的关键在于驱动媒介化交往的情感动机。以怀旧拼图为代表的媒介化交往形态不仅为身处流动状态的个体提供情感慰藉的空间，更将原本孤立的个体情感体验，有效地转化并聚合为构建社群、形成情感连接的社会性力量，最终促成“情感共同体”的生成。

（一）作为个体情感疗愈策略的媒介化交往

对于身处社会转型期的Z世代而言，全球性现代困境与本土发展带来的体验相互叠加，形成了独特的情感结构。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以“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概念描述当代社会特征：传统的职业、邻里关系、身份等稳固结构不断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生存状态，个体在这种流动中不断自我重塑，常伴有无所适从与焦虑的感觉[14]。一方面，作为数字原住民，Z世代亲历了互联网对社会关系的深度重构，深陷数字化生存衍生的社交疏离感与内卷化的学业职场竞争之中，焦虑构成Z世代的普遍情绪[15]。另一方面，Z世代童年时期恰逢中国加入WTO后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相对平稳、物质生活显著改善的阶段，构成一段被赋予特殊意义的相对稳固的时光。强烈的今昔代际体验反差使得怀旧超越了单纯的情感追忆，演变为在媒介化交往中应对焦虑的心理防御机制与情感调节策略。

怀旧拼图构建的人际关系紧密、生活节奏舒缓、未来充满希望的童年图景，为Z世代提供了理想化的“情感避难所”，使其得以在符号层面短暂地模拟并占有一种稳定的生存状态。伴随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传统的“熟人社会”带来的安全感与归属感被高度城市化下的“陌生人社会”中的知识交流与商业活动所抵消，Z世代普遍内化着一种孤独感[16]。这种情感结构在怀旧拼图的审美表达中获得外化，空旷的场景、静谧的氛围、循环单调的音效……共同构成一套关于孤独的美学体系。孤独本身被赋予审美价值，成为在媒介化空间中被集体承认和消费的情感状态。相较于西方青年亚文化中常见的虚无或反叛姿态，中国Z世代的怀旧呈现出建设性的回望状态，其目的在于暂时抽离现实压力，借助媒介化交往的技术与符号，在虚拟社群的情感共振中汲取力量，并最终在既定社会框架内寻求个体意义与价值。其核心并非逃避或对抗，而是寻求社会融入与自我精神疗愈的路径。

（二）作为群体情感连接路径的媒介化交往

怀旧情感原本是个体内在的心理体验，其升华为显著文化风潮的关键在于媒介化交往促成分享、放大与连接，聚合孤立的个体为活跃的“情感共同体”。首先，情感意见领袖（KOL）扮演着“记忆代理人”的关键角色。在小红书、抖音等平台上，活跃着一批专注于生成怀旧内容的头部博主。他们发掘和整理怀旧主题，例如策划“盘点00后童年停产零食”“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台湾偶像剧”“挑战一秒听出童年动画片BGM”等系列内容。凭借专业内容策划力与强大粉丝动员力，这些KOL为大众怀旧情绪设置议程，并提供丰富的符号化讨论素材。作为记忆的代理人，他们将零散的怀旧元素组织为易于消费的文化产品。其次，用户间的横向互动形成记忆增补的核心机制。KOL抛出怀旧话题引发集体回忆，普通用户通过评论区或弹幕补充细节和修正信息，对内容进行二次创作来分享个人故事。这类互动不仅反哺KOL为其提供创作灵感，也向平台算法昭示该主题的流量潜力，激励算法推荐更多同类内容。最终，情感连接实现线上虚拟社群至线下实体空间的跨媒介延伸。

线上怀旧热潮催生“怀旧消费”，长沙、成都等地涌现以千禧年美学为基调的复古市集与零食店，吸引年轻人打卡。千禧年（Y2K）穿搭、妆容、配饰，如亮片、低腰裤、果冻质感饰品、蝴蝶元素成为怀旧情怀的具身化表达，这不仅为线上情感连接在物理世界锚定具象化载体，还通过共享的审美表达与消费行为，在现实中加深了社群成员的身份认同感。以怀旧拼图为代表的媒介化交往形态不仅是情感连接驱动的产物，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情感的传递，其将潜藏于个体的、无形的、私密的感受，转化为外显的、可连接的、具有社会组织功能的公共资源。

四、记忆形塑：基于媒介化交往的数字怀旧新范式

媒介化交往不仅促进了情感联结，还重塑了记忆与认同的构建过程。在怀旧拼图的实践中，Z世代的私人记忆被整合为代际的集体记忆，其群体认同在仪式化的展演中得以强化。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看似个人化的怀旧实践，在深层结构上与国家发展的宏大叙事产生了共鸣，最终催生一种以流动性、参与性和连接性为特征的数字怀旧新范式。

（一）从私人情感到集体记忆的塑造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是指对过去事物形成的一种群体共同表征，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其开创的集体记忆理论中指出，正像人们可以同时是许多群体的成员一样，对同一事实的记忆也可以被置于多个框架之中，而这些框架是不同的集体记忆的产物[17]。在当代媒介化交往语境下，以抖音、小红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正扮演着哈布瓦赫所描述的“社会框架”在数字语境下的新角色。一张用户随手拍摄的童年雪糕照片拼图，作为孤立的记忆节点，其意义是潜在且个体化的。当该节点被带上“00后童年回忆”等平台话题时，标签的聚合功能使其进入公共视野，评论区涌现的“我也吃过！”“我们那儿卖五毛钱！”等回应激活了该私人记忆的集体维度。在算法推荐的作用下，该记忆节点获得可见性，并与平台上流通的相似节点如老式电视机雪花屏、磨损磁带封面、像素风QQ秀、火星文日志截图产生连接，共同构成怀旧图景。

通过这种在特定平台框架内进行的、由标签引导、评论互动深化、算法赋能的持续过程，原本离散的个体记忆节点被系统地识别、筛选、连接、整合与增补，最终沉淀为具有鲜明代际标识的Z世代集体记忆。对于Z世代而言，这些千禧年代的文化符号成为他们区别于其他代际群体的独特文化资本，通过对这些符号的运用、解读与共鸣，他们构建起清晰的代际边界，从而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锚定属于自己一代人的文化归属感。

（二）从微观记忆到代际认同的形成

怀旧拼图在构建代际认同的同时，其文化实践亦可延伸至更宏大的社会认同层面。表面上，这些聚焦日常生活的微观元素，如一包辣条、一间教室、一部动画片，拼图内容呈现出去政治化特征。然而，这些微观记忆所指代的时代背景为20世纪末期至21世纪初期的中国，本身蕴含深刻的社会意义。该阶段正值改革开放持续深化、经济高速发展、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历史进程。Z世代对那个舒适安定、充满新奇消费品的童年时代的怀旧，客观上构成了对国家发展成就的一种微观印证。这种源于个人生活史、带有温暖情感色彩的记忆，与官方倡导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富强、民生改善的宏大叙事形成同构关系[18]。这种潜在关联的建构机制的核心，在于其自下而上的、媒介化的特性——它并非依赖官方说教式的宏大叙事灌输，而是根植个体真实可感的个人记忆与情感体验。

怀旧所激发的积极情感，被自然投射到孕育这些美好记忆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上，从而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强化青年群体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认知与认同。在此过程中，媒介化交往充当情感桥梁，将个体的生命故事与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连接。因此，怀旧拼图呈现出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辩证性，既是一种带有逃避现实色彩的亚文化表达，又是一种为主流发展叙事提供情感支撑的文化实践。这种辩证性根植于Z世代群体复杂的情感结构与媒介化交往方式之中。如前文所述，当青年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遭遇竞争压力、产生心理焦虑时，怀旧拼图成为他们情感疗愈的一种策略。与此同时，这些拼图的碎片从未脱离社会历史语境，个体化的怀旧表达通过在社交平台上以话题聚合和模版化的传播方式，也被其他代际群体（如Z世代的父母辈）用户所关注，进而又激发起上一代际的怀旧记忆和对社会发展变迁的集体感知。

（三）从怀旧拼图到数字怀旧新范式

在媒介技术深度介入并重构人类记忆机制的当代语境下，Z世代的数字怀旧实践已催生出不同于传统实体怀旧的新范式。该范式转变的本质，在于媒介化交往改变了怀旧行为的结构、过程与意义，不仅体现为怀旧客体的非物质化转向，更表现为怀旧实践中流动性、参与性与连接性的重构。怀旧内容层面，传统怀旧通常指向具体且连贯的过去，而媒介化交往中的怀旧拼图则是流动的、去语境化的，其所召唤的是被媒介技术抽离原来土壤的风格、符号与氛围。这些可流通的美学单元如同文化市场的商品，成为个体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自我展演时可随时征用的符号资源。这也解释了对千禧年缺乏成年记忆的Z世代为何热衷于“千禧年滤镜”“Y2K风格穿搭”等现象，他们怀恋的并非2000年本身，而是作为一种可流通的数字身份标签，一种适配媒介化展演的视觉风格。此类怀旧不再锚定历史根基，其核心功能是在流动的当下，完成一项基于媒介平台的身份建构任务。

形式层面，媒介化交往同样带来转变。传统意义上的怀旧依赖稳定、唯一的物质载体，如褪色照片等实体旧物，怀旧本身亦多呈现为相对私人的、指向过去的回溯行为。相比之下，怀旧拼图中的记忆载体不再固化不变，而是可参与的对象。一张老照片可被用户创作者反复编辑，配以不同的音乐，嵌入多样视频模板，并在评论与弹幕的互动加持下不断衍生新意。最后，用户上传至云端的零散旧照片，在数字空间中连接并编织出集体记忆图景。怀旧拼图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忆内容本身，更在于其所能激发与维系的、由无数个体互动共同构成的、动态延展的社会关系网络。这正是媒介化交往深刻改变记忆实践的证明——记忆不再仅仅是被动存储与指向过去的回溯，已经演变为一种在当下积极创造社会连接、维系社群纽带并共同协商意义的主动实践。

五、结论与讨论

怀旧拼图是Z世代在深度媒介化社会中进行自我表达、情感慰藉和社群构建的方式，其文化意涵不只是简单的复古潮流，更是平台技术逻辑与用户心理需求共同塑造的媒介化交往缩影。该交往实践通过媒介逻辑，将私人记忆整合为集体记忆，在强化群体认同的同时，以微观、情感化的方式与国家发展的宏大叙事相连接，催生了以流动性、参与性、连接性为特征的数字时代群体记忆与认同建构的新范式。

然而，在肯定怀旧拼图为Z世代带来真实情感慰藉与社群归属感的同时，必须对其背后的结构性力量保持批判性警惕。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与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曾批判电影、广播等大众媒介将文化产品进行“标准化”和“假个性化”生产，以迎合大众并维护现有统治秩序[19]。该逻辑在当下社交媒体平台上得以延续。在“平台资本主义”框架下，用户的怀旧情感成为可被开采的资源[20]。平台通过算法捕捉到怀旧内容的巨大流量潜力，便会大力推广此类主题，并提供各种模板和工具，鼓励用户进行内容生产。在这个过程中，用户看似在自由地表达自我，实际上却在进行着无偿的“情感劳动”[21]。真实的、发自内心的怀旧情感，被巧妙转化为可量化、预测、盈利的商品。

另外，经过算法筛选的怀旧拼图是经过高度选择和美化后的结果。用户接触到的是一个被浪漫化、扁平化、符号化的过去。这种持续的、单向度的信息灌输，极有可能导致信息茧房效应，使得Z世代对历史形成简单化、非批判性的看法[22]。当历史被简化为一组温暖的、可供消费的符号时，记忆的碎片化会阻碍Z世代对历史整体性、多面性的理解，甚至可能在无意中滋生出拒绝面对现实复杂性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

因此，面对媒介化交往的浪潮，需审视其背后塑造记忆与认同建构的技术架构、商业逻辑与文化权力。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引导Z世代在享受媒介化交往带来的便利与慰藉的同时，建立起更为全面且理性的历史观、价值观。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范畴与理论脉络研究”（批准号：2023JZDZ033）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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